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看了台中市政府的《更审准备书状》，感觉既荒唐，又可笑。他骂道：“他妈的张子源，你既有胆量在警备司令部的收据上盖印，为何不敢担当责任呢？这是什么市长啊！”
从这个《更审准备书状》中，李敖看出了台中市政府极想抽脚。他决定抓住此机，穷追猛打，继续与他们斗，与他们纠缠。
1989年10月29日，李敖又代母亲张桂贞写了《张桂贞控告张子源》一文，递交给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李敖在文中说：“张子源这种辩解，可真滑天下之大稽！因为附卷之五的收据中，均盖有台中市政府的大印，并有张子源所属机关即管区警察派出所主管杨三共签名，明明只用张子源所属机关之印信而无其他机关印信，明明只有所属机关人员签名而别无其他机关人员签名，又何能狡赖推托？张子源辩称收据上有‘中部警备司令部文化专员孟启正’签名云云，但受害之老百姓，又何从而知‘孟启正’三字是军职人员？纵使孟启正为军职人员，将盖有台中市政府印信之空白收据，供非台中市政府所属人员使用，张子源又焉能不负责？足见如此脱责，其理由完全不合行政体制与伦理。放纵于先，又推脱于后，其无品无格，洵属笑谈！”
李敖在文中还说：张子源把责任朝其他衙门推，其实只要一查下面两条法律，就知道再推也没有用：第一，“出版法”第7条；第二，“赔偿法施行细则”第18 条。张子源再赖，也赖不掉台中市政府大印盖在收据上的事实。所以，他纵然咬出别的机关来，也少不了他的责任。法律已明确规定如此，还赖个什么？
李敖代母亲张桂贞将控告书送到法院去不久，张子源任期届满下台，台中市长一职由李敖父亲的学生林柏榕担任。李敖状告台中市政府的案子的法定代理人也改成林柏榕，台中分院的推事，也变成法官了。
从更审到林柏榕接手，此案一拖就是一年多。
1990年8月，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法官黄奠华、袁再兴、林富村判决张桂贞胜诉，台中市政府必须发还扣押的李家书籍，赔偿损失。
新任市长林柏榕得知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的判决，大发雷霆，跺着脚骂高等法院的法官不依法行事，胡乱判决。
他认为，警备司令部扣押李敖家的书籍是为了维护国民党的利益，打击窝藏丑化、攻击国民党的书籍系正义之举，怎么能判输呢？
他当即下令组织人马，写上诉状子，即《民事补具上诉理由状》。此上诉状洋洋洒洒，长达万余言。
法官们将林柏榕的上诉状告知了李敖。
李敖看后，认为这个上诉状极其谎谬，混帐至极，立即着手写了长达1.6万字的《驳斥台中市长林柏榕》一文。对林柏榕的《民事上诉理由状》的谎谬之处一一进行了驳斥。
林柏榕在上诉状中说，查扣书籍属机关公权力作用的行政处分，李敖母亲张桂贞对行政处分有所不服，应依行政诉讼途径寻求解决，不应向普通法院起诉。
针对这一谬论，李敖反驳说：“被告所属公务员不法侵害原告所有依法得以持有书籍之权利，自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又，被告所属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时，明知对原告并无行政处分之公文书，竟滥用权力，擅自扣压书籍，显系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权利，依《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上段规定，亦应负损害赔偿之责任。被告所谓‘不得迳向普通法院起诉’，全是不明法律的狡辩。”
有趣的是，在法庭辩论时，台中市政府的官员与警备司令部的特务又一次当众出丑，互推责任。市政府的官员说孟启正是台湾中部警备司令部的人员，此事应由警备司令部负责，而孟启正老是说自己是台中市政府文化小组的官员，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两个衙门当庭互赖，当庭大对决，精彩无比。在场的法官几次在庭上忍不住笑出了声。
每每看到此情景，李敖高兴万分，并自言自语道：“台湾法庭上的这一场面，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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