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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评传 》 曠世纔女魂歸何處：張愛玲傳 》
港戰中的印象(1)
餘斌 Yu Bin
張愛玲一心讀書，兩耳不聞窗外事。窗外事正多，不由分說地來影響她的命運。1942年12月，日本人進攻香港，中斷了她埋首書本的學生生活，幾年前因為歐戰，她未能如願去英國讀書，這一次她畢業後赴英國深造的計劃再次受挫。不過對她不久以後就將開始的寫作生涯而言，學業的中斷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到此時為止，張愛玲一直生活在一個與社會保持着相當距離的封閉環境中，她的人生經驗差不多全是家庭生活提供的，對更廣阔的社會生活的瞭解大多來自閱讀以及其他形式的間接體驗。戰事使她得到了一次直接與社會照面的機會，從戰爭爆發到她離港返滬，中間衹有很短的時間，而且以她的內省與疏離的傾嚮，她依然扮演着被動的角色，但是如她自己所言，這段時間裏的所見所聞對她有“切身的，劇烈的影響”。關鍵是她的“身世之感”中註入了更多非個人性的內容，她的個人經歷與一種對社會、歷史、人性的更廣大的體驗銜接了起來。如果說在開始寫作生涯之前，張愛玲已經擁有一個相當完整的經驗世界，一個穩定、成熟的人生觀，那麽可以說，港戰中的經歷為之補上了最後的，也是重要的一筆。
香港是英國人的殖民地，香港的抗戰是英國人的抗戰。開戰的消息在這裏並沒有像在內地那樣激起高漲的民族情緒。張愛玲是個冷眼的旁觀和體驗者，像她周圍的大多數人一樣，映現在她眼中的戰爭不是它的政治色彩、民族色彩，而是它的災難性質。在這個意義上，戰爭如同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
英軍的一座要塞挨着港大，日軍的飛機來轟炸，她和同學們都躲到宿舍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裏，聽着外面機關槍響着如同雨打殘荷，有說不出的惶恐和恍惚。幾天禁閉過後，港大停止了辦公，有地方可去的同學都走了，張愛玲隨了一大幫同學到防空總部去報名，領了證章參加守城工作。此舉是出於不得已，她倒不是要做志願者：學校已關門大吉，離開學校她便無處可去，吃住都無着落。可是領了證章也不見得就得了保險，戰事期間到處都亂作一團，像她這樣的防空團員衹能分到米和黃豆，沒有油，也無燃料。張愛玲原本不善自理，更未對付過這種日子，也許是無從措手，也許是懶得動手，她接連兩天什麽都沒吃，“飄飄然去上工”。
她對饑餓的體驗畢竟是膚淺的、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她體驗到了人生的安穩是何其脆弱。在災難的背景下，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確定性。她回憶圍城中的感受時這樣描述道：“……什麽都是模糊，瑟縮，靠不住。回不了傢，等回去了，傢也許已經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毀掉，錢轉眼可以成廢紙，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無牽無挂的空虛與絶望……”——仍然是一種不安全感，衹是它現在已不僅僅是建立在純粹個人遭際的基礎上，而獲得了更廣阔的視景。同時，由於戰爭帶來的破壞與一己環境中的不和諧相比更是無從捉摸、無從控製的，因此不安全感也就來得分外強烈。就在這樣的感受中，張愛玲升騰起自己關於個人命運的玄思：社會、歷史的運作有如天道無親，個人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他被撥弄於不可知力量的股掌之間，根本無從掌握自己的命運，自覺的努力、追求“註定了要被打翻的吧”？面對一己人生的沉浮變幻，人唯有茫然、惘然。
這樣的想法後來成為她下意識的一部分背景，往明確裏說，也可以講是她對人生的穩定把握的一部分。戰爭、社會性的運動等等非個人的人類行為在她皆表現為惘惘的威脅，無情地侵入個人的世界，不由分說地將個人裹挾而去。此後張愛玲還將通過自己的經歷、見聞和感受一再嚮自己印證這樣的認知。比如，1949年以後到她離開祖國大陸這段時間裏她的所見所聞所感，就肯定再次對她證明了驚天動地的變革面前，個人世界的安穩是如何難以守護。所以她的小說儘管大多不是社會性的，然而超出那些沉醉於封閉世界的渾然不覺的人物的視界之外，讀者總能隱約意識到故事後面是一個風雨飄搖的世界。不管後來她如何深化和豐富她的認知，她的這種憂患意識首先是在港戰中獲得的，在《傾城之戀》的結尾，她藉着對白流蘇命運的議論，將她在港戰中的感受直白地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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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南京大學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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