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实太残忍了，好比一个人，不断地喂他食物来扩充他的胃，让他的食欲越来越大的惊人，却又在突然之间，每餐提供给他的饭量只够养活一个婴儿，他遭受到的将是翻倍的痛苦。老天给了他不餍足的欲望，时代却轻易地毒哑了他出声的器官，试问一个被掐灭灯光，被轰出舞台的戏子，还凭什么能唱响一出独角戏？
“在全国正有几百万人殊死搏斗的时刻，一个游离于两大阵营之外的一个文人病了，事情实在微不足道”（虎雏《团聚》）。他知道那束曾经照亮他的追光已经不可避免地暗淡了。1948年郭沫若的一篇《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基本圈定了“拆”字。他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自杀，于他而言，自尊受到质疑，文章被全盘否定的痛苦实在太强大了，他不是一块坚硬的卵石，而是一枚与卵石有着相似外表的蛋。一块卵石，纵使长着一副再可人的模样，也始终保持着不能孕育的冰冷，而无论是一枚多么普通的蛋，却为一个生命埋下了伏笔。也正因为蛋是一个生命的载体，所以它如此脆弱，经不起一丝细微的震荡和磕碰，如果与卵石相击，只会使这个生命的机会白白流产，不是没有勇气和信念，而是一个尴尬的“注定”，让每一个这段历史的看客，都领走一份令人膝盖都打颤的羸弱与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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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49年开始，沈从文以后的三十年，就在历史博物馆度过了。沈从文于1953年，从交道口北头条胡同60号搬进了东堂子胡同51号，一直住到1980年。他一头扎进文物里，白天黑夜地干，大概已经没有人能明白他为什么能这么坚决地工作。大概此时的他是平静的，大概他已经能够自若地到1949年精神崩塌后的废墟上走动了。
寒假，爸爸带我去午门上班，在五凤楼东边昏暗的大库房里，帮助清理灰扑扑的文物。我的任务是擦去一些不重要东西上的积垢。库房不准生火取暖，黑抹布冻成硬疙瘩，水要从城楼下边端。爸爸跟同事小声讨论着，间或写下几行字。他有时拿大手绢折成三角形，把眼睛以下扎起来挡灰，透过蒙蒙尘雾，我觉得这打扮挺像大盗杰西，就是不够英俊，太文弱。中午我们在端门、阙左门、阙右门进进出出，让太阳暖暖身子。他时时讲些我兴趣不大的历史文物知识。这挺好。爸爸又在做事了，我不扫他兴，由他去说。
“这才是劳动呐！这才叫为人民服务喃。”
他边走边叨念着，说给我听，又像自语。
爸爸这一头扎进尘封的博物馆去，不知要干多少年？那十几二十本准备好好来写的小说，恐怕没指望了。在病中对着收音机独坐的时候，他写过许多诗，又随手毁掉。那不过是写呓语狂言吧？也说不定，那是他写作生命熄灭前最后几下爆燃，奇彩异焰瞬息消失，永不再现？
上文是沈从文的儿子虎雏对往日的一段记忆。沈从文先前一直在做着的劳动，大概是没人能了解其中意义的。文学不是搞社会调查，每天大量地写时事新闻稿，也不是生物学家，要给每件事物去作解释。文学于生活的关系大抵是很微妙的，比方说：水是什么？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里头说了他身体里流动的那一泓，不是两个氢一个氧合在一块的一种透明液体；思想是什么？翻动他的书，每页纸之间都有一个思想沉沉地翻过身去，难道要解释成“一种生物系统的气压变化”吗？人们总是操之过急地看待一个人手头上的工作，想对它的价值下评判，但他们有限的思维怎么能够追得上他已经触到未来的目光呢？他像一棵沧桑的树，思想的枝丫越是向着光明的天穹伸展，内心的根就越向黑暗的地下深深扎下去。
不过，就算不能再写作了，他仍然选择了人们不知道要到多少年以后才能对其用心恍然大悟的一项工作，兢兢业业地干。看来他已经认定了自己文人的身份，打定主意一辈子履行这个身份对世人应尽的责任。后来的文革，除了人情世故使他感到伤心难过之外，似乎已经不能再给他什么灭顶之灾，他一生追随着美，美放任他小猫扑自己的尾巴似的，编排着他一个人的悲欢，也在最后必要的时刻，拯救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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