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能言情，诗歌都是为情所发的，有情才有诗，“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就是说诗歌是有感情在内心里边要抒发出来，不发出来就不痛快。情发于声为诗，声成于文为音。诗歌是人心发出来的，平常的言说不足以表达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重阳节到了，独在异乡，有了感触，先是发发感叹，“哎呀，我的亲人们怎么样了啊”，发着发着感叹就开始吟诗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用诗歌都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干脆就跳起来了，载歌载舞。诗歌都是从情感里流露出来的，没有情就没有诗，所以诗人就是情人，没有情的人是做不出诗来的。“言情而得情之正”，是讲既要表达感情，而且这种情还必须是合于礼的，中正的。不合礼、不中正的情就是纵情，就不是正情。
由于诗歌都出于真情流露，能打动人，所以孔子要诗教，要用诗来教化民众，老百姓必须读诗，在读诗的过程中，陶冶性情，移风易俗。你本来是一个刚暴的人，读了诗以后，性情近于温柔。你本来是一个粗野的人，读了诗以后，变得文雅，这就是诗歌的作用。蔡元培先生提倡美育，以美来教化民众，其实就类似于孔子的诗教。这就是为什么孔子把这一句放在《为政》后面：为政的关键是在教化民众，用什么去教化，用诗去教化，用老百姓最容易接受的东西去教化。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是接着诗来讲的。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先用诗来教化民众，然后用礼来约束他们，这一句就是讲礼的。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道”意思同“导”字，引导，用政令来引导老百姓；“齐之以刑”，用刑法来整顿老百姓；“民免而无耻”，老百姓不犯法，但没有羞耻心。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害怕一系列的严刑酷法。比如这一班的同学，命令你们不准出教室，出教室者格杀毋论。这样一来，谁还敢出教室？即使想出去也不敢出去，门口不是枪炮就是刀，一出去就要杀你，你哪里还敢出去？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你不想出去啊，只是你不敢而已，一旦有机会，你还是想溜出去，想从窗子爬出去，想变成鸟飞出去。所以孔子说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如果用道德引导你们，用礼仪约束你们，这个时候即使你想做坏事，你也会自己约束自己，这时不是因为怕，而是不愿意。“有耻且格”，“格”当格除讲，就能格除你自己心里边那些不纯正的思想。比如，只跟你说不准你出去，你就想不通，为什么不准我出去啊，我就想出去。但是来了一个人，循循善诱地给大家讲，不让你们出去是为你们好，现在外边全是非典病人，又闹禽流感，或者瘟疫，这里才是净土，你们出去了就要染病，所以不要出去。对你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这个道理给你们讲通了，这下子，叫你们出去，你们都不出去了。你还敢出去吗？撵你出去，你都不出去。这就叫“有耻且格”。要从内心里边去引导他，而不是强制他。这就是儒家最了不起的地方，这也正是儒家与法家最不同之处。上古时候“刑不上大夫”，刑法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对大夫以上的人是用礼来治理。法家是把对老百姓的法普及大夫以上，实际上就是把高的降低；而孔子是把对大夫的礼用于治理老百姓，就是把老百姓的思想提高。真正要治理天下，不是靠堵，堵是堵不住的，要靠疏通。不准你出去，不给你讲道理，你就老想出去；把道理给你说清楚了，把你教化通了，逼你你都不出去了。用德行、礼仪来教化众生的话，众生自然而然地就不会去做坏事。这就是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教育小孩子，你光是不准他这样，不准他那样，他始终还是搞不明白，但如果你告诉他为什么能这样、不能那样，他想通了，他自己就不会做不准做的事情，这就是明理。所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老百姓就有了羞耻心，想做坏事都不会做了，这就是引导的作用。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不会犯法的，因为法律是底线，他自身道德的约束力高于法律，怎么还会犯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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