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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 》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
第24节：延安生活(1)
黄华 Huang Hua
延安生活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于8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后又称为第十八集团军，但一般人习惯称之为八路军。改番号时，很多红军战士，尤其是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十分勉强地摘下帽上的红星。但是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了执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他们勉强地换上了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帽徽。
1937年3月，我望眼欲穿的黄敬同志到延安开会，证明了我的党员身份。我的组织生活得以恢复。1937年8月，组织上调我到中央党校五班学习。校长是李维汉，成仿吾任教务主任，当时常来授课的有中央负责干部教育和宣传的几位同志如邓发、张闻天、博古（秦邦宪）、陆定一等。我们班有学员四十多人，多数是长征过来的干部，也有些是白区来的同志。我们五班的同学有张启龙、陈少敏、李培之等同志。在校时间一般为半年，我们学习的课目是：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和游击战术，等等。我们没有课本，只有油印的讲义。中央领导同志常来作报告，深入浅出地讲授中国革命的理论、历史和时事，这种系统的学习对我极其宝贵，使我的革命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有所提高。
记得为了学习军事和游击战术，有时我们进行军训和演习，每个学员都发给一枝步枪。这些步枪是各式各样的，给我的那枝很长很重，竖起来有一百六十厘米，枪口差六厘米就同我一样高了，我仔细看了看，是19世纪沙俄生产的普辛式，可能是红军在同马鸿逵部队作战时缴获的。不管怎样，我很珍惜它，把它擦得亮亮的。
10月间，还没有从党校毕业，我便被调到中央组织部任干事，在中组部部长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负责与来延安的青年谈话和分配他们到延安各校学习。两个月后，陈云同志要我到西安和武汉从事青年工作。我担任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和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后来还担任中央青委委员。
为适应抗战开始后大批热血青年投身抗日斗争的形势，1938年初，我到武汉开始筹备全国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武汉失守后，我党在离西安不远的国民党管辖的泾阳县云阳镇（后搬至安吴堡）创办了青年干部训练班，从全国各地招生，为那些要求去陕北和华北前线抗日的青年进行短期培训。中共中央青年部部长、西北青救会主任冯文彬同志担任班主任兼教员。青训班的课程包括抗战和革命理论、正规战和游击战等军事知识、共产党的各项政策、青少年、妇女工作和群众组织工作等。我当时是西北青年救国会的组织部长，常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安吴堡青训班的招生和分配工作，也兼一些课。
1938年春，有更多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延安，有些华侨学生还来自更远的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尼和缅甸。他们先被安排在云阳青训班接受培训。朱德总司令曾来云阳视察，并同意担任青训班的名誉校务主任。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博古、谢觉哉、彭德怀、贺龙都给予青训班亲切的关怀。学生中绝大部分是男的，也有女青年。这些青年怀抱一腔热血，在北平、上海和许多城市陷落后，逃离战区，来到西安，想参加共产党、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有些人则是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想经西安到陕北去的。
在青训班，生活是艰苦的，教员和学员都吃一样的伙食，发一样的津贴。但师生们不怕艰苦，因为大家都有共同的爱国精神和革命理想，能努力学习，团结奋斗。青训班的上万名毕业生有些直接参加了八路军上抗日前线，有些被派到敌人后方的游击区，这是一支有文化有知识的勇猛抗日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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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知识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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