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五月人潮
金庸："金庸出身于《大公报》，自然深知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我们决定刊登'五月人潮'的消息，金庸内心难道不怕么？难道不想到自己安危和妻子儿女么？"
传媒的发展，与社会的环境变迁，有很大的关连。六十年代初期一次对香港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是1962年中国大陆移民大量涌入香港，使香港人口由三百二十万增加至三百五十万人。至于五十年代暂居香港的大陆移民，他们原本没有长久居留香港的意图，到了六十年代，思想状况亦起了变化。香港政府在五十年代不为移民安排任何长远安置计划，也是因为政府无法确定移民是否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周永新教授的《目睹香港四十年》一书中提到："到了六十年代初，战后来港的，已打消返回家乡的念头。对他们来说，香港虽不是理想的地方，但遥望深圳河另一边，大跃进后是大饥荒，亲人从大陆不断写信来要求接济，相比之下，香港是人间天堂。"
涌入香港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既有思家之念，却又碍于现实环境，不敢归家。他们的思念，转化成为对中国大陆资讯的渴求。《明报》能在激烈竞争的报业环境下生存下来，并且得到发展，正是因为《明报》改变编辑方针，迎合了社会的需求。这种编辑方针的改变，是有意识地进行还是无意识地？是谁在推动这种转变？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也许有必要回顾一下这个时期的主要事件。1962年至1966年，国际社会动荡不安。在许多国际事件中，中国大陆都是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和国际共产运动上的矛盾，从六十年代起日益尖锐。到了1962年，双方各自公开在官方宣传媒介上互相批评，在国际共产大主义会上也互相指责。到了1964年，中共认为中苏共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敌我矛盾"的地步。共产国际也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是以苏联为首，包括东欧国家在内；另一是以中国大陆为首，包括北韩及阿尔巴尼亚。其中如古巴、外蒙、北越和拉丁美洲、非洲的共产党，都保持中立或倾向中国共产党。
从1962年到1966年，地区的热战不断。
1962年中，印度军队屡次入侵中国新疆、西藏领土。1964年马来西亚与印尼发生军事冲突，1965年印度与巴基斯坦边境发生军事冲突，而美国则日渐扩大在北越的军事行动，高棉共军也在抢夺政权，中南半岛烽火处处。
这一连串国际事件，都引起了香港知识分子的关注，而中共与台湾国民党的持续斗争以及中国大陆的局势，更是香港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
中国大陆经历了1959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在台湾的国民党蠢蠢欲动，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最高五人小组"，向澎湖、金门一带频密输送战略物资，并且在广东、福建两省发动游击战争。
六十年代，中国大陆最令海外华人震惊的有两件大事。一是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试爆原子弹，打破了美苏认为中国大陆不可能自制核武器的论断。中国有了自己的核弹，海外华人普遍觉得自豪，也大大提升了中国大陆在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另一件为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五一六通知"，"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人民日报》语），从此中国大陆进入了为期十年的"文化在革命"时期。
在这一连串的国际大潮当中，《明报》驾御在浪花之上，它摆脱了草创期为小市民消闲的报格，逐步演变定型成为一份关心国事、天下事，而又批评中国大陆和香港左派的知识分子的报纸。这样一个清晰的定位，为《明报》赢得了读者的支持，也开始为《明报》树立起国际声誉。《明报》这份原本想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被左派视之为朋友的报章，此时走上了与左派决裂的道路。
促销手法
承接着1961年、1962年大办马经版的努力，与赛马有关的广告，在1963年、1964年起相继多起来。如以宝马为名的宝马长烟，就在《明报》刊登了半版广告。其他如酒一类与香烟关系密切的广告，也随之而来。银行分行的迁址启事广告，也在《明报》见刊。政府聘请公务员的广告，也开始在《明报》刊登。而远东银行总行及分行，同意代收《明报》分类广告，这对《明报》的经济情况，也有很大的改善。
由于马经版为《明报》带来了读者和广告，1964年，《明报》像香港其他报刊一样，也大办狗经版，版位篇幅之大，可以与马经版平分春色。为了向读者推介狗经版，《明报》也常以头版的位置，强调"本报赛狗贴士，贴中头狗十场"。另外又举办猜狗游戏，在指定的两日赛狗日中，能猜中其中两场赛狗的"独赢孖宝"，便可以赢得由《明报》送出的澳门免费游。赛狗赛马之余，副刊"明镜"版还逢周五开办"声色之途"，向读者介绍各夜总会有什么节目。
《明报》上的小说和新闻，持续有许多大标题的风化新闻和香艳小说。如1962年12月10日预告推出，惊险斗智香艳小说《海底裸女》，插图中的女性亦极尽"香艳"之能事。1964年3月更刊登《花花公子》杂志的"铁幕美人"裸照。遇上与"性"有关的新闻，《明报》也例必以极大篇幅去报道。如富商之子涉嫌与未成年吧女发生性行为，闹上法庭。《明报》处理这件法庭新闻，把兴趣全部放在吧女的处女膜上，以处女膜为题的，同一个新闻版面就出现了三次，港闻头条的主题：
"处女膜裂痕新旧问题
林圣尼医生认为是新痕，唐医官则说是旧痕"
同一版另一标题：
"检验出处女膜裂痕如十二点钟型"
再一个标题：
"处女膜有两度裂痕，一作十二点状一作九点钟状" （1964年5月13日）
就在《明报》沿着创办时的小报方针，一步一步地滑向一份"声色犬马"的路向之际，国际局势起了重大的变化，《明报》受了1962年5月移民潮的冲击，还有"自由谈"的设立和1964年与左派的"核子与裤子"的争论，又迫使《明报》转向了另一个方向--知识分子的报章。
1963年的《明报》，已经摆脱了财政上的窘境，平均日销售量是五万余份。在7月3日由德辅道中搬到湾仔谢斐道399号，租用了地下、阁楼二、三、四层楼，每层楼面积约有一千平方尺。地下是机房，阁楼是资料室，二楼是排字房，三楼是编辑部，四楼是经理部和供员工吃饭的厨房。
《明报》1965年5月20日社评公开宣称每年向香港政府缴交所得税以万元计。《明报》又公开向读者表示，计划发展国际通讯网，在伦敦、纽约要有自己的特约记者。《明报》还计划增出《明报周刊》和积极筹备一份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明报月刊》。1962年，金庸在"自由谈"为一篇来稿加按语时表示："……《明报》是小报，自惭无大报资格，倘一切顺利，三五年内，其能为中型报乎？"金庸的这番自许，果然在三年时间内达成了。《明报》有了自己的机房、排字房、版房，主要的生产程序不假外求。到了1964年、1965年，《明报》出纸两张、八大版。碰上赛马日还会增至出纸两张半。这一切规模，都可以说得上是一份中型报纸了。而改变《明报》报格的第一件事，就是1962年5月，中国大陆移民涌入香港。
五月移民潮
1962年4月4日，一艘由广东海丰县偷渡到香港塔门海平洲的渔船，船身入水沉没，船上有一家六口，四男二女，年龄由十三至二十一岁的青年，被香港渔民救起，送抵大埔，随即被警方悉数遣返大陆。当时香港中文报纸大肆批评香港政府处理这件事件不够人道，不应该把年青偷渡者遣返。《星岛日报》更以近半版的篇幅，标出"六逃亡者不获人道待遇竟被解回大陆"（1962年4月7日）。香港政府为了澄清立场，安排了辅政司白嘉时在4月18日向立法局议员解释港府立场。"政府对本港三百二十万人民之福利与生计，至感关切。……为了维持目前本港民众的生活水准，需要对移民实施限制。"这项声明，虽然获得美国《时代杂志》、《生活》、《纽约时报》转载，并支持港府立场，但是香港政府期待的两个效果，却未能达到：一、令中国大陆官方尴尬，从而加强边防警戒，防止大量人群涌入香港；二、使香港报界在评论遣返偷渡客时，不能只是考虑人道立场，还要考虑经济及现实问题。香港政府的用意至为明显，就是希望香港传媒在报道非法入境者新闻时，不能只是强调人道照顾的一面，认为他们为逃避政府的管治而应留在香港，而是要考虑到香港有没有足够的社区、医疗设施，容纳突然大量增加的外来人口。然而，香港传媒还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来报道移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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