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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 》 文字不是東西 Text is not something 》
第26節:董橋的散文(2)
劉紹銘 Liu Shaoming
蔣蕓近作的題目“好的男人都悶”先聲奪人。她心目中這種“悶男人”準是言談思想正確,開口不離message,令人聽了嘴裏淡出鳥來。說《薫香記》是上品,不是因其言在意外的 message,而是因為文字本身。燈下夜讀,那遺世獨立,“眼神帶着一絲幽怨,嘴角邊似笑非笑,後頸上一條水紅絲巾將長發鬆鬆綰了起來,還有幾綹則散在胸前,烏溜溜越發顯得一身靈氣”的少女,依樣躍然紙上。董生為文,最足視做其“個性之延續”者,是《繆姑太的扇子》這類神遊古人、浮沉典籍的小品。開首一段,已夠銷魂—— 古玩發人幽思,也常惹人豔想。好古之士未必身沾風流之事,萬一遇到薛濤彩筆、飛燕玉印,肯定難禁風流之心。葉遐庵在北平得到黃莘田桃花凍石章,有莘田題句云:“十硯齋頭最可人,年來藉此伴閑身;摩挲每上蔥尖手,麗澤更加一倍新。”葉先生看了不禁“神往”,說:“不知所謂‘蔥尖手’,是指金櫻否也?”黃莘田是康雍年間的縣太爺,千金買硯,築十硯軒,珍藏平生心愛的絶品;千金買婢,婢名金櫻,必然也是動人的絶色,連遐翁都忍不住遙想她的玉手了。睹物思人,這大概是所有沉迷於古玩的情癡的通“病”。董生也不例外。前面引的一段話,僅是“過場”。他現身說法的經驗,纔教人叫絶。事緣——去年深秋,古董鋪大雅齋的老先生讓我欣賞一把繆嘉蕙送給慈禧太後的玳瑁折扇。扇骨一邊刻鳥篆“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下款是“光緒甲辰妾繆嘉蕙恭雋”。雞皮鶴發的慈禧,非思古之幽情的對象。董生對行書寫得挺秀的嘉蕙倒有興趣,乃在《清稗類鈔》查得,“她字素筠,雲南昆明人,嫁同邑陳氏,隨夫宦蜀,夫死子幼,以彈琴賣畫為活”。光緒中葉,老佛爺雅興大發,習書繪畫,“又作擘窠大字以賜大臣,很想得一二代筆婦人”。 嘉蕙應試獲用,從此“參承禁闥,入陪清宴,出待宸遊”。花樣年華就這樣在主子寢宮偏東的小室中消磨殆盡了。這樣一個通書史、善篆隸、蕙質蘭心的小女子,孀居獨處,難免惹人遐思。董生自《清稗類鈔》得知,慈禧有在雨中散步的雅興,“若非大雨,輒不張傘”。董生燈下“掩捲閉目,仿佛看到了清麗的繆嘉蕙在雨中園林步着老佛爺踩過的泥濘,款款走回儲秀宮,淋得滿身都濕了”。佳人變了落湯雞,董生一念柔情,趕忙跑到大雅齋,價錢也不問就把老先生藏的那把扇子買了下來。那天晚上,董生接着翻《清稗類鈔》,就在上次過目後的下一頁看到: 滇中繆素筠女士以代孝欽作畫,供奉宮中,軀肥而矮。孝欽嘗覓得了大號鳳冠一項及玉帶蟒袍之類,命着之,侍立於旁以為笑樂。煮鶴焚琴,莫此為甚。作者一落筆就引出薛濤、飛燕這類“弱不勝其體”的尤物,盤踞了我們的想象空間。繆姑太挺秀的行書,要用放大鏡纔看得出來。怎麽想得到,這竟出自“軀肥而矮”的婦人手筆?我們與故人約會,來者卻是個怪客。董橋真“野”,也真“無賴”。董橋的著作,我衹拿《薫香記》和《繆姑太的扇子》為例,因為我覺得這類文字吐古吞今,發潛質之幽光,最能代表他在散文領域獨樹一幟的成就。這樣看董橋,是不是以偏概全?當然是。董橋因工作關係寫了不少“應景文章”,如急就出來的《“連宋配”雜想》。一來受了話題所限,不能讓他把眼前的人物當古董看待,二來為發稿時限所迫,翻字典都難有充裕時間,哪容你為“一詞之立,竟日踟躕”?因此,在文字上下功夫,不若打自己的拍子、寫自己的天空那麽揮灑自如。董橋這種“另類小品”,衹要記的是閑情,作者馬上又活起來。《書店老闆娘死了》記的是作者20年前在倫敦“閑散”的日子。他常光顧的大書店福伊爾(Foyle)的老闆娘“佛艾爾小姐經營書店的手法封建古怪;架上的書不以作者而以出版社歸類;夥計雇的多是外國人,不熟悉英國書,顧客要找名著《尤利西斯》,夥計竟說:‘他出去吃午飯了!’”這類小品,不像《“連宋配”雜想》、不像《林專員的眉毛》那樣轉眼便成明日黃花。什麽是經典之作?布魯姆說來也簡單:“經得起一讀再讀的作品就是。”夜雨秋燈,想起董橋,我會重讀《繆姑太的扇子》,重溫“好夢成空”的凄涼況味。我也會讀《書店老闆娘死了》和《時代太新太冷了》這種“另類小品”,以遣閑愁。前面說過周作人的“美文”著作,包括《談過癩》一篇。因用“典”甚僻,應加說明。周氏所引的《實報》雲: 其傳染也,飲食方面絶無關係,然男不傳男,女不傳女,必異性始傳,又必交媾始傳。設有一麻風女子交接無麻風癥之男子經過十八人以上者,該女必痊愈。周作人的小品佳構極多,但這種與“牛溲馬勃”同類的“美文”,我寧願割愛。董橋的散文,不論是看傢本領還是另類文章,總有看頭。行文“兒兒”、“們們”、“甭甭”這類詞絶少出現,人們看了可能會覺得是一種欠缺。要入神州文學廟堂,今後為文不妨在這方面添點顔色,是所厚望焉。白先勇就是這樣長大的一白先勇還年輕。雖然近年文章發表不多,但我們知道他寫作從沒中斷過。到時機成熟、他的新作發表時,想必會帶來另一回“白先勇熱”。香港地區有識之士當然知道白先勇是《臺北人》的作者。香港電臺給他出過特輯。電視節目《百萬富翁》之名亦取自他的一篇小說的題目。以文學史的眼光看,白先勇另有輝煌的一頁。他是《現代文學》的創辦人。1959年暑假,他跟臺大外文係幾個同班同學,决定籌辦一本以譯介西方現代文學和發表本土新生代作傢作品為宗旨的雜志。白先勇弄到一筆十萬元的基金(當時電影院的票價是十元)。因衹能動用利息,他衹好拿錢到一傢鐵廠去放“高利貸”。誰料雜志辦了九期,這傢公司倒掉了,十萬元的本息也全泡了湯。白先勇就是這樣長大的第二輯文字豈是東西除了為錢煩惱外,《現代文學》的這位白董事長還要身兼雜差:組稿、跑印刷廠都包在他身上。 外援來到,大傢喜出望外。於是由我集稿,拿到漢口街臺北印刷廠排版,印刷廠經理薑先生,上海人,手段圓滑,我們幾個少不更事的學生,他根本沒有放在眼裏,幾下太極拳便把我們應付過去了。《現代文學》稿子丟在印刷廠,遲遲不得上機,我天天跑去交涉,不得要領。晚上我便索性坐在印刷廠裏不走,薑先生被我纏得沒有辦法,衹好將《現代文學》印了出來。多年以後,白先勇回顧臺大四年的時光,覺得最有意義的事就是創辦了這本編輯無薪酬、作者無稿費、在財政上一直命若遊絲、卻多次死而復生的文學雜志。他倒說得對,“大概也衹有在我們這個重義輕利的中國社會,這種事情纔可能發生”。 20世紀60年代初,臺灣地區還有一本廣為文藝青年重視的雜志:《文學季刊》。黃春明的《看海的日子》、陳映真的《第一件差事》、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都是在這本刊物上發表的。《文學季刊》和《現代文學》同樣以發掘和培養文學新秀為宗旨,衹是編輯方針略有不同。前者註重創作,後者除刊登創作外,還兼顧西方文學評論和作品的譯介。《現代文學》的創刊號就是由王文興籌劃的卡夫卡特輯。當時在臺灣地區的“土秀纔”,即使聽說過卡夫卡的名字,也沒機會讀他的中譯作品。後來《現代文學》繼續了這個傳統,先後推出了喬伊斯、托馬斯·曼和福剋納等大傢的中文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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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江蘇教育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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