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拉获得了梅塘的安静，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但是他的创作活动却并不平静，因为他在文学批评界结怨甚多，耳根颇不清净。梅塘不仅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是腐朽的巴黎的反面，蜚短流长、政治阴谋和守旧及时尚在这里几乎没有地盘。左拉可以在这里创造一种崭新的、科学的、严谨的艺术。他在中学时代即开始了文学活动，没有受过系统、完整、全面的教育，读书很杂，又受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克洛德?贝尔纳的实验生物学的影响，因此文学批评界指责他文笔滞重，描写粗俗，过分夸张，甚至“猥亵”、“色情”、“腐朽”等词汇一股脑儿泼在他的头上。埃米尔?法盖如此评价左拉：“他太早地从事写作。任何一个三十岁之前写作的人，任何一个二十岁到三十岁间的人，倘若不把黄金时间用于阅读、观察、思索，倘若在这段时间里不能做到只字不写，那就很可能不具备判断力，而仅仅是个文学工匠而已。有一些例外，但十分罕见。”左拉不在例外之列。这算是客气的批评。左拉38岁到梅塘，直到他去世，共计14年，期间一年在英国流亡，他出版了《娜娜》、《土地》、《萌芽》、《家常琐事》、《妇女乐园》、《萌芽》、《土地》、《梦想》、《事业》、《巴黎的肚子》、《人面兽心》、《金钱》、《卢尔德》、《罗马》、《巴黎》、《劳动》、《真理》等长篇小说，还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剧本、文学评论和政治评论。他的作品风格雄浑，描写细腻，语言通俗，暴露了社会的底层（例如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鞭挞了上流社会荒淫腐朽、纸醉金迷的生活，讴歌了劳动的伟大，大声疾呼社会改革，向往并坚信社会向着公平和正义的进步。左拉用他的笔挑开了绣着金丝银线的幕布，让人们看见了隐藏在后面的虚伪和邪恶，正是这一点触怒了那些高雅的读者以及站在他们前面的批评家，所以，他每发表一部作品，都要受到来自各个角落的批评，甚至漫骂。他大声疾呼：“为什么要这样地撒谎呢？你们骗不了任何人。在所遇到的假面具下，所有的面孔都是熟悉的。见面时你们相互狡猾地笑笑，好像是说：‘我全都知道’；你们彼此交头接耳，谈的是社会新闻，桃色事件，个人隐私；但是如果出来一个冒失鬼高声说出上流社会一切公开的秘密，就会有人叫喊，有人假装盛怒，有人像萨玛丽纳一样假装正经，像罗拜?马盖尔一样假装受不了委屈。可是，我呢，我才不怕呢，我就要做这个冒失鬼。”这个“冒失鬼”得罪了那些伪君子以及受他们蒙蔽的、近乎盲目的民众，但是他得到了一切正直的知识分子和渴望公正的读者的尊敬和爱戴。
说到“知识分子”，这个名词的流行是与左拉有着不解之缘的1898年1月13日，《震旦报》在第一版上刊登了左拉《致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富尔先生的公开信》，报纸的总编辑乔治?克雷孟梭和社长恩斯特?沃甘加了一个挑衅、刺激的大标题：《我控诉！》。这封信是主张德莱福斯无罪的公众舆论对宣布真正的罪人埃斯特哈齐无罪的陆军参谋部的回答，信中，左拉把几个文职和军职的高层领导人作为掩盖司法错误的同谋推上了被告席。从第二天开始，《震旦报》连续20多天不断地刊登读者来信，其中有两篇“抗议书”，汇集了几百人的签名，他们大部分是大学教授和文学艺术界人士，他们宣称“签名者抗议1894年的诉讼违反了司法形式，抗议围绕着埃斯特哈齐案件的神秘，坚持要求重审”。1月23日，克雷孟梭写道：“知识分子来自各地，这难道不是一个他们为了信念聚集到一起的信号吗？”文中的“知识分子”一词以斜体排出，说明这个词罕见，未曾广泛地使用，而且多用做形容词，有肤浅或艰涩的意思。一个星期之后，这个词被当时最有威望、也最有争议的作家莫里斯?巴莱斯抓住，于2月1日在《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抗议》，公开嘲笑知识分子也就是抗议者的“自命不凡”，并说：“除了犹太人和抗议者之外，所谓知识分子的名单大部分是由傻瓜和外国人组成，其中有几个善良的法国人”。自此以后，“知识分子”这个词作为名词大行其道，其贬义的色彩由于抗议者主动的接受而消失殆尽，延续了法国自伏尔泰开始的文人关心国事、呼吁正义、为民请命的传统。一个词的词性变化，一个词的流行与否，说明一种观念的兴起与衰落，左拉的《我控诉！》是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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