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刘文典而言，他当下最大的愿望无非是希望大学校园能够尽量自由宽容一点，可以允许多种思想、多种声音一道存在，不能变成官场，更不能变成政治的附庸。因此在很多场合，他确实经常强调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他不太喜欢官员有事没事就往学校里跑，混个兼职教授，或者搞个什么报告。他觉得教书育人应该是教授们做的事情，当官的就应该想着怎么为大学提供独立自由的空间与尽量充裕的支持。其他的，用不着官老爷们瞎掺和。
安徽大学刚创办不久，里面有没有信仰共产主义的进步青年呢？刘文典心里清楚，肯定是有的。1928年年初，安大刚刚创办预科的时候，有一天，刘文典突然接到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的密令，大意是预科中有一位姓王的学生是共产党员，要密切加以监视。刘文典心里暗暗起惊，但仍是平静地找来这位学生，询问具体情况，当得知情况确实后，他立即动员对方迅速离校，并派遣学校工友将之送上逃亡的轮船。当天晚上，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就派了便衣特务跑到安大预科学生的宿舍里搞突击搜查，结果死活找不到这位"嫌疑分子"。询问刘文典，刘文典假装糊涂，一问三不知，此事当然也就没了下文。
刘文典如此开明的办学做派，不会不引起一些进步青年的关注。安大文学院开始招生的时候，"正值大革命失败后，流散在各地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俞昌准、刘树德、王金林、陈一煌、欧阳良劭（即欧阳惠林，后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刘复彭（即刘丹，后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都纷纷考入安徽大学"6 。他们利用安大学生这块招牌掩护自己，在学校里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趁着夜深用炭墨在学校的墙壁上书写革命标语，还经常散发、张贴一份名为《血光》的革命刊物。安大的学生晚上下自修回来后，经常一翻被褥，就能看见八开纸油印的《血光》，心里不由"咯噔"一下："原来学校里还真有共产党！"
对于这些情况，刘文典不可能一无所闻，但既然没有人站出来较真，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愿深究。作为学校的实际负责人，他颇能理解热血青年们的政治抱负，同时也替他们的安全暗自担心。1928年2月，蒋介石重新掌握党政大权，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当年10月，他又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总司令，正是踌躇满志之际，"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正在这时，刘文典遭到了奸人的举报，认为他与共产党暗通款曲。由于"事关共产"，国民党中央军委当即要求安徽省政府"虚实均应查究"。很快，安徽省督学罗良铸奉命到校彻查，声势浩大，惊动一方。刘文典心里无事，波澜不惊，仍然一如既往地正常进出学校，主持大政。
倒是一些学生被这样的谣言所震怒，主动聚合在一起，联合发表言辞激烈的书面声明："刘主任被控有共产行动，生等惊闻之下，愤慨同深。刘主任精通中西学术，而国学尤称独到，为人诚恳率真，热心教育，此次办理预科，尤见精勤剀切之忱，生等景仰靡穷，绝无控告之举。所谓宣传共产，尤属子虚，显系奸人盗名诬控。"7 时值暑假，四十七名留校补习的预科学生在联合声明上签名，为刘文典伸张清白。
尽管这些学生其实并不真正清楚刘文典有无宣传共产的举动，但他们从内心尊敬这位勤勉辛劳筹建安大的师长，更愿意用实际行动去守护他的声誉。学生们果敢的真情，让刘文典感到温暖。当初选择回到安徽办教育，最为期待的不就是培养一批敢于思考国家前途命运、敢于与强权抗衡的真正栋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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