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评传 》 我是劉心武   》 第26節：我與“新時期文學”(2)      劉心武 Liu Xinwu

　　我記得，《十月》很快就决定嚮尚未獲得改正的1957年的受害者組稿。我去過不足八平方米 的從維熙傢裏，他每晚要同他的老母親和他好早已長得比他高的兒子合睡一張破舊的大床。 頭一回我沒有見到他，但從他傢出來後在電車上我遇到了一位相熟的幹部。他問我忙什麽， 我告訴他剛去找過從維熙，他聽後不禁正色提醒我：“你可得註意!你到底年輕，你哪裏知 道中國的事兒——”說着他把伸出的手掌翻動了一下，並警惕地朝四周望了望。所以當我 去北池子的一個招待所拜訪王蒙時，除了編輯部和傢裏人外，事前事後我都沒對別的人說。 王蒙給我沏了一杯很濃的奶粉，加了好幾勺綿白糖。同他第一次見面就使我感受到他是一個 具有性格優勢的人，他的幽默感和自信心令我自愧弗如。我預感到，像他那樣一些真正的作 傢重返文壇以後，我僅靠《班主任》式的“說真話”恐怕就很難在文壇上支撐下去了。離開 那個招待所坐上公共汽車，我想的不是那位“好心人”翻動手掌一類的事，我想我應當把自 己潛在的文學能力(我自信我是有的，該種能力在《班主任》中不但未能發揮並受到了從外 部傳到自身的不小壓抑)盡可能地釋放出來。兩年後有一回王蒙見到我，他剛讀完我新發表 的一個短篇，對我說：“噫，你發揮得不錯嘛!”我知道他話裏有話。
　　大約是在1978年春天，《文學評論》為《班主任》專門召開了一次座談會。在那次會上我頭 一回見到了許多文學界的前輩和名人，他們熱情地支持《班主任》，後來《人民日報》發表 了篇幅很大的評論員文章，對《班主任》、盧新華的《傷痕》和王亞平的《神聖的使命》等 一大批“傷痕文學”所構成的文學現象予以了肯定，這應當算是“官方”的聲音。正如海外 有的研究這十年中國文學的人士所指出的，當時面對中國從沙漠上重新抽葉的文學，中國的 “官方”、中國的文學界、中國的民衆，達到了一種非常難得的互相肯定互相扶持的“共度 蜜月”的狀態，這是1949年以來罕見的現象。因此，倘若像我這樣的作傢，硬要把自己知名 度的崛起說成完完全全是群衆所賜，便太矯情了。1988年5月，我同詩人芒剋 同往法國的聖納澤爾市，當地的《西部法蘭西報》和當地電視臺在介紹我們兩個人時，特別指出我是“ 製內作傢”，意思就是說我是同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致力於改革和開放的“官方”合作的 作傢。當然，他們有時候說“體製外作傢”，也並不是說那作傢就是反“官方”的，更多的 意思是指作傢本人並未被“官方”承認。
　　也許是我的內在氣質使然，我始終不能完全擺脫社會現實和我所屬於的民族或者說種族的影 響。儘管在此前多年的文學跋涉中，我越來越樂於接受各種不同美學前提下的多元文學共存 的局面，即使是對最極端的文學象牙塔，我也尊重他們的存在。我是在1983年加入中國共産 黨的，我之所以加入，的的確確是我寄民族振興的希望於中國共産黨所進行的並包括它自身 的改革和開放。我現在越來越懂得文學有它獨立不羈的超越於政治經濟之上的本性，我絶不 把我的文學活動完全消融到我的政治情緒之中，但我至少在目前還不想退入到一所象牙塔裏去。
　　我對改革、開放所懷的熱情，多次受到傷害，這當然不可能不影響到我的創作，但可以肯定 地說，就我個人的政治熱情而言，這些傷害的效果是負面的，就我個人的文學事業而言，這 些傷害的效果卻是正面居多。因為我從每一次舐去傷痕的血絲中，都增加一層對我們民族、 對我所處的現實社會、對籠罩於當代中國的人文環境、對人性、對個人與命運宇宙的神秘關 係諸多方面的認識與體驗。
　　《班主任》出來以後，我收到無數的讀者來信，另一個短篇《愛情的位置》出來以後，我收 到的讀者來信增至七千餘封，99%以上是支持我鼓勵我的。但就在那時，有一封寄自廣州的 信因為寫錯了地址，誤投到了某一單位，並被拆閱了。信是兩姊妹寫的，她們自稱都是在“ 文革”的“清理階級隊伍”階段光榮入黨的，作為共産黨員，她們不能容忍我那《班主任》 的寫法。她們認為被我極溫和地批評了的那個團支部書記謝慧敏的形象，是對共青團員的歪 麯和誣衊，她們認為像《班主任》那樣暴露社會的陰暗面，衹能令海內外的敵人拍手稱快。 可惜她們那封信沒有留存下來，我轉述得遠比她們冷靜，她們當時似乎使用了更為嚴厲的語 氣並上到了更高的“綱綫”上。本來即使像她們這樣的批評，作為一個作者也是完全可以傾聽的，但偏偏那時香港一傢雜志刊出一篇未經我審閱過的訪問記。在那個訪問記裏我明顯地 否定着“文化大革命”，並且接受了“新寫實主義”的提法，因而，有的人就主張把那封“ 兩個共産黨員的來信”和香港雜志上我的有關“言論”合併為一份“內部簡報”，上報和分 發。幸虧一位好心的前輩，把這個可能出現的情況告知了我。當時我非常激動，也非常震驚 。許多年過去，如今有些人可能因為種種原因不記得那時的情形了，有許多年輕的朋友當時 尚小，不可能清楚。不知有多少人還能夠記得，陳衝走上銀幕的第一部影片是謝晉執導的《 青春》(而不是後來那部使她和劉曉慶成為明星的《小花》)。《青春》是一部非常古怪的影 片，那部影片不消說是否定“四人幫”的，但卻非常熱情地歌頌“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 陳衝所扮演的那位聽覺失聰的女主人公，在影片中通過“徒步大串聯”終於來到了北京城， 並同其他的“紅衛兵戰士”激動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檢閱，影片中有大段毛主席揮手(利用的 紀錄片鏡頭)和陳衝等飾演的“紅衛兵”熱淚縱橫的場景。這就說明，並不是“四人幫”一 倒臺“文化大革命”就遭到徹底否定。要不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聯繫着對毛澤東同 志以往的指示是否必須采取“兩個凡是”，即一概不能否定並仍應執行的態度，在1978年及 那以後一段時間裏，成為了最敏感的政治問題。我當然不情願，並且自己覺得也不應該成為 政治上錯誤的典型，因為那份簡報如果編成，就連我同意訪問者“新寫實主義”的提法，也 要成為反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背離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一例。後來由於我的反對和 一兩位老同志的明智，這份簡報沒有編發。今天想來，這份簡報就是編發了也算不得什麽， 但在當時，這一事態的出現使我傷心地懂得，在當時的運轉機製裏，不僅我收到的幾千封支 持鼓勵的讀者來信沒有什麽分量，就是《人民日報》上發表過的肯定性文章，也並不一定作 數，衹要有份編得“精彩”的“簡報”或“內參”(甚至無需造謠)，就足可使一個人的命運 逆轉。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就矢志要為改變這種不良的機製而努力，並自覺地投身於關 於政治公開化，增進透明度的體製改革潮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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