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责难，罗家伦拿出客观数据统计左证。他说，"臺灣"与"台湾"，谁难谁易？是否耗费时间？一看可知。小学一年级基本字五百四十九个，十画以下仅三百三十一个；小学六年期间，用字四千零三十个，十笔以下只有一千四百七十二个，比例偏低，对学生而言太繁重。
他主张，简体字是相约俗成的习惯，是生活必需。追忆当年五四前后推动新文学革命，实赖北洋军阀不杯葛，才让国语课本迅速改为白话，因此简化书写应从取消禁用简体字的命令开始。但他澄清，并未全面强迫使用简体字。
罗家伦强调中国文字需要简化才能保存，文字简化可节省时间，才能多花力气在学术而非文字上，让新文化运动得以展开；胡适在中国语文学会座谈中也呼应，简体字是新文学运动的一部份，简则易行，对发扬文化关系重大。但背负质疑隔海唱和的大帽子、红帽子压力，罗家伦显然已无力回天。
反对者在台湾立法院集结力量，批判简字容易混淆，失去文字原有意义，甚至毁灭文化，因此全面简化只是斗争传统文字与六书原则，并未改革，必须坚决反对。由于台湾教育部开始发放罗家伦所撰《简体字运动小册》，将内部讨论可开放通用的简体字公诸于世，更引发反对派强烈不满，酝酿反弹，终于让简体字运动胎死腹中。
1956年六月七日，国民政府透过教育部公报宣示，认定中共为毁灭传统文字，所以推行拉丁化之简体字，破坏结构，混乱形声，必须急速彻底予以纠正，规定各校学生作业均应用正楷，不得写简体字，并且书写文字必须一律依传统由上而下、由右而左，不得横排或横写。此一宣示虽出自国共斗争的政治动机，却意外为中国传统文字留下最后一块生存据点，时至今日，全球华人有十余亿，使用传统文字的仅约莫港澳台的三千万人，若要申请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保护应不为过。
文坛祭酒配合国民党文艺清洁风
在国共对立的年代，罗家伦不避讳可能与中共主张呼应的风险，从语言工具观点，要求改革简化中文字体，不仅基于他的历史、文学观点，也展现五四以降，中国文化中越加稀薄的道德勇气。但半途而废，也显示罗家伦在国民党政府内远离核心的窘境。
国民党面对来自彼岸压力，以及岛内由雷震、殷海光等主导的《自由中国》杂志，透过舆论强力批判蒋介石威权统治的压力，决定由立法院长张道藩领军，发动台湾文坛的政治路线与报导内容清洗，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藉重申政治与主义的重要性，强调要建立"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
根据张道藩的理念，文学不能是单纯的休闲或美学，文艺作品必须配合整体的备战心态，所以他在1952年5月5日以台湾中华文协理事长身分，提议文艺界应配合时代需要，从事文艺复兴，"率先向大陆进攻"，让文艺界成为"反攻大陆的最前哨"。
蒋经国自担任台湾总政治部主任开始，也大力提出"让文艺到军中去"的号召，坚持发展"战斗文艺"；罗家伦则以蒋介石的国策顾问身分，兼任蒋经国主管的总政治部心理作战组召集人。另一方面，在蒋介石刻意主导下，授意张道藩、罗家伦以及"抗战、反共"作家陈纪滢、王蓝等人，发起"文化清洁运动"，从文章的创作、形式、主题上"全面净化"，掀起新一波文艺管制风潮。
尤其蒋介石着迷于提出各项理论论述，继续他在抗战前提倡的道德重整运动，面对来自中共的压力，先提出"铲除赤色的毒与黄色的害"的政治纲领，打击"媚外、媚共"等来自《自由中国》杂志、想"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加上台湾民间各种揭发社会黑暗面，盼藉小道消息冲报份业绩的报导，"陈腔滥调、蛊惑人心"，不利国民党执政、备战，因此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文化清洁运动专门研究小组"，发动各种文艺社团，扫除"赤、黄、黑"三害运动，以正"文坛歪风"。
1954年7月26日，台湾的"中国文艺协会"由陈纪滢出面，在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上为文，发起"文化清洁运动"，主张铲除各种"内幕"杂志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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