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类 春秋大義   》 (九)Don't Be Evil,真的嗎?      熊逸 Xiong Yi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文章模板——烏鴉蛋和鳳凰蛋——提意見的“第二十二條軍規”——領袖似乎比普通老百姓更容易嚮墮落和愚蠢的一面發展——事情總是被“姦臣”搞壞的——“大人栽培”和“小的豈敢”——禪宗和尚的“打機鋒”和官員們的“揣摩上意”
  前面不是說過,“春秋大義”可以被任意引申,用來論證任何你想要論證的道理嗎?那麽,有沒有人用這個方法來反對一下腹誹罪呢?到底並非所有人都喜歡說假話呀,尤其說假話的時候還要帶着那副“諂媚的笑”。
  還真有人這麽做了。這個人大傢可能並不陌生,他這篇文章大傢應該也不陌生: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决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鹹寧。
  巨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絶,以應天意。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傢,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絶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
  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偷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
  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製,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漢書·賈鄒枚路傳》)】
  《古文觀止》從《漢書》裏選了一篇《路溫舒尚德緩刑書》,這是路溫舒在漢宣帝即位初年呈上的一份奏章。路溫舒也是要拿儒傢經典來做大帽子的,他說:《春秋》很重視即位的一開始,這就像我們買了個嶄新的日記本,在寫第一頁的時候都得工工整整的纔行,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路溫舒這時候提出了《春秋》“大一統”這個概念,這實在是個過於復雜的概念,我們先把它放一放,容後再說。嗯,路先生接着說:“皇帝您剛剛上崗,拿到了老天爺的聘書,您這時候最該做的就是把上一個王朝的錯誤給改正過來——哎,如果您覺得我的話不中聽,可別埋怨我哦,這可不是我個人的意思,這是老天爺的意思。我的話您可以當成放屁,老天爺的話您還是聽聽的好。”
  路溫舒所謂的“上一個王朝”指的就是秦朝。董仲舒當年把儒傢搞成了一個大拼盤,吸收了陰陽五行的觀念,認為朝代的更替遵循着五行嬗變的規律,所以秦朝作為“上一個王朝”,是和漢朝有着五行生剋上的微妙關係的,形成的具體理論比如“五德始終說”等等——這些說法極其復雜,徹底是一筆亂賬:別看漢朝人大講陰陽五行,可從東漢到西漢,這套理論從來就沒有定過型,專傢們一會兒說相生,一會兒又說相剋,一會兒說五行,一會兒說三統,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你說我的不對,我挑你的毛病,大概直到現代社會沒人深究這些事了,這套陰陽五行學說纔算定型。遙想當年,雖然董仲舒這套說不清、道不明的新儒傢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專製統治,但似乎也有一個微妙的好處,那就是:給皇帝找了個婆婆——這位“婆婆”就是老天爺,老天爺經常會用祥瑞和災難來表達自己對皇帝的意見。臣子們充分利用了這一點,上疏的時候常常打着老天爺的旗號,這也算是一種自我保全之道吧。路溫舒現在用的正是這招,咱們再來回顧一下他方纔那段“正即位,大一統”的話:
  【巨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絶,以應天意。】
  就這麽短短兩句話,路溫舒拉起的大旗就有三面:第一,《春秋》(官方意識形態經典教科書);第二,五德始終或三統說(漢政權合法性的理論基礎);第三,老天爺(皇帝的婆婆),順帶着還拍了皇帝的馬屁。大傢讀《古文觀止》的時候很容易就把這兩句話給忽略過去了,其實這正是我們要認真對待的地方,路溫舒衹用了這麽短的篇幅就給自己戴好了三頂安全帽。——年輕人讀古文,都覺得《滕王閣序》、《赤壁賦》纔是好文章,歲數大點兒之後就該明白路溫舒這樣的纔是真正的高手。^_^
  路溫舒把這三點一說,道理清楚明白,那麽,把秦政府的失誤改正過來應該就是順理成章的了。細心人可能在這裏會發現一個問題:路溫舒這會兒可不是漢朝初年啊,而是已經經歷過了漢高帝、漢惠帝、漢高後、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漢昭帝、昌邑王,這纔到了漢宣帝,你路溫舒說什麽改正秦政府的失誤,難道你的意思是說,經過了漢朝這麽多屆的統治,到現在還延續着秦政府的失誤嗎?這可是對漢朝歷代先王的大不敬啊!
  如果我和路溫舒同朝為臣,平日裏和他有仇,大可以抓住他文中這個破綻整死他。但我們從前邊那三頂安全帽應該就可以推知,路大人精着呢,不應該犯這種低級錯誤呀。
  他當然不會犯這種錯,他接下來寫的是:“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高手啊,剛剛纔露了一個小破綻,還沒等有心人去抓呢,轉眼間就消弭於無形:秦朝有十個重大失誤,現在還剩一個。言外之意是:漢朝歷代先王勞苦功高,把秦朝十大失誤解决掉了九個,現在就衹剩下一個,等着陛下您來出手了;而且,您要是放着不管,似乎有愧於先祖吧?
  那麽,這碩果僅存的一個失誤究竟是什麽呢?路溫舒現在纔說:“治獄之吏是也。”
  所謂“治獄之吏”,並不是說“管理監獄的幹部”,而是“法律工作者”,“獄”字這裏大略是指“刑事案件”,這個說法從周代就有了。順便一提,如果指民事案件的話,那一般就是“訟”。
  當文章說到“治獄之吏是也”的時候,我們也該開始擦亮眼睛了:前邊那些全是虛的,就算全部刪掉也不影響路溫舒真正要表達的意思(最開始那一段更虛,衹是實在太長了,我就沒講),到現在這句話纔算落了實地。但嚴格來說,這還不算真正地落到實地。路大人這篇文字要表達的中心思想是:咱們漢朝現在的法律太繁瑣了,刑罰太重了,判案太沒標準了,那些搞法律的人想弄死誰就能弄死誰,而且還是非常合法地陷害人傢,法律變成了法律工作者手中的殺人利器,國傢可不能這麽搞啊!
  路溫舒針對的是整個漢政府的法律體係,認為這個體係從立法到司法,各個方面全都壞掉了。現在我們再來體會一下他前邊說的那個“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看到了吧,為什麽我方纔說這句話“不算真正地落到實地”,因為路大人衹是拿“治獄之吏”做了個引子,乍看上去矛頭指嚮的僅僅是一些負責具體法律工作的基層公務員而已,沒什麽大不了的,可再往下看,路溫舒細細論述,原來是……
  這可真是高手行文啊,一步步、一層層,化骨綿掌一般啊,這就是專製體製逼出來的高妙文章。路大人接着表演他的高妙,抨擊早已倒臺的秦政府說:
  【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
  大意是:秦朝的時候,勇武之人很拔份,治獄之吏很牛氣,可知識分子沒地位,高風亮節的人反倒被人看不起,誰敢講真話就用誹謗的罪名扣死他,誰敢說點兒朝廷的不是就被當成妖言惑衆,穿儒服的全下崗了,真話沒人敢說,歌功頌德的聲音滿天飛,不知道底細的還以為秦朝是個太平盛世呢,哪知道火山口就在鮮花底下蠢蠢欲動。這就是秦帝國迅速敗亡的原因。
  ——我們先得質疑一下:路大人說的都是真的麽?他不會是為了討好漢朝皇帝而故意把前朝說得很糟糕吧?連毛主席不是都很稱贊秦始皇麽?不行,我們得慎重一些,看看其他渠道的資料來驗證一下。嗯,正好,這裏有秦朝的文獻可以參考:
  【皇帝臨位,作製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並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夡,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産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鹹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i】
  再看另一份:
  【維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勸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鹹知所闢。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闢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緻福。節事以時,諸産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夡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ii】
  這都是秦始皇巡遊途中刻在石頭上的官方宣傳文字,翻譯過來就是:皇帝聖明,天下太平,風調雨順,五穀豐登。人民群衆衷心擁護英明的皇帝。都是托了皇帝的福,老百姓纔有現在的好日子過。吃水不忘挖井人,大傢都應該感恩戴德……
  ——完了嗎?
  ——完了。
  有人可能會問:“人傢這麽長、這麽精心堆砌的華麗文字你怎麽這麽隨隨便便就翻譯出來了呢?”其實呢,這種歌功頌德的官樣文章從秦始皇時代直到近代,基本上都是那一套,如果摘去文中的人名和極個別的具體事件,你根本分不清這到底是秦朝的、漢朝的,還是宋元明清的。聽說那時候就有人開盈利性網站,弄幾個文章模板,哪位老爺的秘書想弄篇什麽稿子的時候,買一篇模板,把時間、地點、關鍵詞簡單一改就能用得上了。咱們作為讀者,一個懶而有效的辦法是:衹要遇到史料裏的這種文章,不管它有幾千幾萬字,在腦子裏馬上替換成“歌功頌德”這四個字就足夠了,這可以大大加快讀書速度。
  ——當然,也可以多用幾個字,翻譯成比較文雅的式樣,比如用七言絶句體:“江安淮晏海澄波,共唱梁州樂世歌。座客善謳君莫訝,主人端要和聲多。”(藉用陳寅恪前輩的《聞歌》)
  如果秦始皇時代的那些官方文件屬實的話,秦帝國顯然就是一個人間天堂,那麽,路溫舒的所有指控也就都是毫無道理的了。但路溫舒是漢朝人,而衹有立足於後朝纔可以安全地批評前朝。於是,在路溫舒的文章中,秦始皇那些美麗的石刻無一不被砸得粉碎,人間天堂眨眼間變成了人間地獄,秦朝的苛政亂法在路溫舒的筆下呈現出一副令人毛骨悚然的猙獰面目。
  但是,在明眼人看來,正如漢政府官樣文章中的燦爛輝煌和秦政府的美麗石刻無甚差別一樣,路溫舒此刻批評的苛政亂法如果把“秦朝”兩字換成“本朝”,同樣是言之成理、證據確鑿的。——這再一次體現了路溫舒作為一個政治人(我特意沒有用“政客”這個詞)的高明之處。
  現在考你一個問題:如果你是路溫舒的政敵,你現在能想到什麽辦法來陷害他嗎?
  要註意遊戲規則哦,買兇殺人那可不算,太不藝術了!
  想到了沒有?冠冕堂皇的辦法就是把路溫舒這篇奏疏裏所批評的秦朝的那些苛政亂法一一對應到本朝的現實例子,然後彈劾路大人“藉古非今”,構成誹謗罪。
  腹誹都得判死刑,落實到字面上的誹謗還不得夷三族、具五刑,外加割喉啊!
  ——看到了吧,以路大人如此高明的太極推手功夫,如果存心想陷害他還是可以找到他的破綻的,所以呢,切不可以為功夫高了就能藝高人膽大,“莫得罪小人”這句話無論什麽時候都得牢記在心。路大人如果得罪了我這個小人,嘿嘿,後果堪憂哦!
  而且,這事如果換在秦朝,我陷害起路大人來可以更加冠冕堂皇。秦朝的法律明確規定“以古非今者族”,這裏的“族”就是“滅族”的意思,這條是留給路大人的,法律緊接着還規定了“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iii這就是說,如果我知道了路大人“以古非今”卻不去舉報他,我也得被滅族。看,不是我不仗義哦,為了保全家族,也衹好揮淚舉報了。
  但事情沒那麽簡單,我得承認,路大人比我高明多了。我好容易纔在他的文章找到了一處破綻,可僅僅姦笑了不到三聲,卻突然發現:他居然在下文裏很快就把這個破綻給補上了?!
  我不是想以誹謗罪來彈劾路溫舒嗎,可路溫舒接着寫道:
  【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製,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這段文字非常漂亮,翻譯過來就是:我聽說,如果不去毀掉烏鴉蛋和老鷹蛋,那麽鳳凰就會飛來了;如果犯了誹謗罪的人不會被殺,那就會有人嚮國君出好點子了。古人說:“高山大澤裏藏着毒蛇猛獸,大江大河裏也常有些髒東西,就連美玉都有瑕疵,所以,國君挨點兒駡不算什麽。”希望陛下廢除誹謗罪這個罪名,以此來讓天下人都可以自由地發表意見。當年秦朝的十大失誤迄今就這一條還沒改過來,就等您一句話了。咱們不搞秦朝那一套,要學就學周文王、周武王這樣的聖王,治國要以德為主,以法為輔,刑罰輕一些,別搞刑訊逼供。如果這樣的話,用不了多久就天下太平了。漢朝萬歲萬萬歲!
  路溫舒在此提出了一個非常前衛的思想:言論,即便當真是鬍說八道,即便當真是誹謗朝政,發言的人也是不應該被定罪的,因為衹有在寬鬆的言論環境下,真知灼見纔有露面的機會。路溫舒用的比喻很有意思,言下之意是:鳥蛋長得都差不多,你要嫌烏鴉蛋不好,給它砸了,可你敢說你砸的就一定是烏鴉蛋而不是鳳凰蛋麽?鳳凰看到烏鴉蛋的悲慘遭遇,難道還敢輕易飛過來下蛋麽?咱們想想國外的例子:哥白尼,伽利略,當初不都是被當成烏鴉蛋給砸碎了麽,很久以後人們纔發現他們錯砸了鳳凰的金蛋。
  路溫舒的這個觀點實在太前衛了,以至於必然遭到許多人的激烈反對。比如,反對者會說:“如果不砸碎那些烏鴉蛋和老鷹蛋,這些壞蛋肯定很快就被下得到處都是!”
  嗯,這麽說並非沒有道理,那麽,如果我們既不願放棄鳳凰的金蛋,又堅持要砸碎所有的烏鴉蛋和老鷹蛋,有什麽切實可行的好辦法沒有?
  ——通常會有兩種辦法。第一種辦法是最常見的,這就是“第二十二條軍規”。
  呵呵,別以為“第二十二條軍規”衹是小說傢言。舉個例子好了:宋神宗駕崩,年幼的宋哲宗即位,太皇太後垂簾聽政,這個時候,衆望所歸的司馬光重出江湖了。太皇太後問:“現在最要緊的是做什麽呀?快給我們拿個主意!”司馬光的回答是三個字:“開言路”——看上去正是路溫舒的希望吧?司馬光這一說,大臣們還真就準備着開言路了,可開是開,總得有個規矩吧,於是,大臣們設計了六條規矩:第一,凡是暗中有什麽打算的;第二,凡是狗拿耗子的;第三,凡是發表煽動性言論以動搖國本的;第四,凡是迎合業已實行之法令的;第五,凡是想迷惑領導以圖升遷的;第六,凡是蠱惑老百姓的,以上這六種情況,誰要是在開言路之後不小心犯上任何一條,一定嚴懲不貸!
  這招很厲害吧?對了,其中第四條單擺浮擱地看不容易看懂,實際上這是針對王安石的,規則的設計者特意告訴大傢:不能為王安石的政策說好話。這就叫做:言論有自由,意見有導嚮,朝廷有政策,頭頂有鋼刀。
  還好,太皇太後把這六條意見拿給了司馬光看,司馬光說:“這哪是徵求意見呀,這不成了拒絶意見了麽!但凡是個提意見的,這六條裏邊至少也要犯上一條。”——六條意見於是撤銷,提意見的人很快便數以千計。iv
  關於廣開言路的六條政策,雖然在司馬光這裏暫時失效,但在兩千年的專製時代裏,它是無處不在的,可以說,有專製的地方就有這六條政策,它是如此的冠冕堂皇,以至於它所規定的竟然完全是正確的。這很容易讓人聯想起老詩人彌爾頓的諷刺:“有時在一篇標題頁上就可以發現五條出版許可令……於是他們便如法炮製地製定了那些氣派十足的出版許可令,把我們弄得暈頭轉嚮。”(彌爾頓《論出版自由》)
  這是一個古老的、普世性的問題,兩千年前就呼聲不絶,卻直到現代社會纔得以解决,個中原因是:解决這個問題必須具備一個大前提——社會制度的根本改變。毛澤東《為民主和自由而鬥爭》(收錄於《毛澤東選集》第一捲)說得最是精彩:“中國必須立即開始實行下列兩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這方面,應從改變國民大會的選舉和召集上違反民主的辦法,實行民主的選舉和保證大會的自由開會做起,直到製定真正的民主憲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國會,選舉真正的民主政府,執行真正的民主政策為止。……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看,這“六條政策”的廢除是多麽晚近的事情啊。
  但這六條政策也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啓發:如果想要在最短的時間裏對歷史上的某個政府作個大致的瞭解,衹要看它的言論禁忌就可以了。因為一般來說,之所以需要設定禁忌,是因為有些見不得人的東西害怕曝光,所以禁忌越多,自然就說明見不得人的東西越多。
  但遺憾的是,見不得人的東西在歷史上從來都不罕見,所以,“六條政策”式的高明手段往往就是對路溫舒問題的第一種解决辦法:鳳凰蛋和烏鴉蛋都歡迎,但是,衹有鳳凰下的烏鴉蛋纔在被接納之列,違規者將予以嚴懲!——而相應的,很多人也逐漸學會應該怎麽說話了,“因為專製時代言論不自由,人民發明了一種隱喻法,於字裏行間表現意思,稱曰‘奴隸的言語’。”(周作人語)v
  有一點是很值得留心的:整個歷史上,路溫舒和司馬光這樣的舉動並不多見,而“六條意見”的提出者和執行者卻永遠多如過江之鯽。這難免讓人起疑:“這世上哪來的這麽多無恥之徒?”——問題或者可以這樣來說:“為什麽全世界的無恥之徒有一多半都跑去做這一行了?”
  答案照例還是:“制度使然。”這就是北島曾經以詩的語言做出的結論:“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是呀,在專製制度之下,數不清的無恥工作並不會因為其無恥就沒人來做,於是,“由於有些需要做的工作本身就是壞的,是所有受到傳統道德教育的人所不願做的,因而願意做壞事就成為升官得勢的門徑”。(哈耶剋語)vi“六條意見”這類審查性質的工作無疑也是“所有受到傳統道德教育的人所不願做的”工作之一。但是,事情也並非全然如此,有些時候,一些分不清到底是可喜的還是可笑的變化就會悄然出現:“不久,就連那些審查官本身也不可靠了。由於受到排斥和嘲弄,他們失去了使命感和對自身工作的自豪感。當‘檢察官’成了一種可恥的稱呼時,這種職業衹能吸引最平庸者……”(科塞語)vii
  好啦,以上就是路溫舒“下蛋問題”的第一個解决方法。至於第二個解决方法,其風格是非常儒傢的——許多時代裏儒者們都會這樣說:“衹要上有明主,下有清官,事情這不就結了!”
  這倒是,上有太皇太後,下有司馬光,事情這不就結了!
  可是,我們如果再追問一句:“那,除了撞大運之外,怎麽才能讓‘上有明主,下有清官’呢?”
  這也不難(至少說起來不難),儒傢的標準答案是:“皇帝先要做到‘正心誠意’,衹要上梁正了,下梁就不會歪。”
  宋代理學祖師爺程頤在紹興八年得到加官進爵的時候,製詞裏就很贊揚他“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嚴格來說,“正心誠意”這個標準答案應該說是宋代理學家的標準答案,二程啦、朱熹啦,都是很主張這一套的。當然,這倒不是他們憑空創造出來的,而是早在孔孟那裏就有淵源的。
  可是,這總讓人心裏不太踏實:這個答案真的管用嗎?
  是呀,這個答案真的管用嗎?對於這個問題,很多先哲們都斬釘截鐵地給出過回答。——哈耶剋的認真精神可以讓我偷懶一下,他在《自由秩序原理》的一處註釋裏羅列了很多答案出來:
  【譴責權力為罪魁禍首正如政治思想本身一樣地古老久遠。希羅多德就曾讓奧塔尼斯在他的關於民主的著名演講裏說:“即使將所有男人當中最優秀的那些安排在這個職位上,它大概都會改變他習慣的思維方式。”
  彌爾頓:“長期持續的權力可能會使最誠實、最正直的人腐敗墮落。”
  孟德斯鳩:“從來都是這樣的,每一個當權者都容易濫用權力,他會一直這樣做,直到他碰到障礙為止。”
  康德:“擁有權力不可避免地會破壞理智的自由判斷。”
  伯剋:“在歷史記載中,許多最大的專製暴君都是以最合理的方式開始其統治的。然而,事實真相是,這種邪惡的權力既腐蝕了人心,又毀滅了良知。”
  亞當斯:“權力如果不受限製,並且失衡,它就總是會被濫用。”以及“絶對的權力將毫無區別地使暴君們、君主們、貴族們以及民主主義者們、雅各賓黨人、無套褲漢陶醉着迷。”
  麥迪遜:“世人手中的一切權力均容易被濫用。”以及“權力無論存在於何處,均或多或少地容易被濫用。”
  阿剋頓:“權力導致腐敗,而絶對的權力絶對地産生腐敗。”(熊逸按:這句話在國內以另一種更加響亮的翻譯而廣為人知:“權力導致腐敗,絶對權力導致絶對腐敗。”)】
  看看吧,這麽多前輩高人,似乎都是一個論調哦,但這樣的說法很不符合我們傳統的儒傢精神。還好,哈耶剋的這個大費周章的註釋當中還有一個壓箱底的名句,這是羅特剋在《絶對主義》一文裏說的:“在毫無限製的獨裁權力中,存在着一種可怕的惡意誘惑,衹有最高尚無私的人才能抵製住這種誘惑。”——這纔是我們儒傢式的答案:獨裁也好,極權也罷,這有什麽不好的呢?在偉大領袖的無私胸懷裏,權力衹能是他造福人民的一個手段,他的權力越大,人民的福祉也就越高,正如最近廣泛流傳的《勞動新聞》報道金正日同志的那句感人萬分的名言:“我現在肩負着黨和國傢的大小諸事,如果我休息一會兒,祖國前進的步伐就會放慢一步,一想到這個事實,想休息也休息不了。”——每次想到這句話的時候,我總是忍不住熱淚盈眶,今生若能踏上那片神聖的土地,我一定要給自己置辦一身體面的西裝以示敬意。好啦,回過頭再來想想:路溫舒如果趕上這樣一位偉大的統帥,根本就用不着去操心什麽鳳凰蛋和烏鴉蛋,因為在偉大統帥的光輝感召之下,就連烏鴉蛋也會被感化成鳳凰蛋的。
  儒傢理想中的偉大領袖啊,衹是,古人們期待了兩千多年,也不知一共遇上了幾個?
  更為現實的尷尬是:領袖似乎比普通老百姓更容易嚮墮落和愚蠢的一面發展,即便他一開始的時候還顯得英明偉大。
  看看他山之石,二百年前的一位英國人威廉·葛德文講過一個比喻:設想一個外國人參加到我們繁雜的事務中來,他不會說我們的語言,不瞭解我們的生活習慣,沒有一個朋友可以商量,也沒人幫他,難道還有比這更不幸的事麽?很快,一群惡棍、騙子、小偷就會圍上他,欺騙他,糊弄他。最後,當他離開我們國傢的時候,還是同他剛來的時候一樣孤立無助,對這裏的真實情況一無所知。
  葛德文接着說:國王就是這樣的一個外國人。
  ——很讓人吃驚的類比是吧?可是,國王真有這麽慘嗎?
  當然不是!葛德文說:比這還慘!國王和那個外國人之間有一點是不同的,那就是:如果那個外國人腦瓜夠靈的話,可以從那幫壞蛋的包圍裏逃脫出去,找到一些真正值得信任的人,可對一位國王來說,這在任何情況下幾乎都是辦不到的。他被安置在自己特有的一個圈子裏,被一種氣氛包圍着,不可能看到事物的真相。接近他的那些人所最為關心的事情就是不讓他瞭解真實情況,為此,這些人結成了陰謀集團。一個人,如果他無法自由接見來客,並且在不知不覺中同他最應該瞭解的人和物隔離開來,那麽,不管他的名號上有多麽高貴的尊稱,他事實上都衹是一個囚犯。viii
  看來“上梁”要“正”確實比較睏難哦,而“信陽事件”似乎可以成為葛德文說法的一個佐證。
  當然,這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和很多由來已久的醜事一樣),還別說是專製時代,就算在封建時代,在國君的權力還遠遠沒有無限大的時候,這個問題就已經出現了。比如,郭店楚簡裏有一處記載魯繆公問孔子的孫子子思“什麽纔是忠臣”,子思的回答是:“經常數落國君的就是忠臣。”這話挑戰了魯繆公的常識,讓他心裏很不是滋味。當然,還有更讓君主們心裏不是滋味的事情,比如“上梁不正下梁歪”被人反過來推論:咦,怎麽下梁到處都是歪的呀?嗯,嗯,嗯,一定是因為上梁不正!——這就徹底打碎了老百姓們的一個常見的思維誤區:以為在烏煙瘴氣的地方上受到父母官不公正的待遇之後,衹要跑到金鑾殿上找到聖主明君就可以討回公道——這是專製環境下一種極其常見的群體心理,反映給我們兩個道理:第一,這之中暗示出了統治者一種高明的政治技術:專製君主必須同時具備“嚴父”和“慈母”這兩個形象,通俗來說就是:他既是玉皇大帝,又是王母娘娘;既是如來佛祖,又是觀音菩薩;既是上帝,又是聖母。幾乎所有成功的統治無不具備這個特點——弗洛姆分析基督教的成功與歷史意義,說正是這種嚴父和慈母的結合給人以巨大的吸引力,“受到父權權威壓製的群衆,可以求助於慈母,以得到安慰和幫助。”ix第二,則正如莫斯科維奇所指出的群體心理學上的一個道理:群衆們對領袖滿懷熱心,而“有了這種熱心,他們就會反對任何指嚮領袖的攻擊和或批評。甚至當領袖們自相矛盾或犯錯誤時,群體也拒絶相信。他們認為其他人,比如領袖的隨從,必定是有責任的,這樣就保持了領袖形象的完美無損。我們知道,許多蘇聯人和德國人都確信:斯大林對反對者的肅清迫害以及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屠殺均一無所知。”x——看來,事情總是被“姦臣”搞壞的,任何冤屈衹要能夠上達天聽,自然可以討得公道。
  是呀,“許多蘇聯人和德國人”都是這麽想的,許多評書故事也都是這麽說的,但是,事實上,如果按照“以德治國”的邏輯,地方上的烏煙瘴氣跟金鑾殿裏的上梁不正絶對脫不了幹係。老百姓如果這麽去想,無異於受了蟊賊的搶,卻去找賊大王說理。雖然賊大王有時候也是“通情達理”的,但如果能從海量數據中做一個規範的統計分析的話……
  但這樣的想法實在太普遍了,也太典型了,以至於魏特夫曾經把它當作了一個深刻反映着東西方差異的問題:“西方專製制度下的獨立作傢們不衹反對專製制度的暴虐,而且還觸及到它的基礎;與他們不同,批評治水社會的人則幾乎在每一種場合下,都僅僅衹抱怨官員個人的劣跡或者政府具體行動的弊端。”xi(“治水社會”是魏特夫的標簽式的概念,簡單來說,就是東方特色的在治水工程的背景下形成的專製主義社會。不過,“治水社會”這一說法是否成立,就不在本文的討論範疇之內了。)
  林語堂在《吾國吾民》一書中把魏特夫所描寫的這種“中國精神”歸結為“古老中國最美麗的品德——感恩”,嗯,別看感恩和抱怨是一組對立的詞,其實卻無非是一事的兩面而已:“這種感恩戴德之情在中國普通人的心目中,尤其在農民中非常流行。一位受你恩惠的農民會一輩子記得你,記得你的恩惠。他還很可能在傢裏為你竪一塊木牌子敬仰你,或者為你‘赴湯蹈火’。確實,人民得不到憲法的保護,就衹能乞憐於地方長官。然而,如果這位長官是仁慈的,那麽他的仁慈就要受到後人的熱情贊賞,因為它是無償給予的。有千萬個這樣的事例,人民圍着一位剛剛離任的、坐在轎子中的長官,跪在地上,眼裏浸滿了感激的淚水。這就是中國人感恩戴德的最好的證明,是中國官吏所施恩惠的最好例子。”——我特別把林語堂這一段的最後一句話單獨提出來着重來看:“人民衹知道這是恩惠,不知道這是中國官吏們應該做的事。”xii
  的確,如果官吏們的任免與奬懲完全取决於他們的上級而非治下的百姓,履行一些“本職工作”也確實就會變成“恩惠”。日子久了,官吏和百姓都會認同這個道理,甚至於官府的“無所作為”都會成為一種“恩惠”——這就像老百姓供養黑社會一樣:黑社會奮發有為的時候,老百姓就遭殃受罪;黑社會搞無為之治、休養生息的時候,老百姓就開始安居樂業,經濟也有了好的發展。以現代經濟學的眼光來看,在很多情況下,經濟的發展並不是因為政府“管得好”或者“政策好”,反倒是因為政府“管得少”或者“政策少”——對比一下秦、漢兩代的政策及其後果,這個道理便一目瞭然了。從這層意義上說,老百姓也是願意養蛀蟲的——想想前文對“機會成本”的說明,在現實生活中,人們所做出的種種選擇往往並不是追求“最好”,而衹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罷了。養蛀蟲正是因為這個道理,反正相較之下,老百姓不怕蛀蟲饞嘴,就怕蛀蟲生事。所以,哪怕朝廷腐敗透頂,衹要不生事或少生事,老百姓也是能過得下去的,經濟也是能步步發展的。天可憐見,事情要真是到了這麽一步,就連腐敗都算得上是朝廷的“恩惠”了,而老百姓若是希望地方官能夠辦些實事,就好比燒香磕頭祈禱菩薩能夠顯靈。
  辛亥年間的一篇報刊時論說過社會流行語中反映出來的奴性,說官場流行“大人栽培”,民間流行“小的豈敢”。xiii其實這裏所表現出來的所謂奴性衹是事情的表面罷了,它暗示着一種深層的制度缺陷:升官發財若全須“大人栽培”,能夠在官場上混得下去的也就衹有那些奴顔婢膝的“小的們”了,至於老百姓,除了跑到廟裏去燒香磕頭,還能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哪裏呢?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理學家們的“正心誠意”就凸現出了一種寶石般的品質,但是,一件令人尷尬的事情是:那位“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的程頤在紹興八年的加官進爵卻是秦檜在背後出力的——紹興初年正是宋朝理學大興的年景,按照《兩朝綱目備要》的記載,“一時善類所聚於朝”,構成了一個難得的好人政府,不由得讓人聯想起上古傳說時代的“八元八愷”。那麽,這個好人政府班子是由誰牽頭的呢?總得是包青天那樣的人物纔對吧?——恰恰相反,這人竟是秦檜。
  那麽,我們不禁要問:如果兩千年的歷史,也包括國外的情形在內,都證明了儒傢的標準答案“皇帝先要做到‘正心誠意’,衹要上梁正了,下梁就不會歪”是個錯誤答案的話,這時候再來重溫一下路溫舒的那句“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是不是能有些新的啓發呢?
  路大人的意思如果用現代語言來表述的話,大概是這樣的:人不僅不應該因為內心轉動着什麽想法而受到實際的處罰,也不應該因為把這些想法表達出來而受到實際的處罰。
  別以為這個說法很西化、很現代化,其實不是的,衹是貌似而已,因為路溫舒考慮這個問題的出發點並不是“腹誹”和“誹謗”的正義性,他並沒有論述“腹誹”和“誹謗”是一個人“作為一個人”的正當權利,他衹是認為這樣做可以導致“鳳凰集”和“良言進”的美好結果,對政治統治是十分有利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比路溫舒晚生兩千年的葛德文的觀點。也許是社會進步了不少,所以葛先生覺得:人因為表達想法而受到實際的處罰,這在現實操作上是根本不可能的——“你將用什麽理由來勸說國內的一切人都以告密為職業呢?我把肺腑之言都告訴了我的親密朋友,你能用什麽理由來勸說他在離開我之後立刻跑到法官那裏,使我為此而被投入到宗教法庭的監獄呢?”xiv
  嗯,葛德文如果不是太單純,就是對歷史缺乏瞭解,或者,是沒有對未來的預見能力,他為什麽認為這“不可能”呢,他繼續論證說:“在企圖這樣做的國傢裏,會發生一種經常的鬥爭,政府盡力刺探我們最秘密的交往,而人民則被激起來對抗、閃躲,並咒駡他們的監視者。”——葛德文大概以為,這種情況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所以“人因為表達想法而受到實際的處罰,這在現實操作上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即便如葛德文這般的溫和見解,實際上也指出了為什麽在某些社會裏道德說教往往會徒勞無功的原因:“我們不妨對比一下,一個國傢的人民對於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敢想、敢說、敢做,並且不受任何阻止他們走嚮正確道路的虛偽動機的束縛,另一個國傢的人民對於人類所探討的重要的問題則不敢說、不敢想。有什麽情況能比這種怯懦更加卑鄙呢?思想遭到這樣破壞的人能夠有什麽崇高的理想麽?這種最卑鄙的奴隸狀態能夠成為人類真正完美的境界嗎?”xv——是呀,在葛德文所謂的這個“另一個國傢”裏,是否僅僅靠着學習儒傢思想、普及“四書五經”就可以提升普遍道德水準嗎?如果“四書五經”真有這般妙用,歷史上哪個國傢的道德水準會是世界第一的呢?這是個太簡單的問題了吧?
  回到兩千年前,路溫舒對這個“不敢說、不敢想”如此煞費苦心,那麽,他的建議會被皇帝采納嗎?——是呀,這就像推銷員說得再怎麽動聽,顧客就是鐵了心不買,那也沒轍呀。
  這話不錯,路溫舒提出來的確實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而他那個烏鴉蛋和鳳凰蛋的比喻確實很有說服力,但作為統治者,捫心自問,誰愛聽“誹謗”呀?誰不願意權力無限,可以為所欲為呀?誰不希望可以藉着“腹誹”的罪名想殺誰就可以隨便殺誰呀?——你路大人說:“我聽說,如果不去毀掉烏鴉蛋和老鷹蛋,那麽鳳凰就會飛來了;如果犯了誹謗罪的人不會被殺,那就會有人嚮國君出好點子了。”嘿嘿,好,好一個“我聽說”呀,你路大人是這麽聽說的,我還聽說過“殺光烏鴉和老鷹才能招來金鳳凰”呢,憑什麽你聽說的就對,我聽說的就錯呀?
  看,路溫舒這個烏鴉蛋和鳳凰蛋的比喻雖然是全文當中最最精華的一句,但這句話畢竟是他“聽說”的,也就是說,是禁不起較真的,如果我們把路大人這篇奏疏比作一支嚮敵人發起總攻的軍隊,那麽,這個烏鴉蛋和鳳凰蛋的比喻再怎麽精彩,也衹能當一隊特種兵,而絶對不能擔起主攻任務。
  誰來擔當主攻任務呢?——必須是官方主流意識形態,是儒傢思想,是“春秋大義”。所以,路溫舒是搬出了《公羊傳》思想、《左傳》思想,《尚書》思想、“五德始終”思想來作主攻,又以一些“我聽說”和“俗話說”來作輔助,用心不可不謂縝密。這其中,一句“《尚書》思想”和一句“俗話說”分別代表了儒傢政治理想的兩個經典追求。
  《尚書》那句話是:“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大意是:審判犯罪嫌疑人要寧縱毋枉,要本着“無罪推定”的原則,寧可錯放,不可錯殺。
  “俗話說”說的則是:“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大傢都知道“畫地為牢”這個成語,但這個成語的本意很多人卻都搞不清了。這裏說的是:即便是在地上畫個圓圈當監獄,人們也不願意踏進去;即便是拿木頭雕刻一個法官,人們也不願意站在他前邊。路溫舒說這是“俗話說”,但這個“俗話”據說來源很古老,也很神聖:被儒傢非常推崇的堯聖人在位的時候,天下大治,民風淳樸,對犯罪的人不打不駡、不上刑、不關監獄,衹是給他們穿上不同式樣的衣服來表示他們所犯的罪行,或者是把受刑人的樣子畫出來挂在顯眼的地方——這種刑罰叫做“象刑”。
  象刑是個無據可考的東西,歷來也流傳着種種不同的說法,但無論如何,象刑都是一種“象徵性”的處罰,並不傷害犯人的身體,想來大概就像霍桑小說裏的“紅字”,或者如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所描述的那樣:“在從前還沒有法學家和法典的那個時代,那些莊嚴的法令和權利藉助如畫一般的儀式,使它對所有的人都變得鮮明,這些儀式能夠在沒有知識的人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xvi——這也許就是“畫地為獄”和“刻木為吏”的原始形象吧?
  “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路溫舒認為這句俗話表達的是人民群衆對司法黑暗的痛恨,雖然上古刑罰的真相恐怕並非如此,不過無論如何,儒傢在大原則上是非常反對嚴刑酷法的。
  路溫舒還不點名地引用了《左傳》:“山藪藏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大意是:高山大澤裏藏着毒蛇猛獸,大江大河裏也常有些髒東西,就連美玉都有瑕疵,所以,國君挨點兒駡不算什麽。——這話眼熟嗎?《孟子他說》第三册裏,一開始的那個段志衝嚮唐太宗說真話的事件,英明領袖唐太宗在詔書裏就是以類似的發言來對待逆耳之音的。歷史裏種種這類的例子告訴我們:統治者對自己的政治能力越有信心,對逆耳的聲音也就越是寬容,反之亦然。如果從這個歷史的經驗來判斷的話,决定着路溫舒這份奏疏會造成什麽樣後果的主要因素並不在於路溫舒是否言辭懇切、論述周密,而在於當時整體的政治環境,在於統治者的執政信心。——別看路溫舒的文章精明到如此地步,如果他忽略了這最後一點,前邊那些努力可能就都白費了。
  好在我們有理由相信,以路大人的精明是不會犯下這種低級錯誤的。所以,事情的結果是喜人的:這份奏疏深受嘉許,路大人因此升官。——這大概要算得上是帕纍托改進了:統治者高興,路大人升官,人民群衆的生活得到改善,卻沒有人因此受到損害。
  有人可能會質問說:“不會吧,難道司法集團的利益沒有被損害嗎?”
  答案是:他們的利益衹是被泛泛地觸及,並沒有受到實質的損害。
  有人一定會繼續質疑:“路溫舒的奏疏不是受到領導的表彰了嗎?”
  答案是:第一,受到表彰是一回事,付諸實施是另一回事,這兩者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第二,一般來說,衹有具體的改革方案纔會真正觸及某些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從而引起他們的強烈反撲,但泛泛的改革方案卻往往起不到這種作用——比如說,路溫舒如果論證說要在司法機構搞個大裁員,或者要嚴格取消司法機構裏所有幹部的公傢配車,你看看會引發什麽後果。
  ——這也正是我們要心懷叵測地嚮路大人學習的地方啊。^_^
  有個問題必須要提:路大人的行文當真如此煞費苦心嗎?是不是我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並非沒有這個可能,不過,即便我真的多想了也是情有可原的——對於文字上的一些意義含混卻威力巨大的詞語,就連費正清這樣的高人都坦誠大惑不解——他曾經這樣感嘆說:“中國的政治論爭通常是間接的和隱晦的”,xvii也許正是因此,兩千年來人們已經養成了猜謎語的習慣,即便是最直接了當的話也很容易被當成謎語來猜。
  另外,提意見確實需要小心翼翼,這除了衆所周知的原因之外,還存在着同樣由費正清所描述的這樣一個問題:“在中國,人們總是把不合時宜的政策與道德敗壞等同起來。對中國政治的這一特徵,從未有滿意的解釋。它似乎源於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行為表現性格,言必表現於行。這種傳統思想一經成立,人們就不能像西方人那樣,把政策和道德區分開來,相反,政策是官員行為的組成部分。一旦其政策為人厭惡,其道德品質也就受人懷疑了。”xviii——費正清這裏雖然是說“對中國政治的這一特徵,從未有滿意的解釋”,但“滿意的解釋”未必就當真沒有,要知道,道德在中國歷史上常常都是被政治化的。
  好了,話說回來,難道路溫舒僅僅是在說些空話嗎?難道就從來沒有過哪位皇帝開明到可以接受路溫舒的意見嗎?——倒也不是,早在路溫舒之前,漢文帝就曾經下詔廢除過漢朝自秦朝沿襲下來的妖言令:
  【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漢書·文帝紀》)】
  這份詔書的內容其實和路溫舒的進諫是一個路數,提到古人的“進善之旌,誹謗之木”,對比如今的以言論治人之罪,然後說到如果大傢誰都不敢說話了,皇帝又該從何知道自己的過錯呢?從此以後,就算有小民詛咒皇上,也不算他們有罪。
  看來兩千年前的漢文帝就深知言論自由的好處,可他的詔書雖然可以這麽說,誰要當真誰就懸了。就是這位寬和的漢文帝,劃定過“吃馬肉不吃馬肝”的學術禁區。xix所以說,事情常常是這樣的:“求實”是學者的責任,是政客的煩惱,是大衆的逆鱗。
  再者,中國文化很講“悟性”,很多東西不能靠正常的邏輯去理解,而是要“悟”,對領導的話尤其要“悟”。禪宗之所以能在士大夫階層當中廣為流行,恐怕其中正有這個原因。——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三個婆子排班拜。”(見《五燈會元》,書中的這類對話俯拾皆是。)禪宗和尚的“打機鋒”和官員們的“揣摩上意”大有異麯同工之妙。——我們所熟知的禪宗其實很難說和印度佛教有什麽真正的淵源,它或許正是“中國土”裏栽培出來的一朵奇葩。
  當然,作為官員,還得具備其他本領。比如,孔子當年有言:“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從權謀角度來看,這話應該反着理解:如果庶人們對統治者議論紛紛,這不就說明“天下無道”麽,可皇上聖明,天下明明“有道”,所以自然應該沒有那些亂七八糟的議論xx。好了,現在再來問你一個問題:如果你是路溫舒的政敵,你能從他的這篇《尚德緩刑書》裏找到他的什麽馬腳嗎?
  嗯,不錯,前面已經試過一回了,但沒抓到要害。那麽,再想一想,衹要肯動腦筋,就一定會辦法的,就連刀槍不入的阿喀琉斯都有腳後跟的破綻,路溫舒也一定有的!
  有人可能會問:“路溫舒的主攻兵團是儒傢思想,是‘春秋大義’,是官方主流意識形態立場,怎麽抓他的破綻呀?難道要和官方思想作對不成?”
  ——當然不是,找死的事咱們是不能做的,咱們的主攻兵團也是儒傢思想,也是“春秋大義”,也是官方主流意識形態。這就得從路溫舒的老前輩董仲舒說起了,董老可是漢代儒學一統天下的首功之人啊。
  i《史記·秦始皇本紀》
  ii《史記·秦始皇本紀》
  iii《史記·秦始皇本紀》
  iv《宋史·司馬光傳》: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衝,太皇太後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雲:“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後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者以千數。
  v周作人《奴隸的言語》,收錄於《周作人文類編》第1捲(鐘叔河/編,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533頁,本文作於1926年,於1928年刊“北新”出版本,收入《談虎集》):“斯特普虐剋(Stepniak,字義雲大野之子,他是個不安分的人,是講革命的亂黨,但是天有眼睛,後來在大英被火車撞死了!)在《俄國的詼諧》序中說,息契特林(shchedrin Saltykov)做了好些諷刺的譬喻,因為專製時代言論不自由,人民發明了一種隱喻法,於字裏行間表現意思,稱曰‘奴隸的言語’……”
  vi[奧]哈耶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譯,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0章
  vii[美]劉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項社會學的考察》(郭方等/譯,鄭也夫、馮剋利/校,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93頁)
  viii[英]威廉·葛德文:《政治正義論》第2捲(何慕李/譯,關在漢/校,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版,第327-328頁)。葛德文在如今的國人中知名度不太高,如果介紹他的話,就說他是詩人雪萊的老師兼嶽父好了。
  ix[美]弗洛姆:《健全的社會》(孫愷詳/譯,王馨鉢/校,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50頁):“……基督教義的最重要變化是從強調父權的因素轉變到強調父權和母權因素的融合。《舊約》中猶太上帝是一個十足的代表父權的神;天主教在發展過程中,重新引進了博愛且原諒一切的母親的思想。天主教本身——代表着一切的母親——以及聖母,象徵着寬恕與愛的母性精神;而上帝(父親)則代表着等級主義的權威,人必須順從這個權威,不得有半點抱怨與反抗。毫無疑問,這種父親因素與母親因素的融合是天主教有着巨大吸引力、深深影響人們的頭腦的主要原因之一。受到父權權威壓製的群衆,可以求助於慈母,以得到安慰與幫助。”
  x[法]莫斯科維奇:《群氓的時代》(許列民、薛丹雲、李繼紅/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34頁)
  xi[美]魏特夫:《東方專製主義————對於極權力量的比較研究》(徐式𠔌/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132頁)
  xii林語堂:《中國人》(即《吾國吾民》,郝志東、瀋益洪/譯,學林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200頁)
  xiii《箴奴隸》(《民聲——辛亥時論選》,張岱年/叢書主編,鬍希偉/編選,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86頁。原載《國民日報匯編》第1集,東大陸圖書譯印局1904年10月出版)
  xiv[英]威廉·葛德文:《政治正義論》第2捲(何慕李/譯,關在漢/校,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版,第472頁)
  xv[英]威廉·葛德文:《政治正義論》第2捲(何慕李/譯,關在漢/校,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版,第473頁)
  xvi[英]愛德華·泰勒:《人類學》(連樹聲/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1版)
  xvii[美]費正清:《觀察中國》(傅光明/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14頁)
  xviii[美]費正清:《觀察中國》(傅光明/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20頁)
  xix《漢書·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雲,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
  xx對孔子這句話最有趣(也最靠不住)的註釋是康有為作的,他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還有前面一句“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其中的兩個“不”字都是衍文,古本當中是沒有的,所以孔子的本意是“天下有道,則庶人議”,“天下有道,則政在大夫”。(康有為《論語註》)



   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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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記自序
引子之一:新問題常是老問題(一)“詆嶽飛而推崇秦檜也”
(二)五十年前哈耶剋(三)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
(四)祭孔.文天祥(五)義和團.誰還記得陳天華
(六)馬剋思論太平天國(七)恩格斯論“911”
引子之二:事實問題還是邏輯問題引子之三:在詩歌的標簽之外
第一章 殺人無罪,報仇有理 (一)徐元慶謀殺案(二)梁悅謀殺案:韓愈的法律難題
(三)以德報怨,以直報怨,以過分報怨(四)“漢時以經義斷事”
第二章 一經三傳:哲學、歷史、還是政治?(一)“三傳”小史(二)作為官方政治學的“春秋大義”
(三)原心定罪:同罪不同罰(四)官員私鬥
(五)查案不難,判案纔難(六)趙傢村的愛國主義
(七)江山可以送人嗎?(八)三綱實係命
第   I   [II]   [III]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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