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类 《論語》心得   》 第三部分 於丹《論語》心得之六 理想之道(3)      於丹 Yu Dan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曾皙的理想,他在大地開凍、萬物欣欣嚮榮的時節,安排一個洗滌自己、親近自然的儀式,這個儀式看起來沒有任何實用的意義,但是它卻能給內心一個安頓。這種安頓需要我們與天地合一,去敏銳地感知自然節序的變化,感知四時,感知山水,感知風月。
  這一點對於我們今人來講是特別奢侈了。在現代化的今天,反季節的事太多了:到了盛夏的時候,屋子裏有空調,涼風習習;到了寒鼕的時候,屋子裏有暖氣,溫暖如春;到了春節的時候,有大棚裏的蔬菜,擺在桌子上五顔六色……當生活的一切變得如此簡約的時候,四季走過的痕跡,在我們的心上已經變得模糊;什麽四季分明,什麽節序如流,在我們心中,已經激不起什麽反響。我們不會像曾皙那樣敏感,想到在暮春時節,讓自己去受一次心靈的陶冶,從而把自己更大的理想,堅定地放飛出去。
  理想和行動的關係,就如同引綫和風箏的關係。這個風箏能飛多遠,關鍵在於你手中的綫。而這條綫,就是你的內心願望。你的內心越淡定,越從容,你就越會捨棄那些激烈的,宏闊的,張揚的,外在的形式,而尊重安靜的,內心的聲音。這會使你走到社會角色中的時候,能夠不失去自我,能夠有擔當,能夠做到最好。
  許多人感到,《侍坐》這樣一章闡述的理想似乎不同於我們一直以來對於《論語》關於立志的判讀,不同於曾子所說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那樣的沉重。但是我們靜下來想一想,它卻是所有那些人生大道社會理想得以實現的內在基礎。一個人如果沒有內心的這種從容和對於自我的把握,在他的職業角色中,衹能任職業擺布,而不會有對這個職業的提升。
  孔子強調一個人的內心修養,决不是放棄對社會的責任,而是為了更好地為社會服務。
  在《論語》中有一段意味深長的對話。
  學生子貢去問老師:“何如斯可謂之士矣?”怎麽樣纔可以叫做“士”呢?
  我們知道,士這個階層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是那種無恆産有恆心,以天下為己任的階層,這應該是一個很崇高的名譽。
  老師告訴他說:“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孔子的意思是說,一個人做事的時候要知道什麽是禮義廉恥,也就是對自己的行為要有所約束,內心有堅定的不妥協的做人標準;同時這個人要對社會有用,就是你要為社會做事。也就是說,一個人有了內心的良好修養以後,不可以每天衹陶醉在自我世界,一定要出去為這個社會做事,你要忠於自己的使命,要做到“不辱君命”。這可不容易,因為你不知道你所要承擔的是一個什麽樣的使命啊。所以這是孔子說的“士”的最高標準。
  子貢覺得這個標準太高了,就又問,“敢問其次”?還有沒有低一些的標準啊?
  孔子回答他說:“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宗族稱贊他孝敬父母,鄉裏稱贊他恭敬尊長。你能夠從身邊做起,把你那種人倫的光芒放射出來,用這種愛的力量去得到周邊人的認可,不辱祖先,這就是次一等的“士”。
  子貢又接着問,“敢問其次”。還有沒有更下一等的呢?
  孔子說:“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說話信用誠實,行為堅定果决,這是不問是非黑白衹管自己貫徹言行的小人啊。不過,也可以勉強算作再次一等的士了。
  大傢看到這裏以後一定會瞠目結舌說,這麽高的標準纔是第三等啊?那種言必信,行必果,答應別人的事情,不管用什麽辦法,也不管會有什麽後果,也一定給你做到,就是能夠實踐自己諾言的人衹能勉強算作第三等的士。可是,“言必信,行必果”這六個字,今天有幾個人能做到啊?
  子貢可能也覺得這三個標準太高了,於是又追問了一句說,“今之從政者何如”?現在這些當政的人怎麽樣?他們算得上“士”嗎?
  結果他的老師說:“噫!鬥筲之人,何足算也?”這些器識狹小的人算得上什麽?也就是說,他們離這樣一個士的標準還太遠太遠。
  其實,“士”的這三個標準,是孔子對一個成熟的、能夠在社會職業崗位上有所擔承的人的質量描述。
  士的最高標準是“不辱君命”,這很自然會讓我們想起戰國時候趙國的藺相如。大傢看《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會註意到“完璧歸趙”這個故事。
  當年趙王得到價值連城的和氏璧,秦王想設法奪過來。於是他派使者告訴趙王說,我願意用十五座城池來換這塊璧。趙王知道秦是虎狼之國,這塊璧一旦拿到秦國就沒有辦法再拿回來。藺相如說,如果我們不去的話是自己理虧,我帶着這塊璧去,如果不能換回城池,我豁出命來也不會讓它落在秦王之手,有我在就有這塊璧在。
  等藺相如帶着和氏璧來到秦國,秦王就隨隨便便在偏殿相見,並讓大臣、美人嘻嘻哈哈地傳看這無價之寶。藺相如一看就明白了,這塊玉在這裏不受尊敬,就像趙國不受尊敬一樣,要拿回來是很難的事情。於是他就跟秦王說,大王,這塊美玉是有瑕疵的,你給我,我指給你看。等秦王把這塊璧還到他手裏,藺相如退後幾步靠在柱子上,怒發上衝冠,持璧而立,跟秦王說,你在這樣一個地方迎接這塊玉,是對寶玉、也是對趙國的不尊重。你知道我們來之前,焚香頂禮,齋戒十五天,以示對秦國的尊重。我奉玉而來,而你隨便把這塊玉傳與大臣、美人,這樣一個懈慢的態度就讓我知道,你們不是真正想要用城池來換和氏璧的。如果你真要這塊玉,你也要像我們一樣齋戒焚香十五天,而且你要先把城池劃給我們,我才能夠再把這塊玉給你。不然的話,我的頭和這塊玉現在就同時撞碎在你金殿的大柱上。秦王害怕了,趕緊答應了他的要求。
  藺相如知道秦王不會履行諾言,所以連夜讓傢人帶着這塊美玉逃回了趙國。他自己則留下來,最後跟秦王做一個交待。他對秦王說,我知道你沒有真正給我們城池之心,現在完璧已經歸趙了。
  這樣的例子在中國古代典籍中並不缺乏。在一個突變的情形下,一個人怎麽樣能夠有所擔當,其實是一個成熟的人在職業角色中所要受到的一種考評。人怎麽樣可以變得無畏,可以變得淡定而不倉惶?這需要在心中找到一個符號的寄托。這個寄托不見得是大傢共同認可的一個宏大理想,也不見得是一種權勢,金錢之類的東西。可以說,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達·芬奇密碼”,每一個人的生命鏈條中一定有他自己最在乎的東西,但凡找到這樣一個寄托,就會給你這一生找到一個依憑,會找到自己的一個內心根據地。
  在《論語》中,一切高遠的理想,都建立在樸素的起點上。我們要相信思想的力量是這個世界上最巨大的力量之一。中國知識分子所要的並不是一種物質生活的奢侈,但他們一定要心靈悠遊上的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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