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但是从杨先生的角度来说，杨先生的哭，也让人推测，是不是您心里难过，因为您也是做这一行的，而原子弹您没有参与。
杨振宁：我后来曾经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那天感情那么震荡，是因为民族的骄傲的感情，还是因为邓稼先是我的朋友而我特别震荡。我想这两个都有，我想非常复杂的真正触及灵魂的一些感受，很少是单纯的，正因为好几个东西纠缠在一起，所以才有更深的感受。
回到美国去以后，我在美国很多的大学做了一些演讲，第一个演讲是在1971年9月，在Stony Brook（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就是我所在的学校，那一天完全爆满，因为当时美国对于中国是非常发生兴趣而又没有知识。那个演讲也是我一生里头感情非常丰富的一个演讲。我还记得在演讲里头，我说我在北京，住在北京饭店，住了一个礼拜，当时北京饭店很旧，是一个很大的房子，可是墙上空空如也，只挂了一副对联，这一副对联我天天看，（看了）一个礼拜，有了很深的印象。对联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所以我在石溪的演讲，就是以这副对联为最后的结束。有一些中国同学办了一个小报纸，叫做《石溪通讯》。他们把这两句话变成大标题。去年，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当时在石溪的中国同学，保存了这个，他把这个装在一个镜框里头送给我，现在挂在清华我的办公室的墙上。
（旁白：杨的生命中，李政道一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人物，从1946年开始，两个人的合作长达16年之久，并因“宇称不守恒理论”同获诺贝尔奖，永被后世学者铭记，合作关系在近代物理科学历史上相当罕见。然而，从1962年以后，两个人的关系彻底决裂，这也成为国际科学界以及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王志：奥本海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最希望看到的景象是杨振宁跟李政道并肩走在普林斯顿的草坪上，但是1962年之后，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情形了。
杨振宁：这个是一个悲剧，而这个悲剧的根源非常复杂，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所能够解释的，更不是我今天应该在摄影机的面前所讨论的。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两个人身后一定会有人研究的，我想研究以后，大家中国人、外国人会得到一个结论的。
王志：我们中国有句老话“相逢一笑泯恩仇”，我相信所有中国人都希望看到你们俩和好。
杨振宁：对，这也是我现在决定，我公开地在生前不再在这方面讨论这个问题的道理，是因为大家很显然、很自然地都希望我们和好，可是我们没法再和好，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最好的就是不再讨论。
王志：是合作出现问题？但是杨先生的经历不是这样。
杨振宁：你知道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个里头有戏剧性的、做人方面的差异，有性格方面的差异，不是这么简单的。我想我现在的决定是对的，就是这个事情我不要再公开讨论。
（旁白：虽然众说纷纭，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分手原因始终是迷雾一团。值得回味的是，两个人在各自的物理学研究中，都有过多次与他人合作的经历。除了与李政道合作的“宇称不守恒理论”之外，杨振宁、丰大成就中的另外两项：“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和“杨—巴克斯特方程”，也都是与人分享。但是，却没有重蹈杨李之争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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