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取得了淝水之战的重大胜利，但并没有给它带来任何的好运，不久东晋在没有外患的干扰下自己就垮台了，这可能和国人的擅长内斗有关系（由于东晋采取的这种类似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使得每一个能爬上金字塔顶端的权臣都特别专精内斗）。在大敌压境的时候东晋政权往往会非常团结，所谓“抛弃前嫌、上下一致、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也不为过。但一等外界的压力消失，东晋的内乱马上不请即来。北方由强大的前秦过渡到一片混乱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东晋由安定团结演变到一碗面条所花的时间也不比这多哪儿去。
《五胡录》有意地忽略了东晋的历史，其实同期东晋发生的种种故事不比五胡十六国逊色多少。这里首先介绍一下本文主人公的三个主子，他们是晋孝武帝司马曜、晋安帝司马德宗、晋恭帝司马德文。
孝武帝司马曜是东晋历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他的皇位呆的也最长，11岁登基，从372年396年，当了二十四年的太平天子。经历了桓温倒台、谢安执政、淝水之战、东晋衰落等多次重要历史时间，最后被他的宠妃闷死。
孝武帝死后，安帝司马德宗继位。此皇帝的白痴程度可以排名中国历史第一位，那位以“何不食肉糜”而名垂青史的惠帝司马衷见了这位可谓是小白痴见大白痴。这位安帝“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辩也。”完完全全是个木偶，以致403年桓玄占领建康称帝后都懒得杀他。两年后刘裕击败桓玄，又当了十三年的木偶被杀掉。随后的恭帝司马德文没当两年皇帝就被迫“禅让”给刘裕了。
我们回头看372年孝武帝登基的时候。桓温很不久被谢安给拖死，由于几乎给东晋带来亡国危险的桓温是非门阀世族出身，这使得东晋朝廷确信自己的立国之本：门阀世族制度是绝对正确的。要保证政权的延续就必须保证有纯洁的门阀世族血统的大权臣来执政，这使得任何一个出身不良的人即使才能再出众也无法接近至高无上的东晋皇权。于是血统最高贵的谢安成为新的大权臣（正好谢安还非常聪明，这使得血统论更加神圣不可侵犯，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耗子生来会打洞”等文革名言大概都是那时传下来的。）。我们看到在淝水之战时指挥官大都姓谢，刘牢之那样的只能干先锋。这样一来淝水之战的胜利更坚定了门阀世族理论的正确性。于是那些出身贫寒的知识分子更加难以跨进权力的门槛。其实无论是门阀世族还是贫寒庶族掌握权力后都会更加拥护门阀世族制度。（殷浩、桓温就是贫寒庶族掌权不多的例外，他们意外地成功以后反而变本加厉地推行门阀世族制度，阻止其他知识分子步他们的后尘。这种忘本的行为或许初让人难以理解，但仔细琢磨一下就明白中国历史上其实上演过无数的续集。
权力孳生腐败，世袭的、没有竞争力的权力会孳生出递进的、无穷无尽的腐败。所以我们说士大夫是东晋最腐朽的顽固势力，而知识分子则是他们的伥。别看那些贫寒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没当官之前对这个王朝如何如何的不满，但一等主子发起善心来让他们得到重用的时候，他们变起脸来比谁都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其实这些秀才们不过是想取代老一辈的士大夫让他们坐上权力的宝座而已，如果上天开眼使得几位幸运的知识分子当上了士大夫，那么他们绝对不会说开放仕途使得天下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公平的做官机会（那样会潜在地威胁自己的权力），而是想方设法地压制那些没有挤上权力快车的知识分子，并给自己加上正统的士大夫身份，以保证绝大多数人尽可能地减少接触权力的机会，并使自己和自己的后代能尽可能多的把握住国家的权力。所以说依靠知识分子本身是不可能推翻这种门阀世族制度的，只有等外来的力量改变它，比如后面的孙恩卢循之乱。（哇！看了这段感想，总算觉得沾了点柏杨味了^Ｏ^））
淝水之战取胜后，谢安的大权臣位置并没有呆多久，门阀世族指挥下的大胜仗使得东晋朝廷确信越是血统高贵的大臣就越有出众的才能。为了避免谢安象桓温一样，对东晋政权产生不必要的威胁，孝武帝的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被任命为司徒，准备剥夺谢安的权力。领扬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梁益雍凉十五州大都督的谢安被迫离开建康到前线指挥收复故土的作战，不久就生病而死，司马道子成为东晋的新任大权臣。（看司马道子排挤谢安的手段就知道此人愚蠢至极，手握重兵的谢安只要稍微有半点异心他司马道子岂能活过一天？而谢安被排挤出建康正是因为害怕他有异心，由此悖论可见司马道子之拙劣）
前秦解体，谢安病死，东晋可谓内忧外患皆除。孝武帝和司马道子两位都荒淫于酒色之中，朝政自然开始走下坡路。司马道子权倾朝野，随口封官，连和尚道士戏子盗贼都被派往各地做官员。这些官员一上任就竭尽所能地贪污，国家财政很快就供应不上了。过几年孝武帝因宠妃争风吃醋被闷死都不了了之，对外宣布皇帝“暴崩”。立天下第一白痴皇帝司马德宗为帝，是为安帝。
此时司马道子早就对治理国政彻底厌倦，任命两个弄臣王国宝和王绪总揽朝政大权。但两位不自量力觉得军政合一指挥起来更过瘾，就异想天开地准备剥夺各路外地镇守武将的兵权。经过司马道子几年荒废，早就丧失了对外镇武将的控制权，军队无疑是外镇武将的命根子，一听要收回兵权当然不答应。镇守京口的平北将军王恭首先发兵进攻建康。京口离建康不过百来里一天就到，司马道子害怕至极，处死王国宝和王绪向对方屈服。
经过这场风波，司马道子对外姓大臣再也不信任，竟然任命自己的十六岁的儿子司马元显为侍中代理自己的职务，这更是授予一些野心家以口实。不久兖州刺史王恭又联合荆州刺史殷仲堪共同起兵讨伐司马元显。司马元显果然比他爹有能为的多，竟然派间谍说动王恭手下名将刘牢之叛变杀死王恭，并许诺将长江以北战区委任刘牢之全权处理。殷仲堪只好怏怏而回，叛乱不费一兵一卒就被平息了。
司马元显第一次做大事就取得完美成功，心中的野心顿时迸发出来，认为天下诸事不过如此简单。一天他趁老爹喝醉了酒，私发圣旨将司马道子的所有职务并转让给自己。司马道子酒醒才发现大事不妙。
十六岁的少年司马元显有了兵权，成为东晋事实上的皇帝。任意抓流民来扩张自己的军队，百姓苦不堪言。很快司马元显就聚集了能和荆州殷仲堪、徐州刘牢之相对抗的兵力。接着荆州刺史殷仲堪的参谋官桓玄又击败殷仲堪，桓玄和他老爹桓温一样野心勃勃，马上自立为荆州刺史，盘踞了长江中上游地区，再加上控制长江下游以北的刘牢之和江南的司马元显，东晋事实上已经分裂成三块，混到这个份上大战已是一触即发。这时东晋局势却突生意外，由于东晋统治的日益残暴百姓无法忍受，积蓄已久的一场大动乱在内战之前爆发了。
由于东晋的高压统治异常残酷，百姓无法生存下去，很多人都靠信教来获得精神上的解脱。琅琊人孙泰曾习练过道教的一支五斗米道。趁这个机会自称得道，靠作法事和一些希奇古怪的仪式来赢利，即使司马元显父子也曾沉湎于此。但不久就有人告发孙泰意图谋反，于是东晋安全机关立即发难杀死孙泰并斩首示众。
孙泰的侄子孙恩只身逃到舟山岛，一路宣扬孙泰得道成仙，平日飞升，不少百姓都深信不疑，纷纷资助孙恩的逃亡。孙恩到了舟山岛上纠集了百余亡命徒开始反攻大陆，由于事先的宣传获得成功，活不下去的流民都来投靠，没几天孙恩的部队就扩大到了数万人。孙恩就自称征东将军，以会稽为大本营，顿时整个江南地区纷纷响应，乱民所过一片狼藉。司马元显吓得不知如何处理，只得向刘牢之示好，请其精锐北府兵入吴作战。
孙恩暴乱意外地打破了剑拔弩张的东晋局势，使得司马元显被迫和刘牢之联合起来镇压民乱（虽然孙恩之乱重创了司马元显和刘牢之两方的实力，但使得墙头草刘牢之倒向了东晋朝廷。使得将来桓玄攻陷建康处死刘牢之和司马元显后还有刘裕给他们翻本。如果没有这次联合的话很可能是桓玄刘牢之司马元显三方混战发生，到时候本文的主人公刘裕可能就再没出头之日了）。
刘裕的祖先是汉高祖刘邦的亲戚，因此被认为是江苏徐州人氏。但到了刘裕这一代已经是家贫如洗。年轻时的刘裕“尚豪侠，有大志”，但就是不学无术，以给别人打零工过活，间或打架斗殴赌博，别人都瞧不起他。而且刘裕手气很差，经常因为输个精光被人捆起来痛打，这种局面直到当兵后可能才稍有好转。但直到三十三岁前，刘裕一直都是草头兵一个。
刘裕因为孙恩民变而发迹。398年，江南地区爆发孙恩之乱，在东晋朝廷野兽般的统治下，苦难深重的百姓只有用暴动还回敬国家的暴政，孙恩暴动只不过是东晋末年大规模暴动的导火索。孙恩在荒岛上宣布造反的时候手下只有一百来号亡命徒，但仅仅十来天东晋全境就有数十万活不下去的百姓自发响应孙恩之乱，效率比两百年前的黄巾之乱还要高的多（和张角不同的是孙恩本来就没什么力量，不过是个有名气的神汉。而且也没有四下里去通知别人）。
孙恩暴动不能认为是农民暴动，因为当时的东晋自由农民快绝种了，几乎全部被门阀世族圈地圈成了农奴。（有趣的是查资料的时候还有不少把孙恩暴动说成农民起义？）尽管东晋政府屡次清查户口清退农奴，但都是前脚清退完后面接着圈进去，而且越圈规模越大，到后来大贵族占的土地往往跨过数郡，绵延几百里，荫庇数万农奴。（门阀贵族就靠农奴来攫取财富，门阀贵族的政府怎么可能断自己的后路呢）借助国内不断积累的各种矛盾的孙恩暴动终于成功地葬送了东晋王朝。
孙恩是神汉出身，带兵打仗如同跳大神，（神族部队？）称呼自己的部下叫“长生人”，就是刀枪不入的军队。别说这样一群人收拾腐败透顶的东晋朝廷直属部队还挺见效的。大军所到官兵是望风即溃。孙恩每占一城就召集百姓加入他的部队，凡是不服从的一律灭族，连婴儿也不放过。而服从的百姓就叫他们把自己的房子都烧掉从军，但不准带孩子走。凡是抱着孩子的妇女一律“囊簏盛婴儿投于水”，然后围观者纷纷恭喜母亲小孩先上了天堂。于是孙恩所至百姓十死七八。
东晋朝廷不得不借刘牢之的北府兵来平乱。刘裕因作战骁勇而崭露头角，曾有一人战败一支军队的记录。经常带着几百人阻击孙恩的数万军队的进攻。后来几乎独当一面地担任东晋对孙恩作战的主力军。孙恩乱军最盛的时候达二十余万，而刘裕只靠几千人的军队就打得孙恩晕头转向。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战，终于迫使孙恩自杀。
孙恩的灭亡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到来，孙恩死后妹夫卢循（卢循的曾祖父卢谌是刘琨的部将，就是刘琨那首慷慨悲愤的五言诗《赠别驾卢谌》的主人）接替了乱军的旗帜，坐船杀到广州，盘踞了华南一带，这样一来乱军的规模更加庞大。
刘裕破孙恩的同时，盘踞荆州的桓玄发动叛乱，借讨伐司马元显为名向东晋发动进攻。东晋正规军在司马元显的指挥下被打得一败涂地，慌忙之只好下向江北大军阀刘牢之求援。而刘牢之则有他自己的小算盘，他指望靠桓玄来铲除司马元显，然后自己再想办法消灭桓玄，好独揽东晋大权。所以尽管刘牢之名义上向司马元显效忠，在打仗的时候却有意保存实力，等桓玄一到建康，刘牢之马上宣布向桓玄效忠。
司马元显大势已去，和他爹一块被杀。这时桓玄又来了一个狠招，成功地剥夺了意图再次谋反的刘牢之的兵权，刘牢之愿望落空，不得不自杀。这样桓玄就成功地接管了东晋大权。
桓玄消灭了所有的敌对势力，马上迫不及待地在建康称帝，改国号为楚，这样就引起刘牢之嫡系北府兵势力的不满。不久，在平定孙恩之乱中战功赫赫的刘裕在建康对岸的京口宣布造反，率领自己的一千七百常胜军大败桓玄的两万军队，重迎安帝复位。成为东晋历史上最后一任大权臣。
连年战乱后的东晋已是一片狼藉，所以东晋在404年桓玄被灭到408年东晋进攻西蜀这段时间里几乎没发生什么大事——全在修养生息。
409年开始，刘裕发动了一系列的对外战役，先后灭南燕、平徐道覆、平卢循、灭西蜀、败北魏、灭后秦，都是以绝对优势取得胜利（限于篇幅这些战役不再一一详述，大家可以参照大雪弓刀的《金戈铁马记》。只是长安留守军却被赫连勃勃杀得只剩一人，给刘裕的全胜战绩蒙上一层阴影。另me还是没找到刘裕在长安准备了二十万守军的记录，看来不得不要采用大学公道mm的说法了，郁闷...），这是东晋历史上从来没有达到过的战果（当然如果谢安那种人带着东晋万幸收复了北方的话，那么诞生的政权恐怕是五胡十六国中最让人倒胃的国家了）。即使在整个中国的南北战争史上，刘裕的北伐也是最有成就的胜利之一（可以比较宋朝借辽金之战和金蒙之战的机会发动的两次愚蠢的北伐）。刘裕也在作战中铲除了异己，树立了不二的威望。于公允420年称帝，东晋灭亡。
刘裕登基不久就杀掉了废黜的晋恭帝司马德文，此后中国历史上的君主大都喜欢把亡国的帝王给赶尽杀绝，不明白为啥会这样，或许是平民出身的刘裕对大士族的示威吧。
作为南朝的第一个皇帝，刘裕的日常生活却十分简朴。巡视地方时只带十几名随从，而且为了激励子孙后代继续保持这种优良传统，他还特地把当年当短工时留下的麻绳扁担和土炕灯笼等陈列起来。但刘裕的儿孙们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最不成器的帝王。竟然认为“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不知道刘裕九泉有知该作何感想。不过无论如何刘裕能以一介平民的身份而得到注重门第的社会的认可，确实是很不简单。
东晋灭亡后，中国封建史上唯一的一次民主政治尝试至此完全失败。刘宋建国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宰相执政重臣制约的局面。
这种类似于君主立宪制的权臣政治制度仅仅出现在东晋。权臣政治和中国历史上实行过的其他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差异。可以认为东晋在政体上是中国历史上和西方君主立宪制度最相似的朝代。
权臣政治和中国历史上其他政治制度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1，权臣制度废除了权力的世袭。中国历史上的当权者无不希望自己的权力能够恩泽子孙，万年不朽，所以人们把主动将权力还给皇帝的重臣看作圣人，比如伊尹、周公、霍光、诸葛亮等。而权臣制度则不成文的规定了权臣不能挑选自己的下一任，（比如袁世凯的总统制度是下任总统是由现总统推荐，这和皇帝也差不多了）而且在执政期间犯下错误的权臣还需要引咎辞职（比较中国历史上其他著名的重臣，象曹操、诸葛亮、贾似道、严嵩等，鲜有几个主动下台的）。
2，权臣制度中，朝廷对拥有最高权力的大权臣有制约，权臣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受到朝廷的掣肘，相应于西方议会对首相权力的制约。这种权力制约机制在中国历史上也极其罕见。（象包公案里八贤王的鞭子上打昏君下打奸臣什么的，大家不觉得很滑稽么？）
3，社会伦理和哲学思想导致政治制度的差异。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它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够按部就班地生活，需要尊卑有序的社会制度，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条条框框，都为了维护森严的等级制度而设。而东晋的主导哲学思想是玄学，它和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不同。玄学思想希望人人都能有个性，个性有一种创新的推动力，比如光屁股裸奔在中国其他任何朝代都被看做是异端，而在东晋就被看做是名士。这么一个尊卑无序的社会中，被其他时候被看作是僭越的权臣制度在东晋就很自然了。
4，民主制度的雏形，广泛的辩论：一说到辩论大家往往想起古希腊的辩论家，或者是西方议会中要动板凳腿打架的辩论等等，其实东晋社会对辩论的偏爱更令人发指。人们把辩论称为“清谈”，把擅长辩论的文人称为“清谈家”，而擅长辩论的官员就是“清官”，受到全社会的尊重。清官自然人人想做，一个擅长辩论的世家公子可以很容易地获得政府的高级职位。所以辩论的艺术也日趋完善，擅长辩论的人收几个来学辩论的徒弟是常事，甚至有专门的私立辩论培训学校。这在“敏于行而讷于言”的老儒棍的眼里是不可想象的。
5，对自由的推崇，认为个人的身心自由是最可贵的。名士们甚至以装疯卖傻来表示自己是自由的，而统治者并不以为忤，所以两晋十六国时期的这种异人特别的多，他们不受哪个国家的管辖，在贵族阶层中交游广泛，见了皇帝不用磕头，而且用途也很多，比如充当敌国之间的调停人、外交合纵联盟的说客等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逐渐占了上风。名士们掉脑袋的概率也越来越高，所以现在估计没有架子这么大的人了罢？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东晋的这种民主政治制度仅仅适用于门阀贵族和高级知识分子，平民百姓是没份的。这和古希腊的民选制度只对公民有效的道理是一样。东晋社会上大贵族、小贵族、平民、奴仆各种门第之间的矛盾不次于世界上任何一款严厉的等级歧视制度，比如印度种姓制度、元朝四等人制度、纳粹德国的反犹制度、南非的种族歧视制度等等。其他等级制度的高等级阶层如果杀掉了低等级阶层的百姓，高等级阶层肇事者总要受到或多或少的惩罚，只有东晋实施的门第制度是例外的。东晋的门阀贵族可以随意杀掉属于自己的农奴而不必付任何的责任。（举个很风雅的例子。东晋首席大权臣王导小时候和弟弟王敦一块去大臣王恺家吃饭。兄弟俩才十几岁脾气性格就有很大的不同，王导性格软弱，王敦性格刚强，但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喝酒。王恺听了感到有趣，就找了数十名美女奏乐。后面派刀斧手监工，凡是音律失调者马上处死，须臾连杀数名美女。王导就吓得脸色大变，而王敦则神色自若，继续和主人谈笑风生。王恺又命美女们给客人劝酒，凡客人不喝者也立即处死劝酒的美女。酒杯送到王导处，王导急忙喝掉，而美女把酒送到王敦之处王敦连看都不看，即使美女悲哭失声也不搭理。王恺连杀数名劝酒者都是如此。由此大臣王恺非常器重王敦。
这种制度太可怕了。现在一想还亏得门阀制度没有延续下来）记得论坛上经常有人苛责元朝是中国最黑暗的朝代是因为元朝实施的民族压迫政策把国民分为四等正统汉人等级最低云云，切记切记中国历史上只要有政权就要有等级，就象档案里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还是贫下中农的道理一样，没有等级差别的朝代恐怕得在有巢氏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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