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想象中，决斗是有一些风情的。在金庸或者古龙的世界里，往往是两位高手则定日期，写下战书，于某处名山大川一决高低。君子一诺值千金，公证人这种角色，几乎是多余的。当日一战，必定更改武林局面，影响天下大势，在后世广为流传。这样的决斗，是不多见的，谁要是亲眼目睹，绝对是三生有幸。
但欧洲人显然不懂这种风情。据说，从1588年到1608年，20年间仅巴黎就有8000多人在决斗中丧命，平均每天1.1个人死亡。这个数字很容易让那些以巴黎和普罗旺斯为荣的中国小资觉得难堪，世界上最温柔浪漫的男人们，居然整日泡在血性和无聊之中，一点刺激就小狗一样跳起来咬人。
大仲马的小说里，也把这股风气发挥得淋漓尽致。达达尼昂在短短两个小时之内，分别和阿多斯、阿拉密斯、波尔朵斯三个人定下了决斗之约，打算像赶场子一样分赴各个场合，一点没有经济头脑和数学逻辑。而三个火枪手也好不到哪里去。自己决斗还没开始，就定下决斗之后去做别人的公证人，谁也没把自己可能死亡受伤计算进去。
但是如果我们眼光放得稍微远一些，你会发现整个欧洲都显得胡操大办和不解风情，许多著名人物也夹裹其中，一路吵吵嚷嚷走上决斗之路。1837年，从20岁开始就参加决斗的普希金终于死在了对方枪下，时年38岁。在此之前，他前后卷入了十几次决斗。普希金最后决斗的原因始终不明。有人怀疑是对手勾引他的老婆，有人怀疑是沙皇故意设下陷阱。4年后，持阴谋论并声称"尽快力求一死"的莱蒙托夫终于如愿以偿，死在决斗场上，年龄还没过三十。列宁称赞的"达到最伟大思想家水平"的赫尔岑，由于别人追求他的妻子，打算决斗寻求尊严。但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赫尔岑，显然与众不同。在几经考虑之后，他打算在伦敦组办一个声讨对手的公断会，邀请当时避祸伦敦的名流共同参与，用理性和道德来谴责对手。但雨果、马志尼、路易·布朗、赖德律·洛兰、科苏特等人都不愿参加。最终暴力干掉了理性，赫尔岑未能参加决斗，失去了男人的尊严。
关于决斗的方式，各国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法国规定，没有公证人到场，不算决斗。所用武器可以是长剑或者手枪；意大利和西班牙决斗者青睐长剑，奥匈帝国喜欢军刀。俄国则以手枪为主，双方背靠背走开数十步，抓阄决定由谁放第一枪。如果是深仇大恨，可以选择更近的距离，保证开枪足以干掉对方。
1834 年10 月，大仲马与戏剧《奈尔塔》的合作者，弗雷德里克·加雅代进行了一场决斗。决斗原因，是因为这出戏剧的署名权问题。当时四名证人对这场决斗作了简要的记录：
时间：1834 年10 月17 日下午2 时3 刻
地点：文森树林
内容简要：在我们起草了第一份备忘录以后，两位对手被带到相距50 步远的地方，他们将相对前进，直到相距15 步为止。加雅代先生首先到达界线，第一个开枪；仲马先生第二个开枪；全未击中。仲马先生声明不愿到此罢休，要求继续战斗，直到分出死活。加雅代先生表示接受。但证人们拒绝再装子弹。仲马先生建议以剑继续战斗，加雅代先生的证人拒绝。
从整个决斗的过程来看，似乎是两人面对面，从相距50步的地方开始相互走近。在路途上，另有两条相距15步的界线，谁先到达界线就可以开枪。遗憾的是，枪法精准的大仲马和加雅代都没有击中。从公证人的表现来看，他们似乎都不太赞成这场决斗，因此不愿意再继续下去。而两人决斗者也遵守礼仪，没有自己主动填装子弹。
最终，这场决斗由加雅代首先示好，与1861年同意大仲马的共同署名权。此时，距离那场令人遗憾的决斗，已经过了27年。
决斗，像希特勒的征服欲，雅各宾的正义感，日本人的大国梦和约翰逊的生殖器，在痛苦和挣扎中寻求快感。即便最优秀的大脑和最缜密的思维，也难以摆脱这个整个欧洲男性维持尊严的噩梦。当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这样顶尖的人物也涉足其中的时候，你还能轻描淡写地说，这只是成年人危险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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