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街景之一。
华侨新村小洋楼。
以人为本的西关大屋
与北京的老胡同和上海的亭子间相比较，一直以来，粤式民居的特质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强调，作为一种建筑的形制而成为显著的建筑文化的标识。
以青砖石脚和脚门、趟栊、大门"三件头"为组成标志的"西关大屋"，被认可为广州传统民居的"豪宅"。这一批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由新兴的富商巨贾兴建于今天荔湾区宝华路、多宝路、逢源路、华贵坊"西关角"一带的大宅，体现的是传统的居住形态和理念。由于内城区不能满足商业发展对空间的需求，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城西太平门外的"西关"还是郊外，光绪中叶的数十年间，绅士、富豪、商贾相继在广州西门外的郊区置地建宅，开发了西关。
西关大屋主要的外象特征是造工异常精致的平滑如镜的水磨青砖墙面，据说它是以糯米粉灰浆砌出加以人工打磨而成。配合着这样精细的设计，屋内施以华贵的装饰。它所使用的酸枝家具，以简练流畅、气质典雅的明式和繁缛精美的清代风格为主，屋内镶嵌雕刻精美的砖雕、木刻、陶塑等，以及精致华丽、美轮美奂、光线幽瞑而柔和的满洲窗。直到百年后，"西关大屋"斜日黄昏，蒙尘、凋敝，却依然在深巷里为我们传达出永不缺位的典雅和奢华。
在典雅和奢华外，其实它的规范和秩序才体现了这一传统民居的本质。
和北京的四合院相同的是，三间两廊的西关大屋屋宇轩昂，前檐高大。平面布局向纵深发展，左右对称，中间为主要厅堂。大屋的两侧还有对称的"青云巷"，表达了一种传统秩序与规范。
西关大屋最有特色的三门--脚门、趟栊、大门分起着观景、通风、防盗的作用，体系严密而充满人性，令人叹为观止；三门后，而由门厅、茶厅和正厅组成的门厅系统更是秩序上的步步为营。走进门厅，也称门官厅，然后到轿厅(茶厅)，进入第三层才是正厅，也叫大厅或神厅。再到头房(长辈房)，然后是二厅(饭厅)，最后二房(尾房)，形成一条纵深的中轴线。封建等级森严在西关大屋设计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厅陈设最能反映居住理念生活形态，以对称式的总体的模式体现明显的中轴线以及天地人的结构关系：大厅顶上，安置神楼，春秋祭祀。厅堂中央设桥抬一张，以陈传统的云石座屏，花瓶和福、禄、寿三星等陶瓷，桥台的下中央是正方形的"八仙台"，配合两张或四张方凳，靠墙排列四椅二几的公座椅，招呼高朋客人。厅堂中还摆设一大圆桌、四张圆凳供家人用膳。
这种被称为"整堂"或"满堂"的严谨的模式化的居家布置程式，在凸现个性和崇尚个体风格的今天，确实有点匪夷所思。但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和大一统思想，点滴不漏地体现在这种种细节的安排上。
由于建筑是人文精神的生命驿动，所以，民俗心理深刻地影响了建筑文化。正如《岭南建筑史》所分析的：
“以和为贵”的观念，在民居建筑文化中体现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直接导致了民居建筑对自然环境的谐调，同时也体现了 “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古代自然生态观的重要来源。在此，也强调的是“睦邻”的关系。再如“风水”的观念。传统的西关大屋的天井为方形，表达的是“天圆地方”的正气，特别是官厅、轿厅和正厅之间的天井更强调的是方正，而天井和厨房地面的去水孔，雕琢为金钱的形状，表现的是民间“以水为财”的理念。西关大屋的后墙不开窗，从实用性来看，是为了挡北风，但从民俗心理看，是为了避免“散气”和“落漏”等等。（陈泽泓：《岭南建筑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豪宅中，体现了广州民间的平等观念以及富贫相安和雅俗共济的生活方式。
由于政治中心的影响，在中国的很多政治城市，阶层划分是以居住的地域决定的，实际上，中国强权中心政治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皇权的绝对化和人群的等级化。如在等级森严的首都北京，《城市季风》一书的作者杨东平分析道：
大院和胡同构成新老北京人两种不同的生活环境。以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大院居民，生活在旧城区老北京市民生活之外，在生活方式上几乎隔离而互不沟通。习俗礼仪是维系人类群体生吞的文化表征和纽带，是一种共同文化形成与否的外在测度。来自五湖四海的大院居民的习俗礼仪可谓是各行其是；其基本的原则是简单化，没有形成大家共同认可遵循的习俗。（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
而西关既是洋商和富商巨贾的居住地，同时也是平民的生活区域，读书人与当时大富商隔巷而望。如状元梁耀枢住在十一甫，榜眼谭宗浚住在十二甫，探花李文田住在至宝桥，而广州的潘、卢、伍、叶四大富商家族中，潘氏住在颜家巷与海山仙馆，卢宅在十七甫，伍宅在十八甫，叶宅在十六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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