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人有着自己的登山观念。
把登顶作为一次登山活动的惟一目标，是这种登山观念的表现形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观念并非中国所特有，它既是西方社会登山观念进化的必由之途，也是至今仍固执地存在于许多东方人（包括日本、韩国等）头脑中的顽石。
必须承认，在这种观念背后，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非常现实的功利含义。而那些在人为因素驱使下的行为，有时也会因某些勇敢的鲁莽而导致奇迹的出现。中国有句古话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似乎就包含了这种赌博式的辩证法。
对于高山探险这样一个严酷环境下的特殊行为，这种我们姑且称之为旧式登山观念的东西，更多的是引发了一些与人类探险精神的初衷不符的行为，而使这一原本自然而神圣的人类活动蒙上阴影。
（二）
1985年中日联合攀登纳木那尼峰时，在距离顶峰不远的地方，一名老队员因担心同一组当时还是新手的王勇峰拖大家的后腿，以他体力不行为由，哀求他解开结组绳，自己下撤。没有太多登山经验的王勇峰只好服从，他觉得自己这样被轰下去实在是太丢人了，可又没有把握自己上，于是只好蹲在那个能看得见顶峰的地方痛哭起来。
1993年海峡两岸联合攀登珠峰时，东西方两种登山观念的冲突表现得尤为激烈（台方队员有些是长期接受西方教育的）。尽管双方终因水乳交融的同胞之谊而达成谅解并最终登顶成功，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台方一位实力不弱的电器专家提前离队，一位内地方面队员归来后也满腹委屈："登山应是每一个人充分调动自己的潜能，以达到自己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为什么要以一个保证集体登顶成功为借口，限制参与者个体的行为与愿望呢？"
这是一个尚无答案的问题。为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登顶作为一次登山活动最完美的境界，恐怕谁都无法抗拒其诱惑，更何况成功向来被看作是能洗刷一切瑕疵的神水。
然而，对于今天已是国际登山健将的王勇峰来说，纳木那尼仍是一段使他难堪无比的往事，尽管后来许多人都认为那次他是有实力登顶的。而那位成功登顶的老队员，在他日后不断值得咀嚼的辉煌里谁能说不会有些许遗憾呢？
（三）
莽莽的喜马拉雅山脉以它无可替代的雄浑气势，傲然接受着来自世界各地虔诚的人们的顶礼膜拜；巍巍的珠穆朗玛雄峰以它世界之巅的英姿，吸引着八方涌来的痴情的登山者。作为"东道主"的我们，也在年复一年的攀登中不断地强化着"山之大国"的优越感，在一次次对处女峰的"征服"中悄然滋长着"登山强国"的骄傲。
是高山挡住我们投向世界的视线了吗？年轻一代的登山者在经历了数次在传统观念指导下的攀登后，在感染着优越感与骄傲的同时，也体验到了一种迷惘的痛苦。当异域的来风不可阻挡地吹来的时候，他们终于提出了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现代人为什么登山，山那边是什么？"
高山探险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它只可能属于少数人的命运。一方面是它所要消耗的巨大财力，一方面是它对于生命不可预知的威胁，但事实是，全世界正有越来越多的人为之痴迷，并且越发达的国家登山人口越多。他们自掏腰包去世界各地登山，甚至为此丢掉饭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属于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有着体面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对他们来说，登顶与否只对他们自己有意义，与利益、金钱、荣誉均无任何瓜葛。可以说，以登山为职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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