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伍三年，其他许多人早就是共产党员了，可甄颖影连团都入不了。1973年的春节，她给我来过一信，信上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老找我的碴儿，都是鸡毛蒜皮，我的一举一动后面都有眼睛盯着。因此我有一点小事处理不当，马上就传得全院都知道，直接影响入团、提干，比如衣服泡在盆里没有洗。我被抓了典型以后，天天挨批，大会小会都点我的名，搞得我大脑十分紧张。算啦，不费这个脑筋了，最近传说京津唐一带有地震，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震死了，省得罗嗦。不过今天是大年初一，好像不该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一个曾经那么阳光灿烂的女孩儿，几年的工夫竟变得如此消沉。她那么单纯，竟不能为环境所吸纳。然而，她的生命正因为沉重才有分量，医院的主要领导和她的科主任又非常赏识她，每年都有一种声音嚷嚷着要叫她复员，可每年她都走不了。批评她很容易，好像谁都可以对她说三道四。要表扬她可就难了，医院里因她的业绩突出要给个嘉奖，头头们竟会为此而争论起来，争一次不行就再争，最后她还是得到了这个嘉奖，可就是不让她痛快。
到她超期服役的第三个年头上，共青团终于加入了，提拔干部的命令也下来了，尚未公布她就接到家里电报，父亲病倒，希望她能回去一趟。正好还有探亲假没用，部队便批准她立刻起身。我在天津站接她，然后带她到劝业场买了些带给父母的东西，随即又赶到北京，买了当晚11时由北京发往乌鲁木齐的车票。
这是1976年的7月中旬，限令她归队的时间是7月29日。
她以往回新疆探亲都是坐火车，光在路上来回就需要一个星期。这次她的父母为了让她在家里多呆两天——实实在在的就是两天，自己花钱为她买了26号下午的飞机票。她当天晚上到天津，住在部队的一个招待所。第二天上午，也就是27号，抱着一个哈蜜瓜到我家来，那时的哈蜜瓜还是新鲜物，我儿子兴高采烈地又喊她姐姐。颖影就继续纠正他，小孩子管解放军要叫叔叔，跟叔叔平辈的是姑姑，哪有管解放军叫哥哥姐姐的？儿子的理由很简单，你那么小怎么能当姑姑？因为他的姑姑年纪都很大。吃过中饭她就要回唐山，我说你的归队时间不是29号吗？我是老兵，对部队的规矩很清楚，她只要在29号晚点名之前归队就行。
她说自己现在的压力很大，父母之所以给她买了26号的机票，而不是27或28的，就是同意她提前一天回到医院，28号休整一下，29号一早就上班。我纠正她说，这不是提前一天，而是提前了两天。但没有再详细问她哪来那么大的压力，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的神经这么紧张？这个话题太沉重了，一谈开来免不了要发牢骚，而多年来我跟她的交往一直都很谨慎，怕自己身上消极的东西影响了她。何况我当时的日子也很难过，1976年初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正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实际上我也真没有太多的心思管她的事，就直接送她去天津站，为她买了当天下午到唐山的车票。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Previous Chapter Next Chap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