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即1894年10月15日，阿尔弗莱德?德莱福斯上尉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军事法庭逮捕。事情是这样的：法国军队的情报部门掌握了一桩叛卖罪行的“证据”，并通过媒体广为传播。《费加罗报》发表文章《一桩叛卖的事件》，提出推断，为逮捕“一名法国军官”张目。反犹主义的《自由言论报》甚至指出这名军官是一个犹太人，并给出了姓名。所谓“证据”，乃是泄露给德国大使馆的一份“清单”，上面开列了一些大炮的零部件。于是，军事法庭进行了秘密审判，德莱福斯被认定向外国势力提供情报，于1894年12月22日被一致判决褫夺军籍，终身流放。1895年1月18日，德莱福斯被送至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但是，德莱福斯的亲人和友好坚信这是一桩冤案，他们竭尽全力揭发参谋部的操纵者的真面目，使案件陷入无穷无尽的司法程序之中。军方以捍卫国家利益为名，蒙蔽和操纵了大批爱国的也常常是反犹的人们。在代表国家秩序的力量中，有一个人相信德莱福斯是无辜的，他就是监狱的负责人费迪南?佛齐奈蒂少校，他在《费加罗报》上发表文章说：“我凭直觉认为这名军官是无辜的。”10月24日，他对德?布瓦代福尔将军说：“我们步入了歧途，这名军官是无罪的。”他还愤怒地谴责了负责审问德莱福斯的帕蒂?德?克拉姆少校的做法：“在见到德莱福斯之前，他问我是否可以偷偷潜入他的牢房，带着一盏亮度很大的灯，朝上尉的脸上射出一股强光，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抓住他。我说不行。”佛齐奈蒂少校因在上级、同事、记者面前公开地说出了他的信念，而被解了职。宣判的当天晚上，德莱福斯上尉说：“我的唯一的罪行是生而为犹太人。”1897年7月，新到情报处任职的皮卡尔少校发现，所谓“清单”出自一个原籍匈牙利、债务缠身的埃斯特哈齐少校之手，他是那个使德莱福斯蒙受不白之冤的造假的人，参谋部不得不进行调查。1898年1月10日，军事法庭秘密开庭，传讯埃斯特哈齐，第二天，埃斯特哈齐竟被一致宣布无罪，当庭释放。左拉被激怒了，他要求公正并公开地辩论德莱福斯案件，他于1月13日在《震旦报》上发表了《我控诉！》，中间仅仅隔了两天！我在参观的时候，仿佛看见左拉躬着伟岸的身躯，伏案奋笔疾书、文不加点、一气呵成的情景，尽管那封信不是在梅塘写的！那可是一封译成中文有一万多字的文章啊！
左拉知道军方将以诽谤罪起诉他，他的公开信的结尾这样写道：“我只有一种激情，为了如此痛苦、有权得到幸福的人类的真相大白的激情。我的如火如荼的抗议不过是我灵魂的呼声。让他们把我带到重罪法庭上去吧，让调查在光天化日下进行吧！我等着。”果然，法庭没有让左拉久等，对他的起诉从2月7日就开始了，直到24日结束，进行了三个星期。左拉对他的律师说：“多为德莱福斯辩护，少为我辩护。”律师庄严地宣布：“我不相信在任何时代有案件比这个案件更深地搅动了公众的良心。”辩护经常被反德莱福斯派的鼓噪打断，乔治?克雷蒙梭最后对法官说：“该你们表明态度了，不是对我们，而是对你们。我们在你们面前接受审判。你们在历史面前接受审判。”左拉的态度极其庄重，几乎只有在反驳佩里厄将军的蛮横无理时才打破沉默，他说：“对法兰西效劳有各种方式，可以用剑也可以用笔。佩里厄将军先生也许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我也是胜利者。通过我的作品，法兰西语言被带到了全世界，这就是我的胜利！我把佩里厄将军的名字和左拉的名字传给后代，他们会选择的！”他说得没有错，后世的人们记住了左拉的名字。在他之前，夏多布里昂发出豪言壮语：“拿破仑在政治上称霸，我则在文学上称霸。”他敢于平视拿破仑，文学与政治是平等的；巴尔扎克在卧室里放了一尊拿破仑的小铜像，底座上写着：“他用剑未完成的事业，我用笔完成。”口气甚大，其狂可知。到了左拉，文学与政治、军事等的关系已经变化了，但是在“为法兰西效劳”这个崇高的目的上，文学并不输于军事。这等豪气今天已经很少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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