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宪政制度下，公民纳税具有个人委托国家代为完成自己所必须而又无力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性质，也就是
说，纳税人是在为自己纳税。封建专制体制下的纳税人就没有这么幸运。自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制度，一直到清朝末年，皇权专制始终是政治的唯一核心。
中国历史上，赋税被称为“皇粮国税”，纳税人被称为“小民”、“刁民”，统治者一味片面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完全忽略了纳税人的权利。让交多少就交多少者，被称为“顺民”，予以口头表扬；稍有异议者，被称为“刁民”，则威胁强迫；流离失所者，被称为“流民”，救济措施往往口惠而实不至；稍有反抗者，被称为“暴徒”，坚决血腥镇压。在封建专制体制下，义务和权利不对称的赋税制度，严重侵犯了农民利益，破坏了社会生产，成为导致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甚至引发周期性社会动荡和王朝更迭的基本因素。
抛开祝家庄的悲哀不论，祝家庄与梁山的冲突原本可以推迟或避免，问题在于他们的宣传教育政策有问题，三个庄一致向村民灌输“防火、防盗、防梁山”的安全知识，把梁山当成了时刻有可能进犯的头号敌人，战争的弦绷得很紧。加上祝家三子、扈三娘、李应骁勇善战，三个庄武装力量十分强大，又大大低估了梁山的力量。于是小小的偷鸡事件，变成了梁山三打祝家庄的导火索。
对于祝家庄的挑衅，宋江是主战派。在梁山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摆出了四条令人信服的理由：一是与山寨报仇，不折了锐气；二乃免此小辈，被他耻辱；三则得许多粮食，供山寨之用；四者就请李应上山入伙。核心理由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山寨人马众多，打下祝家庄，可以得到三到五年的给养。梁山本来没有马上想到去打祝家庄，而今偷鸡事件使得可以“趁势去拿那厮”，一下子促成了梁山的战略出击。
这是宋江上梁山后的第一仗，政绩能不能树立起来，关系着他今后的政治地位和声威口碑，所以梁山派出了2/3的主力攻打祝家庄。从对阵的情况看，祝家庄与梁山是棋逢对手。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不知祝家庄是出于自信还是对官府的不信任，梁山几乎倾巢来取，竟然不去报官。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道官府是出于坐收渔利还是不愿花费军饷，面对两大军事力量的对决，竟然毫无动静。
不难设想，如果官府及时决策出兵两路，一路协助祝家庄民团，对宋江部形成夹击之势；一路兵进梁山，偷袭晁盖的大本营，梁山将覆灭于此役。可是，官府错过了这个歼灭巨患的绝好机会。官府方面的毫无动静，不仅进一步证明了公共服务的缺失，还进一步证明了官府的不作为和无能为。
由于战前李应与祝彪交恶，李家庄在此次战争中采取了中立。但联盟出现裂缝后的祝家庄依然是块硬骨头。第一次攻打祝家庄，由于地形复杂，到处是盘陀路，宋江部轻易冒进，被祝家庄迷局困得走投无路，如果不是石秀及时提供了侦察信息，宋江很可能有灭顶之灾。即使如此，宋江仍然损兵折将，杨林和黄信被活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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