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是的。”我说，“但你不知道吗？你会要坐牢的。” “等等，”海文道，朝前坐了坐，“当然，我没在支票上签名。支票上没我的名字，也没我父亲的名字。你明白吗？啊，对不起，”他说，因为电话又响起来了，“我想又是我的电话。我的四弟约我在这里见面。” 这次他没打多长时间，立刻就两袖生风地回来了：“我刚才说的那些，是几年前发生的事。”他继续道，抽了一口烟，“现在结局来了，今天我才知道，我们麻烦大了。我父亲作了一件事，他忘了告诉我。他写了封信给那伙债主，说他要开支票付钱。”海文坐下来，绝望地摇头，“你看，全搞砸了，我很精明，但我父亲令我的精明毁于一旦。” “但是──”我道。 “这下我只好去找黎塞留了 。”他继续道，“看我还能作些什么。我弟弟要到这里来找我。你不介意吧？ 他是我四弟。” 老四不一会儿就到了。这是一位肥版海文。他穿了件灰长衫，戴了顶麦杆帽，道貌岸然。他朝我鞠躬。用小心翼翼的英文道：“你好。”就坐下了。他和海文劈哩哗啦地讲起中文，我只好坐到一旁读那本《罪案大全》。过了半小时，老四站起身，朝我鞠躬，说：“谢谢你，再见。”就走了。海文看上去情绪轻松了一点。 “事情还不太坏，”他说，“也许我们还有救。支票和信在一位律师手里，我认识他。也许可以想想法子。” 他走的时候开心多了，颇有点黎塞留的风采。 接下来那些天是没完没了的会谈，因我的住处离他们几兄弟的写字楼都比较近，每天下午我的客厅就坐满了这些弟弟，他们高矮胖瘦不等，彼此间说着中文，喝着茶。弟弟们有的穿褐色长衫，有的穿灰色长衫，有的穿蓝色长衫。虽说实际上只有三、四位，但川流不息。我让他们占据了客厅，自己出门逛街，或是写信，或是讲电话。然后，我发现这股弟弟浪潮在减弱，在退落，终于消失。昨天下午，我发现海文像以前一样独自在那里喝茶，旁边放着些香烟罐。他穿一件白长衫，在读D.H劳伦斯。 “你弟弟们呢？”我问。 “我弟弟？哦，他们今天不来。你想看见他们？” “不是太想。不知道你父亲银行的事怎样了。这件事里有一点我弄不明白： 为什么他要擅自开那些支票？” 海文的神情突然庄严起来：“当然啰，”他说，”我父亲是个最诚实的人。” “我看出来了。” “现在没事了。”他说，懒懒地翻过几页，“看来是万事大吉了。” “你是怎么把它摆平的？” 他夸张地吁了口气，合上了劳伦斯。 “很侥幸，”他说，“我父亲写信时，忘了说那些支票是作什么用的。所以现在万事大吉了。” 很难相信，这里所描述的这件事就是邵家那件轰动上海的杨庆和钱庄倒闭事件。这一事件是曾经富甲一方的斜桥邵家走向全面破产的开始。可作为主要受害人，海文/洵美，表现得这样超脱乐天。这里的描写也许与传闻有些出入，细节上不无夸张之嫌，不过在项美丽眼里，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当事人、受害者在这整个事件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游戏人生的态度。与其它游戏人生者不同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游戏的是自己的人生，却并不拿别人的人生开玩笑。而他的天才在于，就算是在那些损害了自己的人事之中，他也往往可以找出可笑可乐之处，嘻笑怒骂，亦都不失爱心。这也正是项美丽自己的人生态度。他俩的人生正是在这一点上碰撞，重叠。这两个人，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命运使他们在茫茫的人海里相遇，目光一亮，都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自己，或是自己所追求的那种人生境界。所以项美丽在描述邵洵美的性格时，贬抑之中不无欣赏，抱怨之中常含赞叹。 最能说明他们这种性格重叠的，也许是那次珠宝失窃事件。 项美丽到中国不久就雇了一位中国人陈林作厨师兼家佣。她很以陈林为傲，因为他能作一手好菜，又能干又勤劳。曾在北京英国大使馆作过厨师。他的问题是脾气太大，这使得他老是跟雇主相处不好，不得不频繁转工。到了项美丽这里，他才如鱼得水，不是他脾气有所改善，而是因为： 有时我不得不一连几个小时躲在卧室里，因为陈林正在发脾气，他在厨房里冲着他妻子大喊大叫。这种时候他那张皱纹累累的面孔就象戴了副假面具，暴怒使他判若两人。我注意到，跟别的厨师不同，他发脾气倒是跟开工不足有关，每逢我开派对，请客吃饭时，陈林就变成了一个快乐的人。他开心我也开心，所以……我家派对越来越多。 然而有一天，项美丽却不得不跟陈林正面冲突。 我开始失窃。先是不见了钱，然后是一个玉手镯。这手镯令我感到必须采取一些行动。我是个差劲的管家。所以陈林对我这么可贵，我又雇了他妻子作清扫方面的事，我并不是阔人，上海家佣的月薪最高是三十元，我付给陈林和他妻子的就是这价钱。我再没雇别的佣人，也没司机和听差，为我收拾打扫的只有陈林和他妻子。 换句话说，只有陈林和他妻子是怀疑对象，可是怎么开口跟他去谈这件事呢，这对一向与陈林平起平坐的项美丽来说，成了一大难题，正当她发愁时，海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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