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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评传 》 劉紹銘作品係列:吃馬鈴薯的日子 》
第26節:吃馬鈴薯的日子(14)
劉紹銘 Liu Shaoming
我現在的最壞打算是轉學。本來,既到了美國,申請手續不管怎樣也會比在中國時來得容易。而且,郵資也便宜。但我怕填表格的心理一樣未改;對各校所索取的十元手續費一樣捨不得付。最後盤算的結果是,選了兩所碰運氣:一是在洛杉磯的加州大學,申請念電影係;二是印第安納大學,申請讀他們著名的The school of Letters課程。讀電影是我的夙願,衹要能弄到一個免學雜費的名額,一定去;至於挑上印第安納大學的理由,可說一半是感情用事,一半是慕名而去的。所謂感情用事,無非是濟安先生1955年來美讀書時,所選的學校也是這所,所以我還未到美國時,早已聽他說及有關此學校的種種了。因此,我此刻挑印第安納大學的動機和當初挑華盛頓大學差不多,可說是心理上受了濟安先生的影響。不過即使不是因為濟安先生我也會考慮到此就讀的。這兒的The School of Letters名氣實在太大了,尤其是暑期所開的課程,其授課者差不多都是當代新批評的名傢,如拉夫(Philip Rahv)、特裏林(Lionell Trilling)、布魯剋斯(Cleanth Brooks)和沃倫(Austin Warren)等,雖然這批暑期來授課的教員大半來自外校,非印第安納本校教員。
申請書寄出去後,就聽天由命了。
一天中午,正攤開書本對着窗外發呆時,突有不速之客至,回頭一看,原來正是濟安先生。這時的欣悅之情用“大喜過望”來形容都無以表達。單憑先生這次找我時的“神出鬼沒”來看——事先又不來信通知由加州到此的日期,到後又不來電話通知何時到訪——先生真把平日自己欽佩的江湖隱俠精神(獨行獨往、來去灑脫自如)身體力行起來了。
他一屁股坐在我的床上後就問:“快考試了吧?”
我給他泡了一杯香片茶,就怪他不先來封信或來個長途電話,好讓我接機。
“咳!你知道我從來不來這套。怎樣,好久沒喝啤酒和看日本電影了吧?”
我答說啤酒常喝,日本電影倒沒看過。
“那麽我們走吧,反正今天我也做不來事,看場電影,吃頓飯,散散心,回來後讀書的情緒也許會好轉。”
我把書“啪”地蓋上,匆匆穿了衣服,就隨他出去。
先生先買了當天的報紙,又買了份西雅圖的街道圖,然後纔回到我住的地方的附近一條街道去找停車的地方(車子是租來的)。在車上,我們找到了當天演日本片的電影院的名字和街名,然後拿出鋼筆在地圖上做各種拐彎抹角的記號,最後先生說:
“喏!從這一段到那一段的路是大街,我還熟,可是一轉這個彎,我就毫無印象了。你幫我一下忙,手執地圖,替我留意街名,到哪一條街時要準備轉入哪一個角,你得預先告訴我,免得臨時張皇失措,錯入了單程路。”
先生的駕駛技術,比我平日所見到的會開車的朋友來雖仍隔了一段,但比起三個月前我在舊金山初見他時,卻有“長足進步”。現在他已能“一心二用”了,一邊開車,一邊聊天。
美國二三流戲院常有所謂double?feature(兩部電影,一張票的價錢)。另外一特色就是巡回放映,你有興趣和時間的話,可從戲院開門時進去看,看個飽,直到關門時再出來。我們因此連放映時間表也懶得看,幹脆買票入場。
那天放映的是什麽,現在倒忘得一幹二淨,衹仿佛記得兩部都是時裝片,而且有一部還是淺丘琉璃子主演的。說到日本片,又是先生給我開啓的世界。原來當年我在臺大讀書時,在情感上和許多大陸來的或南洋來的同學一樣,因身受二次世界大戰之害,看到日本人和日本製品,心中就涌起一種強烈的憎恨。這種心理當然影響到我對日本文學和藝術的欣賞。所以有一次先生問我:“最近看了什麽電影?”
“沒有,”我說,“好萊塢公式化的製品看膩了,歐洲片又少,真氣人。”
“看了《勝利者》沒有?”
“你說是什麽什麽郎主演的日本片子?”
“嗯,石原裕次郎。”
“我不想去,因為我實在還沒有打破對日本人的心理障礙。”
“這個先別講。難道你這年紀的人受日本人的禍害會比我這一代深?反正你現在沒好片看,看看《勝利者》好了。”
我看過後,服了氣,下次見面時就把感想告訴了他。
“怎樣,對吧?我們先撇開日本文學不談,即使在日常生活上,我們能逃得過日本人的影響麽?你到西門町戲院街去逛逛,就會裝滿一腦袋靡靡之音的日本音樂回來。你到中國餐館去吃飯,你躲得過日本菜或日本‘遺風’的影響麽?總之,我們這代中國人,真的不容易。翻開歷史看一看,歐美國傢中有哪些國傢善待過我們中國?19世紀俄國人曾經怎樣對我們,你是知道的,但我們能不讀俄國文學,不聽俄國音樂嗎?”
我實在無話可說。
這以後,日本文學和日本藝術我沒有接觸過,但日本影片倒看了不少,“宮本武藏”和所有黑澤明、小林正樹的片子能在臺北看得到的,都看了。對日本女明星如岸惠子、司葉子、岡田茉莉子和淺丘琉璃子等人的着迷程度,遠較少時對安白·麗芙和《劫後英雄傳》時期的伊麗莎白·泰勒為重。我想其原因大概是這樣:歐洲明星,美則美矣,然由於膚色和文化不同,我們頂多拿她們的照片回來做剪貼畫,做我們白日夢的資料而已;而日本女明星(或推而廣之,韓國、越南等受中華文化影響至深的國傢的女人),不但其膚色身材與中國女性相同,而且其生活習慣和所屬的文化也不若歐美人之離我們那麽遠,因此看起來分外有親切感。
但最大的原因,相信與個人的擇偶年齡和愛在銀幕上找尋異性對象的心理有關。像伊麗莎白·泰勒這類美國女人,對我們東方人來說,平日即使再怎麽愛做夢,也很少夢到與這類女子結為夫婦或做情人的(久居美國或歐洲的留學生或是例外)。但在我平日所見到的女同胞中,總會找到像司葉子或岸惠子那種臉形和身材的女子。雖然兩者同屬夢想,但前者距離遠,而後者距離近也。
等到看了《人間的條件》後,我對日本人的“心理障礙”漸漸解除,雖迄今對他們仍無好感。
除日本電影外,先生在臺大時還替我開啓了幾個在普通大學課程裏難以看到的世界。如武俠小說、費蒙(牛哥)的偵探間諜小說(如《情報販子》、《賭國仇城》等)。因為照先生意見,念文的人,嚴肅的書要看,娛樂性的書也得看。對一個有分析能力的人來說,衹要自己看得下去的書,都有 “滋潤腦筋”的價值。文學上本無“純文學”與“非純文學”之別;如果有,誰來給我們定界限?先生從事文學批評,既抱了這種“有容乃大”的胸襟,故常能言人所未能言或不敢言者。他把張恨水與張愛玲同列為現代中國有數的小說傢之中,僅是他有膽色的例子之一而已。
我們看完電影後,照例到中國餐館吃飯。吃飯時他問起我的近況,我據實以告,並說我已申請了印第安納大學。他覺得這主意不壞,但認為我書讀得不好的原因,是受了做侍者的心理影響,所以除非印大有助學金,否則不可輕舉妄動。當務之急,乃找一較有“白領氣味”的工作,不論在圖書館做跑腿也好,在係辦公室做打雜也好,在心理上,總較做侍者斯文些。我乃告訴他自己一來人地生疏,二來吃虧於生來是廣東人,所以想靠教國語討飯吃,也無資格。他想了許久,終自告奮勇地答應給我寫一封介紹信,介紹一位現在華大遠東語文係任教的朋
友給我,希望藉她的關係能幫我在圖書館找到一份打雜的工作。不過,他附帶說了一句:別抱太大希望。這位朋友,在北平時與先生雖說有相當交情,但一別十多年,這位朋友在美國拿到了博士學位,而今可說得上是打下江山了,人有沒有因此而改變實在不得而知。
第二天,我到先生的辦公室取了介紹信後,乃按地址到那位遠東語文係的女博士處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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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江蘇教育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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