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以后，为了使委员有更多的发言机会，全体委员编成52个小组，以便大家畅所欲言。各小组讨论情况，编印简报发给各位委员，让委员们都了解各组发言的情况。委员们愤怒揭批反革命"四人帮"犯下的滔天罪行。著名演员白杨叙说所遭受的迫害，热泪纵横，痛哭失声。生理学家冯德培，专长神经生理学研究，在肌肉和神经的能力学、神经肌肉接头生理及神经和肌肉之间营养性相互关系方面的研究有其贡献，其中在肌肉放热的研究上有被称为"冯氏效应"的发现。上海解放初期，我们就相识了。多年来，他辛勤地从事神经生理学研究，成绩卓著，可是科学家也受到反革命"四人帮"的摧残，他义愤填膺，怒发冲冠，痛斥罪恶。年轻的评弹演员余红仙，转悲为喜，拍案而起，纵情高歌一曲…… 这次大会特邀委员人数多，分为三个小组，我被分配到第三小组并任组长，副组长有姜椿芳、刘尊棋、梅雨。小组会上，各位委员发言十分踊跃。我参加会议，一般很少发言。这次我也发言，内容主要是：为桑伟川平反，质问上海中级人民法院。桑伟川因为不同意"四人帮"钦定《上海的早晨》为大毒草，写了一篇文章投给《文汇报》，张春桥批示要抓住桑伟川这个例子，展开讨论，广泛深入批判《上海的早晨》和为它辩护的桑伟川，共对桑伟川连续进行290多次大型批斗会，还硬给他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被关押七年，刑期已满，却不释放。上海中级法院写信给人民文学出版社，问他们出的《上海的早晨》这本书是好书还是坏书。真是荒唐已极，关押了为《上海的早晨》辩护的桑伟川长达七年之久，还不知道这是好作品还是坏作品，把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成高级人民法院来请示。这个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为"四人帮"干了些什么勾当迫害了多少人?可想而知。我的发言，引起委员们极大的愤怒。"四人帮"控制的法院，简直是无法无天，知法犯法，是非颠倒，无恶不做!这篇发言，改写后在《文艺报》发表，听说上海中级法院看到了文章，很不满意，认为我这样指责法院的是破天荒。但他们的主子已倒，不得不释放桑伟川了。 华国锋总理向大会做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叶剑英副主席做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将修改宪法草案和全国政协章程草案，提交委员们讨论。委员发言十分踊跃，争先恐后。 特邀委员第三小组会上，前国民党政府驻泰国大使李铁铮委员发言还没有完，另一位委员就举手向我报名发言，大家一致拥护政府工作报告和修改宪法草案，提出一些修改补充的意见，被吸收到宪法条文里去了。委员们特别高兴的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光辉思想，又一次用法律形式闪耀在宪法里了。被"四人帮"辱骂或打倒的爱国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等都团结在革命统一战线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共同奋斗。工商界著名人士荣毅仁委员说："新宪法把统一战线明确提出来，目的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把消极力量化为积极力量，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好。"他表示一定在党中央领导下，继续努力，接受改造，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添砖加瓦。 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宋希濂，曾任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总司令，新疆警备区司令部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在四川峨边县被俘。1959年特赦释放，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是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我到全国政协工作后，曾和他经常接触。他在特邀第三小组会议上惭愧地说："我个人在战场上长期与共产党为敌。自1949年被俘以来，有几个没有想到：一没有想到解放军对我不杀不辱，却进行教育；二没有想到1959年党和政府把我特赦，敬爱的周总理接见我们；三没有想到1961年叫我任政协文史专员；四没有想到这次参加大会主席团。党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感激的心情不是言语文字所能表达的。这充分体现了党的政策无比英明，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无比正确。" 梁漱溟，哲学家，著作有《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20年代后期，提出"乡治"主张，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院长，抗日战争期间，曾任最高国防会议参议员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有自己一套主张和观点。在蒋家王朝崩溃前夕，他曾在报上发表《我今后的任务》一文，公然宣传他"今后的责任就是要纠正共产党的偏向"。他1950年到北京，被邀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一些会议，他发表的意见常受到别人批驳。这次在小组会上，他说"要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就不要限制民主……"许多委员对他提出批评意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没有限制的民主。 梁漱溟委员已经85岁，但在这届委员里还不是最老的。年龄最大的委员是95岁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当时，论年龄，81岁以上的委员多达一百人，真个是八十多来兮，七十不稀奇，六十小弟弟。他们精神抖擞，出席会议，踊跃发言，谁说老树不能长新芽?现在是枯木逢春，返老还童了。年老的委员焕发了革命的青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培源委员已经是76岁高龄了，他说："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科技工作者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我信心百倍。我年纪大了，要和中青年一起，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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