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这是伟大的富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反革命"四人帮"。空前浩劫结束了，颠倒的历史逐渐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严寒的冬天过去了，明媚的春天悄悄地来到了北京。1978年2月24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我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大会。特邀委员都住在北京西郊友谊宾馆。开会那天早晨，我到李维汉同志的房间看望他，他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认真仔细在看，脸上浮着少有的爽朗笑容，他见我走进房间，指着报上排列密密麻麻的名单，兴高采烈地对我说："而复同志，你看看这张'解放报'。"我注目那张报纸的报头，是毛主席书写的俊秀有力的四个大字：人民日报，并不是解放日报啊，为什么叫做解放报？一时给懵住了，露出诧异的神情。李部长(李维汉同志建国后即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我们习惯地称呼他为李部长。）察觉我神色，接着说，你看看上面的名字就懂了。我恍然大悟，便说："这的确是解放报。" 这天报上登的政协委员名单中有：邓小平、赵紫阳、乌兰夫、李维汉、陆定一、郭沫若、习仲勋、宋任穷、彭冲、王首道、杨静仁、康克清、包尔汉、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黄克诚、刘澜涛、周谷城、肖克、王光英以及各界人士，如丁玲、胡风、廖沫沙、杨献珍、梁漱溟、宋希濂、董其武、张克侠、杜聿明、唐生明、沈醉、杜建时、黄植诚和巨赞等，绝大多数都是在"四人帮"淫威下被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对象。粉碎"四人帮"前后，这些被"打倒"的对象，陆陆续续平反了，恢复了名誉，大半只是有关的小范围的人知道，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政协委员名单一发表，集体亮相，让全国人民也可以说包括世界各国人民知道，这些被"打倒"的人解放了，一切污蔑不实之词一扫而光，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无怪乎李部长称这天的《人民日报》是"解放报"。 第四届全国政协只有1199名委员，五届政协增加了789名，增加的名额绝大多数是特邀代表、特邀委员比第四届增加了800多名，各界委员都有很大的代表性，团结范围之广泛，在社会上声望之高，可以说是空前的。这些委员在"四人帮"横行时期，都遭受到程度不同的灾难，抄家、批斗、逮捕，有的被关进监牢或者特监，有的被流放到外地，有的被下放到基层，更多的是被"停职反省"，继而当做"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进行各式各样的批斗，多则十年八年，少则三年五载。 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受到迫害和灾难。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毛主席称做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的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遭到空前未有的大破坏，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处于瘫痪状态。许多全国政协委员和民主人士受冲击，遭迫害，所有各省市各地区政协都无法进行工作、被迫停止工作与活动。 1966年7月7日，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3次会议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不定期延期召开。"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之一康生在会上作了关于人大、政协大会延期召开的说明。 "造反派"红卫兵高呼"破四旧"，他们想冲击什么地方和什么人，就毫无阻拦地冲击。他们也不放弃冲击统一战线性质的政协机关，使政协机关无法进行日常工作。周总理为了保护政协机关不再遭受冲击，批示政协机关停止办公，1966年8月30日政协机关对外的大门关闭了，驻上了军代表。周总理还想到处于随时将要受到冲击的民主人士和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他拟了一个保护干部名单，其中有著名的民主人士，如宋庆龄、何香凝、程潜、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郭沫若、章士钊、沙千里、张奚若等，还有原国民党政府的副总统李宗仁等，并经毛主席批准。对少数著名民主人士住宅，则派部队保护，有的干脆转移到部队的医院，如李宗仁就给送到301医院，化名住进了病房，避免红卫兵的冲击，安全地度过暴风骤雨的暗无天日的时光。1969年5月，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给驻政协机关的军代表信中指示：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和各省市党部的委员。对保护宋庆龄，他特别指出："宋庆龄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 从1966年到1978年，政协工作整整停顿了12年，粉碎了反革命"四人帮"，才有可能召开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受冲击，被抄家，关"牛棚"，住监狱，挨批，挨斗，挨打的革命老同志和民主人士，劫后重逢，感慨万端，愤怒斥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他们的迫害。 1978年2月24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耸立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在北国初春的阳光照耀下，给蔚蓝的天空一衬，显得更加庄严巍峨。我和委员们一道进了大门，踏着红艳艳的地毯向里面走去，一片腾腾热气迎面扑来，纵情欢笑的声浪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委员们劫后重逢，有如隔世，有的紧紧握手，有的热情拥抱，有的亲切交谈，仿佛久别重逢的亲人一般。 我第一个碰到的是欧阳平同志，他是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上海解放后，曾任上海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那时我们相识的。以后，他出任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因病住了医院，他接到出席政协会议的通知，好像疾病立即消逝了，兴奋得中断了治疗，赶来出席会议了。站在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位白胡须老头儿，似曾相识，可是我记不起来他是谁了。曾经被反革命"四人帮"批判为"文艺黑线头目"的周扬同志，平反后出任社会科学院顾问，他笑着问我："而复同志，你不认识他了吗?他就是李初黎同志。"李初黎，原名李楚离，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1927年回国，是郭沫若同志为首的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之一，在《文化批判》、《思想月刊》、《创造月刊》等上发表的主要理论文章有：《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普罗列塔利亚文艺批评的标准》等。抗战初期，在延安，我们相识的。建国后，他出任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在外事活动中，我们经常见面，可是看到那飘在胸前的雪白胡须，却认不出来了。在欢笑声中，我看到廖仲恺女儿廖梦醒同志。她年过古稀，最近腿摔坏了，行动不便，就坐轮椅来参加今天空前的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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