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先生南下避年，悄然而去，悄然而回，我说“悄然”，盖记实也，形势比人强，悄然不悄然，往往身不由主。记得十年之前，我在草屯小住，草屯乃南投县管辖，有一天开门撒尿，只见七八辆耀眼欲眩的小轿车，鱼贯而过，地方绅士及官崽人等，恭立道旁，猛鞠其躬，我吓得连尿也没敢撒，就跳踉逃回；原来县太爷李国桢先生下乡视察来矣。后来他阁下成了“奉命不上诉学”男主角，弄了一身官司，连他题的日月潭国民小学堂招牌都被校长砸掉（换上当时台湾省教育厅长刘真先生题的）。有一天我又出门撒尿，看见他阁下一个人在道旁踽踽而行，好不两袖清风也。（注：当时因没有官劲阻碍，我就撒了个痛快。）
这是过气的，还有当行的，现任教育部长阎振兴先生从台湾省教育厅长宝座下来时，虽然还有一个台湾省立成功大学堂校长干，但那是冷板凳，他不理别人，别人也不理他。可是就在上月，平地一声雷，当了教育部长，前天报上说，他从台南来台北到差的时候，车站上就有数百人欢送的场面。呜呼，柏杨先生虽不想悄然，也热闹不起来。
这次南下避年，最使我伤心的是本专栏“倚梦闲话”不得不中断半个月之久。临锁门开拔时，我还念念有词曰：“避年期间，仍要猛写，一天不停。”不过我有个比较伟大的毛病，那就是必须伏在我那张破桌子上，脑筋才能旋转。桌子太过于漂亮，会觉得浑身发烧，写不出。桌子太烂，穷气熏人欲醉，也写不出。于是一停就停了十数天，以致稿费全无，痛哉。
常有些人说台北的人情薄，薄不薄很难一言为定，柏杨先生大概是过惯啦，即令是薄的话，似乎薄得也非常习惯。就计程汽车而论，在台北坐之，理直气壮，表上跳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从没有听说顾客和司机卷起袖子，互相“干你老母”的；即令是过阴历年，也是一板一眼，对于穷朋友，出租车真是一大恩人，腰里有十元，就坐它十元；有二十元，就坐它二十元；很少有坐漏了底的现象。
可是中南部那些人情敦厚的城市，坑人的花样简直比台北还要狠。初三那一天，柏杨先生在台中中央书局门前，叫了一辆出租车去台湾省立体育专科学堂，坐上去还没走几步，司机老爷就转回尊头，怒目曰：“三十元。”呜呼，从中央书局到体育专科学堂，竟要三十元，这不是谋财害命是啥？该车是“新幸福”车行的，看起来还是台北的人情薄一点好。
提起出租车，又想到“正名”问题，记不得那一天啦，柏杨先生曾非常困惑过，明明是“计程车”，车顶上却矗立着“出租车”，“计程”二字不但简单明了，而且崇法务实，盖“出租”的范围要广得多，不计程的汽车也可照叫出租汽车，若旅行社的旅行车焉，若游览公司的游览车焉，若公路局的长途车焉；为啥不能使之更切合实际乎哉？
这是官方“正名”问题，还有民间“正名”问题，那就是“他哭兮”。平常日子，柏杨先生不大上街，孤陋寡闻，还不知道出租车又叫“他哭兮”。也是这一次南下避年，长了见闻。初七之日，我刚出高雄车站，就听见一个妙龄女郎，纤其腰而露其腿，玉手乱招，娇喊曰：“他哭兮。”我看她招手的方向正对着我，还以为是叫我前去安慰她一番哩。遇到这种惊艳场面，当然也顾不得老妻啦，乃扶正领带，力疾前往，好容易跑到跟前，刚嗅到从她身上发出的香味，而她阁下已跳上出租车走她娘的啦。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出租车不叫出租车，而叫他哭兮。
最严重的是老妻也传染上这种舌头之痒，昨天南下避年归来，出了台北火车站，正要去搭公共汽车，她竟然也一摆粗手，唤曰：“他哭兮。”我当时就叹曰：“夫人，不要再叫他哭兮啦，再叫可就要我哭兮啦。”嗟夫，我想世界上最不可忍耐的是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对中国人乱冒洋话。尤其是像柏杨夫人者流，识字不多，派头不小，就更凄惨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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