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评传 康震品李白   》 “浪漫选拔”只在传说之中(1)      康震 Kang Zhen

  那么,同在皇宫禁地,翰林待诏与翰林学士的差别究竟在哪里?才华横溢、胸怀抱负的李白为什么就不能成为翰林学士呢?
  如果我们认真翻检一下有关史料,就会发现,新旧《唐书》中没有李白担任翰林学士的记载,李白的诗文中也从未称呼自己是翰林学士。至于他的朋友如杜甫、贾至、任华、独孤及、魏颢等人在与他交往的诗文中,也没有人称他为翰林学士。中晚唐时代,几位做过翰林学士的官员,都曾专门著书整理记录有关唐翰林学士的史料,如李肇《翰林志》、元稹《承旨学士院记》、韦处厚《翰林学士记》、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等。正因为有这些资料,我们对从唐玄宗开始直至晚唐的翰林学士才有较为清晰的了解。在这些资料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李白的姓名。可见,李白从未担任过翰林学士,他担任的是翰林供奉。
  那么,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有什么区别?这得从翰林院与翰林学士院的区别说起。
  唐代的宫廷制度规定,凡是皇帝行止所到之处,要有御用文人、术士等候诏命。这些御用文士、术士并非皇帝的政治助手,而是陪侍皇帝从事文艺游赏之事。这些人当中有吟诗作赋的文词之士,有饱读典籍的经学之士,有算卦者、杂耍者、司棋者、论道者、念佛者、求仙者、书画者,吹拉弹唱,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们在翰林院里随时等候皇帝的召见,所以叫翰林待诏,也叫做翰林供奉。皇上赏月,便召唤诗文待诏写诗助兴;皇上游园,看见景色迷人,便召唤画待诏作画等等。
  有时候,皇上偶尔也会询问翰林待诏一些政治问题、民生问题,甚至要他们起草一些并不重要的一般性文书(不是诏书),但这并非他们的主要工作,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的工作与政治毫无关系,皇帝也不会将他们这个群体与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在宫廷中,他们与皇帝的关系虽较为密切,有侍奉之便,但是并没有什么政治地位,更不可能发挥较大的政治作用,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政治前途。
  诗文待诏只不过是诸多待诏中的一种,其地位比其他待诏要高一些,其中有一些表现优秀的诗文待诏,也会逐渐发展到给皇帝起草诏书,具有了政治身份,但这批人数量并不多。
  再来看翰林学士。朝廷中负责起草皇帝诏书的是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古代负责诏书起草的工作非常重要,实际上是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工作。唐玄宗即位后,随着国家行政事务的日益繁多,原本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省官员,特别是中书舍人繁忙不堪,工作效率低下。玄宗于是常常抽调朝廷其他部门中一些精通文辞、学识渊博的官员临时负责起草诏书的工作,这属于临时差遣工作,这些人常常被称为翰林供奉或翰林待诏,他们的临时办公地点就在翰林院中,与那些御用文士、术士的待诏们在一起办公,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人才与杂流并处”。
  开元二十六年,玄宗进行了一项改革,将那些专门负责起草诏书、执掌朝廷密命的翰林供奉(待诏)正式改称为翰林学士,并在原来翰林院的南面修建翰林学士院,与北面的翰林院区别开来。这个时候,翰林学士就从原来的翰林院杂班子中脱颖而出,翰林学士草诏也就由临时性的差遣逐渐成为固定的职务。这样,起草诏书的翰林学士们就在南边的翰林学士院办公,主要从事政治决策、政治顾问与起草诏书的工作。而那些陪侍皇帝娱乐游赏的翰林院待诏们还继续在翰林院里待诏,从事侍奉皇帝文化娱乐的活动。
  与翰林供奉或者翰林待诏不同,翰林学士们的权力很大,在当时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他们的出现从客观上分解了中书舍人的权力,也就是分解了宰相的权力。因为中书舍人是直接受命于宰相的,而翰林学士是直接受命于皇帝的,不从属于任何其他官僚机构。所以翰林学士又被称做天子私人,即是皇帝的私人政治秘书和政治顾问,它的设置是玄宗集中皇权的一个重要步骤。皇上要通过设立翰林学士分割宰相的权力,扩大皇权。到了唐代中期,翰林学士,特别是他们的首长翰林学士承旨,往往十之八九都是宰相的预备人选,所以被称之为“内相”,可见这个职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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