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亚历山大对维洛尼卡的爱最终还是包含着对她的利用，或许这一点放在基耶斯洛夫斯基身上也说得通。她担心亚历山大对自己的兴趣其实蓄谋已久，只是为了他那本书而来，于是从火车站逃走了。［6］但他又设法让她相信事情并非如此，在两人间的最后一场戏中，我们发现他确实根据维洛尼卡的样子做了一个木偶，写了一段被他称作“某某某的双重生命”的文字。和基耶斯洛夫斯基一样，他将自己笔下的这两个女子的出生年代定在了1966年，他也详细地描写了这两个小女孩之间很早就有的关联：例如，一个人烧伤了自己，另一个便本能地躲开了火焰。虽然他是个充满诱惑力的代理人——或许是一个进化了的灵魂——但他最终还是被维洛尼卡抛弃，因为后者感觉到他接近她的生活只是为了自己的创作。基耶斯洛夫斯基似乎是在这里对天才、爱情、机会主义，或许还有在自己的艺术中利用真实生命的说故事人的内疚，这种种之间的关联加以质问。
从画面上来说，这些反思植根于影片对镜子的使用。“法国，1968年”一段中，出现在眼睛前的放大镜头，也在介绍波兰维洛尼卡的父亲那场戏中出现于他眼镜的圆形镜框之后；维洛尼卡在一旁和他说话，自己反射在窗玻璃中。当她坐火车去克拉科夫时，我们先是从车窗玻璃中看见略微变形的路边景色，然后这片风景又从玻璃球中折射出来。在克拉科夫，维洛尼卡打电话时出现在一面镜子中，坐公交车时出现在车窗玻璃中。她的葬礼是从盖着玻璃的棺材中向外拍的：一把把泥土被撒下来，她的视线渐渐模糊。
在法国，维洛尼卡观看亚历山大的表演时，并非直接从台下看，而是从一旁看着镜子里的他。之后，她寻找亚历山大以往的作品时，她自己的身影也出现在书店的橱窗玻璃中。下个镜头中出现的是一杯神秘的袋泡茶，茶包在杯中上下翻舞（和基耶斯洛夫斯基以往作品中的女主角不同，维洛尼卡不会让杯子掉下去）。她用放大镜仔细看着包裹上的邮票（让人想起影片开始时维洛尼卡小时候用的放大镜），包裹里放着那盒在圣拉扎尔车站录的录音带。在车站，她出现在咖啡店的旋转玻璃门后，玻璃中映出亚历山大坐的那张桌子。（通过他边上的那扇窗户，我们可以看见报废的汽车：录音带上有撞车和救护车的声音，暗示这里曾经出现过死亡。）最终，影片最后一个镜头，我们从窗户中看见维洛尼卡拥抱父亲，两人既出现在画面左边又出现在画面右边！与其说这幅画面表现的是映射关系，毋宁说更反映出一种平行关系，暗示两个女儿拥抱着各自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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