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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评传 》 金庸與《明報》 》
第25節：第六章 五月人潮(1)
張圭陽 Zhang Guiyang
第六章 五月人潮
金庸："金庸出身於《大公報》，自然深知你們對付異己的態度。我們决定刊登'五月人潮'的消息，金庸內心難道不怕麽？難道不想到自己安危和妻子兒女麽？"
傳媒的發展，與社會的環境變遷，有很大的關連。六十年代初期一次對香港社會有重大影響的事件，是1962年中國大陸移民大量涌入香港，使香港人口由三百二十萬增加至三百五十萬人。至於五十年代暫居香港的大陸移民，他們原本沒有長久居留香港的意圖，到了六十年代，思想狀況亦起了變化。香港政府在五十年代不為移民安排任何長遠安置計劃，也是因為政府無法確定移民是否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周永新教授的《目睹香港四十年》一書中提到："到了六十年代初，戰後來港的，已打消返回家乡的念頭。對他們來說，香港雖不是理想的地方，但遙望深圳河另一邊，大躍進後是大饑荒，親人從大陸不斷寫信來要求接濟，相比之下，香港是人間天堂。"
涌入香港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既有思傢之念，卻又礙於現實環境，不敢歸傢。他們的思念，轉化成為對中國大陸資訊的渴求。《明報》能在激烈競爭的報業環境下生存下來，並且得到發展，正是因為《明報》改變編輯方針，迎合了社會的需求。這種編輯方針的改變，是有意識地進行還是無意識地？是誰在推動這種轉變？
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也許有必要回顧一下這個時期的主要事件。1962年至1966年，國際社會動蕩不安。在許多國際事件中，中國大陸都是着愈來愈重要的角色。
中國共産黨與蘇聯共産黨在意識形態上和國際共産運動上的矛盾，從六十年代起日益尖銳。到了1962年，雙方各自公開在官方宣傳媒介上互相批評，在國際共産大主義會上也互相指責。到了1964年，中共認為中蘇共之間的矛盾，已經到了"敵我矛盾"的地步。共産國際也分成了兩大陣營，一是以蘇聯為首，包括東歐國傢在內；另一是以中國大陸為首，包括北韓及阿爾巴尼亞。其中如古巴、外蒙、北越和拉丁美洲、非洲的共産黨，都保持中立或傾嚮中國共産黨。
從1962年到1966年，地區的熱戰不斷。
1962年中，印度軍隊屢次入侵中國新疆、西藏領土。1964年馬來西亞與印尼發生軍事衝突，1965年印度與巴基斯坦邊境發生軍事衝突，而美國則日漸擴大在北越的軍事行動，高棉共軍也在搶奪政權，中南半島烽火處處。
這一連串國際事件，都引起了香港知識分子的關註，而中共與臺灣國民黨的持續鬥爭以及中國大陸的局勢，更是香港知識分子關註的焦點。
中國大陸經歷了1959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之後，在臺灣的國民黨蠢蠢欲動，成立了以蔣介石、陳誠為首的"最高五人小組"，嚮澎湖、金門一帶頻密輸送戰略物資，並且在廣東、福建兩省發動遊擊戰爭。
六十年代，中國大陸最令海外華人震驚的有兩件大事。一是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試爆原子彈，打破了美蘇認為中國大陸不可能自製核武器的論斷。中國有了自己的核彈，海外華人普遍覺得自豪，也大大提升了中國大陸在國際事務上的發言權；另一件為1966年5月16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出"五一六通知"，"吹響了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進軍號"（《人民日報》語），從此中國大陸進入了為期十年的"文化在革命"時期。
在這一連串的國際大潮當中，《明報》駕禦在浪花之上，它擺脫了草創期為小市民消閑的報格，逐步演變定型成為一份關心國事、天下事，而又批評中國大陸和香港左派的知識分子的報紙。這樣一個清晰的定位，為《明報》贏得了讀者的支持，也開始為《明報》樹立起國際聲譽。《明報》這份原本想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被左派視之為朋友的報章，此時走上了與左派决裂的道路。
促銷手法
承接着1961年、1962年大辦馬經版的努力，與賽馬有關的廣告，在1963年、1964年起相繼多起來。如以寶馬為名的寶馬長煙，就在《明報》刊登了半版廣告。其他如酒一類與香煙關係密切的廣告，也隨之而來。銀行分行的遷址啓事廣告，也在《明報》見刊。政府聘請公務員的廣告，也開始在《明報》刊登。而遠東銀行總行及分行，同意代收《明報》分類廣告，這對《明報》的經濟情況，也有很大的改善。
由於馬經版為《明報》帶來了讀者和廣告，1964年，《明報》像香港其他報刊一樣，也大辦狗經版，版位篇幅之大，可以與馬經版平分春色。為了嚮讀者推介狗經版，《明報》也常以頭版的位置，強調"本報賽狗貼士，貼中頭狗十場"。另外又舉辦猜狗遊戲，在指定的兩日賽狗日中，能猜中其中兩場賽狗的"獨贏孖寶"，便可以贏得由《明報》送出的澳門免費遊。賽狗賽馬之餘，副刊"明鏡"版還逢周五開辦"聲色之途"，嚮讀者介紹各夜總會有什麽節目。
《明報》上的小說和新聞，持續有許多大標題的風化新聞和香豔小說。如1962年12月10日預告推出，驚險鬥智香豔小說《海底裸女》，插圖中的女性亦極盡"香豔"之能事。1964年3月更刊登《花花公子》雜志的"鐵幕美人"裸照。遇上與"性"有關的新聞，《明報》也例必以極大篇幅去報道。如富商之子涉嫌與未成年吧女發生性行為，鬧上法庭。《明報》處理這件法庭新聞，把興趣全部放在吧女的處女膜上，以處女膜為題的，同一個新聞版面就出現了三次，港聞頭條的主題：
"處女膜裂痕新舊問題
林聖尼醫生認為是新痕，唐醫官則說是舊痕"
同一版另一標題：
"檢驗出處女膜裂痕如十二點鐘型"
再一個標題：
"處女膜有兩度裂痕，一作十二點狀一作九點鐘狀" （1964年5月13日）
就在《明報》沿着創辦時的小報方針，一步一步地滑嚮一份"聲色犬馬"的路嚮之際，國際局勢起了重大的變化，《明報》受了1962年5月移民潮的衝擊，還有"自由談"的設立和1964年與左派的"核子與褲子"的爭論，又迫使《明報》轉嚮了另一個方向--知識分子的報章。
1963年的《明報》，已經擺脫了財政上的窘境，平均日銷售量是五萬餘份。在7月3日由德輔道中搬到灣仔謝斐道399號，租用了地下、閣樓二、三、四層樓，每層樓面積約有一千平方尺。地下是機房，閣樓是資料室，二樓是排字房，三樓是編輯部，四樓是經理部和供員工吃飯的廚房。
《明報》1965年5月20日社評公開宣稱每年嚮香港政府繳交所得稅以萬元計。《明報》又公開嚮讀者表示，計劃發展國際通訊網，在倫敦、紐約要有自己的特約記者。《明報》還計劃增出《明報周刊》和積極籌備一份以知識分子為對象的《明報月刊》。1962年，金庸在"自由談"為一篇來稿加按語時表示："……《明報》是小報，自慚無大報資格，倘一切順利，三五年內，其能為中型報乎？"金庸的這番自許，果然在三年時間內達成了。《明報》有了自己的機房、排字房、版房，主要的生産程序不假外求。到了1964年、1965年，《明報》出紙兩張、八大版。碰上賽馬日還會增至出紙兩張半。這一切規模，都可以說得上是一份中型報紙了。而改變《明報》報格的第一件事，就是1962年5月，中國大陸移民涌入香港。
五月移民潮
1962年4月4日，一艘由廣東海豐縣偷渡到香港塔門海平洲的漁船，船身入水沉沒，船上有一傢六口，四男二女，年齡由十三至二十一歲的青年，被香港漁民救起，送抵大埔，隨即被警方悉數遣返大陸。當時香港中文報紙大肆批評香港政府處理這件事件不夠人道，不應該把年青偷渡者遣返。《星島日報》更以近半版的篇幅，標出"六逃亡者不獲人道待遇竟被解回大陸"（1962年4月7日）。香港政府為了澄清立場，安排了輔政司白嘉時在4月18日嚮立法局議員解釋港府立場。"政府對本港三百二十萬人民之福利與生計，至感關切。……為了維持目前本港民衆的生活水準，需要對移民實施限製。"這項聲明，雖然獲得美國《時代雜志》、《生活》、《紐約時報》轉載，並支持港府立場，但是香港政府期待的兩個效果，卻未能達到：一、令中國大陸官方尷尬，從而加強邊防警戒，防止大量人群涌入香港；二、使香港報界在評論遣返偷渡客時，不能衹是考慮人道立場，還要考慮經濟及現實問題。香港政府的用意至為明顯，就是希望香港傳媒在報道非法入境者新聞時，不能衹是強調人道照顧的一面，認為他們為逃避政府的管治而應留在香港，而是要考慮到香港有沒有足夠的社區、醫療設施，容納突然大量增加的外來人口。然而，香港傳媒還是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來報道移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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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湖北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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