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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考 》 宋代文化與文學研究 》
宋文研究的世紀回顧與展望
張海鷗 Zhang Haiou
二十世紀的宋代文學研究落後於唐代文學和宋史研究。而在宋代文學研究中，宋文研究又比詞、詩研究蕭條得多。如果說宋詞學和宋詩學已經形成或正在形成學科規模，那麽，宋文研究則連個“散文學”或“文章學”的學科概念都還沒有。二十世紀的詞學研究可謂名傢輩出，碩果纍纍，然而宋文研究卻專傢寥寥，著述不多，無論規模、層次、研究角度、方法、還是成果，都還未能成“學”。
這裏首先要辨析一個概念。文學史傢習慣使用的“散文”一詞，雖然其外延和內涵都不甚明確，但偏重於文學是無疑的。然而怎樣才能從古人文章中明確地劃分文學文章和非文學文章呢？比如宋文研究，可以從文體、文性（類）、文法等各種角度面對宋文的各種文本，但若嚴格挑選文學文章和非文學文章，實非易事。比如蘇軾的文章，以文體論，衆體皆備；以文性論，文學性和實用性都有，二者或可分，或不可分；以文法論，文學文章和實用文章既有同法，又有異法。故各種中國散文史著述，皆不限於文學散文，而廣及各種文章。既如此，則本文所謂宋文研究，自然也是既面對文學意義上的散文研究，又面對寫作學意義上的文章研究，因而是指有宋一代各體文章之研究。
以下從典籍整理、研究狀況、學科建設三方面進行回顧和展望。
一、典籍整理
自宋至清，宋文雖無清人所輯《全唐文》那樣旨在盡收的總集，卻不乏別集傳世。亦有略具規模的選本，如宋呂祖謙編《皇朝文鑒》[1]、宋魏齊賢等編《聖宋名賢五百傢播芳大全文粹》、明茅坤編《唐宋八大傢文鈔》、清高步瀛選註《唐宋文舉要》等。宋文一直受到明、清人的重視、學習和研究。
二十世紀前期，宋集出版小有成就。李之鼎自1914年起歷時10年，精選善本，刊刻《宋人集》甲、乙、丙丁四集共59人62種。他這樣做的一個重要理念是認為“節義文章，近古以宋為盛”，而“四庫著錄僅存三百九十九種，其中尚多輯諸《永樂大典》者，存目更少傳本”，因而“舉兩宋足本別集凡本朝無刊本者，節衣縮食，力任校刊”[2]。稍後鬍思敬刊刻《豫章叢書》，也是盡求精良善本，共收宋代別集20種。《四部叢刊》和《四部備要》也選入若幹種宋別集。1936年中華書局出版歷代作傢文章選註本，其中宋文選本有《歐陽永叔文》一册、《王介甫、曾子固文》合一册、《蘇明允、蘇子由文》合一册、《蘇東坡文》上、下册。同年，世界書局也出版了排印本《歐陽修全集》、《蘇軾全集》、《陸放翁全集》、《文天祥全集》等宋集。這一時期古籍整理出版一般衹作校、點，不作註釋。
二十世紀四十至七十年代，宋集整理出版甚少，僅二十餘種[3]。這是一段國難頻仍和國傢政治比較特殊的時期，愛國主義和唯物主義在主流意識形態中擁有顯赫地位，古籍整理也因此而較多地垂青王安石、楊萬裏、範成大、陸遊、辛棄疾、 陳亮、葉適等被稱為愛國主義者或唯物主義思想傢的別集。包拯則以“清官”而受到永恆的偏愛。李清照集在二十世紀屢被關註，固然與其成就有關，但也與“五四”以來婦女解放運動有關。
此時期整理工作仍以校點為主。值得註意的是，傳統的箋註傳疏之學，開始以現代的方式出現在古籍整理中，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註》（1963年）雖屬詞學專書，但其“編年箋註”體例，卻對當代古籍整理有示範作用。周汝昌《楊萬裏選集》、王延梯《漱玉集註》、王仲聞《李清照集校註》等，都是宋集整理較早的現代註本。
這時期的宋集整理工作還有一個對研究工作有重要意義的內容——由整理者作前言或後記，比古人之敘（序）、跋更具學術性。如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註》1963年出版時，以一萬五千餘字的《略論辛稼軒及其詞》置於書前。同年，王仲聞也寫了一萬四千餘字的《李清照集校註·後記》。1978年《漱玉集註》修訂重版時，王延梯作了近二萬字的《前言》。朱東潤《梅堯臣集編年校註》1980年出版時，除《前言》外，又加敘論四篇——《梅堯臣詩的評價》、《如何進行編年》（附〈宛陵文集分捲編年表〉）、《梅堯臣集的版本》、《原註和由原註引起的推測》。這類敘、記文章通常是權威性的專傢之論，其學術含量比較豐厚，學術觀點比較精深允正，因而往往對同類研究有較強的引導作用。
二十世紀後二十年，學術研究漸近常軌，宋文的整理出版工作也有了起色，二十年間整理出版的宋集超過前八十年的總和[4]，而且帶有現代箋註、編年、譜、傳、敘、記、述論等項目的成果大增，標志着整理水平的提高，為閱讀和研究提供了比點校或校註更大的方便。較早如朱東潤《梅堯臣集編年校註》（著於1960—1965年，出版於1980年）。此後之宋集整理，“編年校（箋）註”遂成風氣。
一些研究資料也陸續出版，如中華書局（以下簡稱中華）《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陸遊捲〉（齊治平編，1962）、〈楊萬裏、範成大捲〉（湛之編，1964）；〈黃庭堅和江西詩派捲〉（上、下册，傅璇琮編，1978）；《蘇軾資料匯編》（川大中文係編，1994）《歐陽修資料匯編》（洪本健著，1995）等。
二十世紀的宋文選本，最早是王水照編選的《宋代散文選註》，此書1961年由中華上海編輯所分上、下册出版，1978年以後不斷重印，纍计印數十幾萬册，並在香港、臺灣出版。其後楊明照主編的《宋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以下凡某某出版社，均省略“出版”二字）1980年出版，纍计印數亦達十幾萬册。今天看來，它或許就是後來《全宋文》編纂工程的序麯。據印刷數量即可看出這兩種宋文選本影響之大。
由於“唐宋八大傢”的概念沿用已久，所以宋文選本仍以宋六傢為主，約有二十餘種。而六傢之外的選本就很少見了，通常是與詩、詞合選。如王延梯《王禹稱詩文選》（人民文學社1996）等。
宋代小品文也開始有人整理，如陳邇東、郭雋傑選註《東坡小品》（江西人民社1981）；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出版唐宋小品十傢，每傢一册，宋代有歐陽修、蘇軾、王安石、陸遊、劉剋莊五傢。
宋人筆記也受到出版界和學術界重視，中華自1978年以來推出唐宋史料筆記點校本40餘種，其中宋代30多種。上古也出版點校本宋元筆記叢書和影印四庫筆記小說叢書兩大係列。但是迄今為止，筆記之於學術研究，主要還是被視作史料，而不是文章。
二十世紀宋文整理出版最重大的成果是《全宋文》。此書作為國傢古籍整理重點項目之一，由曾棗莊、劉琳主編，1985年開始編纂，1988年起陸續由巴蜀書社出版，共100册（後五十册尚未出版）。這是世紀之交宋文整理研究工作的重頭戲。該書收宋代文章十萬餘篇，作者萬餘人，因人係文，附作者小傳。文有標點，間有校記，且註明文章出處。各册有目錄，書末附全書總目、作者索引、篇名索引、疑偽互見作品對照表、宋人文集版本目錄、別集以外引用書目等。
《全宋文》整理工作還促生了係列産品：曾棗莊主編《宋文紀事》[5]；劉琳、瀋治宏編製《現存宋人著述總錄》[6]；李國玲編纂《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7]。尤其是祝尚書新著《宋人別集敘錄》[8]，在考察數千種版本的基礎上，敘錄宋集五百餘種。作者尤其着力於祖本及重要傳本的研究，參照前人序跋、書目、版本研究的成果，作出自己的述評。這是版本目錄學中傳統悠久的“敘錄”之學在新宋學研究中的一項標志性成果。
據悉，宋文總集《全宋文》的後五十册也即將出版，另一大型總集《全宋筆記》已由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所開始着手編纂。
二十世紀最後十餘年間，宋集整理出版工作出現了一個小高潮。《全宋文》之外，不僅名傢別集以各種版本不斷刊行，一些以前不太受關註的別集也陸續被整理出版，如張詠、蘇頌、張先、餘靖、張方平、韓琦、蔡襄、蘇過、鬍寅、謝枋得、林景熙等。宋集整理出版的這種漸趨繁榮的現象，隱隱透露出某些意味深長的文化信息。比如北宋前期五位名臣張詠、餘靖、張方平、韓琦、蔡襄的別集在世紀之交由六傢出版社不約而同地出版[9]。這五人都是復合型的文化名臣：正直有為的官員、學識淵博的學者、才華卓越的文士。這種“復合型”，是宋代文人的一個顯著特點。他們的別集為何不約而同地得到整理出版呢？這令人不能不聯想到王國維、陳寅恪、鄧廣銘等前賢對兩宋文化的推重，對宋學復興的呼喚，以及近十幾年間宋學界對這種推重與呼喚深含欽敬的頻繁重溫和不斷演繹。在學術昌明之外，我們似乎還能隱約感覺到：中華民族在經歷了太長久、太沉重的政治、經濟對學術文化的扭麯和疏離之後，有識之士正在不約而同地喚醒一種本不該沉睡的“名臣”文化——正直的人品、顯赫的功業、淵博的學識、優秀的纔具，或許還包括趙宋時代相對民主的政治制度所激勵出來的一種奮不顧身的人文正氣。這些都是具有永恆價值的高級人類精神。當代學人通過文本整理的方式發掘和宏揚這些精神財富，其中藴涵着一種深具歷史責任感的文化關懷。比如張其凡在《張乖崖集》代前言〈張詠事文考述〉中就明確地推尊張詠“獨立的人格，無私的政風，剛毅的性格，澹泊的心境，勇於為義，對友坦誠”。
劉琳、瀋治宏編著《現存宋人著述總錄》，錄入現存宋人別集約733種。
據不完全統計，二十世紀以校、點、箋註、編年、集評等方式整理出版的宋集大約在100種以上。從數量上說，與《四庫全書》所輯128種宋人別集相差不多，而校勘、編年、註釋之功則遠過之。其中後二十年整理出版的數量比前八十年的總和還多。
宋集整理在二十世紀初二十年和末二十年略有成就，而自“五四”運動至“文革”結束六十年間，成果寥寥，這種“蜂腰”狀態，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的縮影，與社會動蕩、戰爭、政治、文化等多種因素相關。這裏衹探討一個最靠近學術的文化原因——“五四”新文化運動對程朱理學和桐城文章的衝擊，極大地冷落了宋文整理出版工作。
清末民初宋集整理小有成就，與清儒的宗宋思潮大有關係。就學術而論，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開宗明義：“治近代學術者……必始於宋”。清代樸學興盛，溯其淵源，“靡不寢饋於宋學……故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也”[10]。就文學而言，宋代詩詞文在清代均被推崇。清代散文聲勢最大的桐城派，推尊韓、歐、程、朱之文統和道統，所倡“義理、考據、文章”之說中，“義理”主要是指宋儒之義理。又陽湖派、湘鄉派，承桐城學脈，亦尊宋文。蓋自乾、嘉以降之文章，“淵源同出唐宋大傢”[11]。曾國藩於“義理、考據、辭章、經濟”四端，最重義理，他認為“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12]。
這種宗宋思潮，直到民國初年依然。林紓、姚永樸、劉師培等護衛古文，都對宋代文章有獨到的心得。林紓至死猶堅信“學非孔孟皆邪說，語近韓歐始國文”[13]。他們被“五四”新文化的倡導者，如鬍適、陳獨秀、錢玄同等，斥為“桐城謬種”，“選學妖孽”[14]。陳獨秀1917年2月1日發表在《新青年》第2捲第6號上的《文學革命論》雲：“自昌黎以訖曾國藩所謂載道之文，不過抄襲孔孟以來極膚淺極空泛之門面語而已。餘嘗謂唐宋八傢文這所謂‘文以載道’，直與八股傢之所謂‘代聖賢立言’，同一鼻孔出氣”。他稱明代前後七子及八傢文派之歸、方、劉、姚是“十八妖魔”[15]。
錢基博後來寫《現代中國文學史》（上編〈古文學〉之一·3〈散文〉曾有如下敘說：
是時鬍適之學既盛，而信紓者寡矣。於是紓之學，一絀於章炳麟，再蹶於鬍適[16]。
歷史宣告了白話文的勝利，古文便成為歷史暫且被冷藏。這是此後一段時期內宋文整理和研究工作發育遲緩的一個重要原因。
陳寅恪是“五四”之後，為數不多的青眼看宋學的學者之一。他在宋學岑寂的歲月中，發出空𠔌足音般的倡議：
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17]。
這一倡議被冷落了四十年之後，纔引起宋學界的普遍重視。在二十世紀後二十年宋學復興、宋集整理出版漸趨繁榮的過程中，陳寅恪這段寫於四十年前的話，成了人們耳熟能詳的復興宋學的綱領。
二、二十世紀前八十年的宋文研究
總體看來，二十世紀前八十年，宋文研究蕭條。然而世紀之初，宋文其實並不是很受冷落的，有幾位國學家對宋文的態度就值得一提。
首先是林紓（1852--1924）對宋文的研究。他50歲進京，先後在京師大學堂（1912年5月改為北京大學）等六處執教，1913年，林紓和姚永概因與北京大學的魏晉文派不合，遂同辭教職。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上編〈古文學〉之一·3〈散文〉雲：
民國更元，文章多途，特以儷體縟藻，儒林不貴。而魏、晉、唐、宋，駢騁文囿，以爭雄長。大抵崇魏晉者，稱太炎為大師；而取唐宋，則推林紓為盟主雲[18]。
那麽，這位盟主怎樣推崇唐宋之文呢？其《徐氏評點〈古文辭類纂〉序》雲：
韓之文，崇義而履忠者，凜乎其陽剛也！敘哀而述情者，粹然其陰柔也！而歐公則寓陽剛於陰柔之中。惜抱近歐而慕韓，故集中所選韓文特多，歐次之。凡餘平日所愜於韓、歐者，惜抱則皆錄之矣。
又1913年《與姚永概書》雲：
唐之作者林立，而韓柳傳；宋之作者林立，而歐曾傳。正以此四傢者，意境義法，皆足資以導後生而近於古；而所言又必衷於道；此其所以傳也。
林紓的唐宋文章觀主要體現在他編著的《評選〈古文辭類纂〉》[19]中。他從姚《纂》中“慎選其尤，加以詳評”，又增姚氏未選之佳作數篇，共187篇，分十一類，依類作序，逐篇評點。這是一部具有文章分體學意義的古文導讀選本，林紓以古文大傢而序論評說之，往往一語中的，令人信服。他對歐陽修、曾鞏、王安石文章之優長頗多發明，而對蘇氏父子之文則臧否參半。他認為“蘇氏父子議論，入手必使人撟舌”（蘇洵《管仲論》後）。“蘇傢議論，正複巉刻。朱子稱東坡說得透，又曰‘坡文雄健有餘，衹下字有不貼實處’。紓謂非下字不貼實也，或考據不貼實耳。……然其文字之持重處，尤為可取”（蘇軾《荀卿論》後）。他在《春覺齋論文·述旨》中對蘇文也有一段類似的評論：
蘇傢文字，喻其難達之情，圓其偏執之說，往往設喻以亂人觀聽。驟讀之，無不點首稱可；及詳按事理，則又多罅漏可疑處。然蘇氏之文，多光芒，有氣概；如少年武士，橫槊盤馬，不戰已足屈人之兵[20]。
林紓對蘇氏文章的評論可謂允正。他面對古代名傢名作，既知其長，又識其短，見解精深確當，表述要言不煩。
林紓時代的古文傢們使用的學術話語通常是概括式、結論式的，論證較少。比如陳衍（1856--1937）《石遺室論文》雲：
大略宋六傢之文，歐公敘事長於層纍鋪張，多學漢人……；曾子固專學匡劉一路；蘇明允揣摩子書，與長公多得力於《孟子》；荊公除萬言書外，各雜文皆學韓，且專學其逆折拗勁處[21]。
又如劉師培用先秦諸子百傢比況宋人文章：
宋儒論史，多誅心之論，皆原於此，名傢之文也。明允之文，最喜論兵，謀深慮遠，排兀雄奇，兵傢之文也。子瞻之文，以粲花之舌，運捭闔之詞，往復舒捲，一如意中所欲出，而屬詞比事，翻空易奇，縱橫傢之文也。南宋陳同甫之文，亦以兵傢兼縱橫傢者也。介甫之文，侈言法製，因時製宜，而文辭奇峭，推闡入深，法傢之文也[22]。
這些概括式、比況式結論未必完全妥貼，但卻頗中肯綮。這是因為他們擁有淵博的學識和深湛的修養，說起話來便底氣十足，簡明扼要、富於思想深度和學術個性。這正是世紀末的學者們嚴重欠缺之處。
從學術意義上說，前八十年沒有宋文研究專著，衹是各種文學史言及宋文。早期的文學史文體意識較強，區分文體文類比較清晰。最早是林傳甲七萬餘字的《中國文學史》（1904），這實際是他在京師大學堂的中國古代文章史講義，分文體講述古代文章，共十六篇。第十四篇〈唐宋至今文體〉、第十六篇〈駢文分漢魏、六朝、唐、宋四體〉論及宋文。其後近百年間，文學史類著述約三百餘種，多數都給宋文一些篇幅，或大同而小異。1931年史學家呂思勉出版《宋代文學》（5萬7千字，商務），全書分六章：古文、駢文、詩、詞、麯、小說各一章。雖係通俗讀物，卻不薄宋文，且時有新奇之論，比如對王安石、秦檜的評價等。1934年柯敦伯《宋文學史》出版（約12萬字，商務），這是最早的宋代文學斷代史。該書文體意識清晰，分體敘說。與呂著一樣的是，散文、駢文、詩、詞、戲麯、小說各一章。呂、柯二著與一般文學史重韻輕散不同，都為散文、駢文分立專章。相比之下，1945年陳子展在重慶出版的《宋代文學史》卻衹設一章“古文運動之復興”，詞則有兩章。以後的文學史，宋代部分多是重詩詞而輕文章的。
幾種散文專史自然都有宋文的地位。如陳柱《中國散文史》（商務1937）有〈宋古文六傢之散文〉、〈道學家之散文〉、〈民族主義派之散文〉。其論程、朱之文“粹然醇雅，藹然中和”；論民族主義之文“本乎良知……皆可歌可泣，足以廉頑立懦，是天地間之正氣所寄，吾民族最可貴之文也。”其論宋六傢文，多采《石遺室論文》中語，並善作比較，如：
宋六傢之傳記遠不及唐五傢（韓柳李皇甫孫）之瑰奇；議論之文則韓柳以外，唐三傢遠不如宋六傢之條暢動聽。
宋六傢之文體，歐陽長於言情，子固介甫長於論學，三蘇長於策。其後朱子繼南豐之作，為道學派之文。三蘇之文，至葉適陳亮等流為功利派之文矣[23]。
這是很典型的長於大判斷而疏於縝密論證的表述。當今學者中，已經鮮有如此大氣的論述了，因為學富五車又善於宏觀全局的大學者太少。
前八十年，宋文研究的論文亦不多。據北京師範學院中文係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索引》（1905--1979），綜論宋代散文者8篇，其中6篇談“唐宋八大傢”；專談宋文的衹有2篇：陳子展《古文運動之復興──論宋代古文》，易士《三個功利派的文章傢──陳傳良、葉適、陳亮》。分論散文傢者則僅及歐陽修、曾鞏、蘇軾等數人，如俞振楣《歐陽修文淵源考》、張須《歐陽修與散文中興》、熊翹北《曾鞏的生平及其文學》等。餘則多是關於生平事跡或名篇解讀的，比如涉及范仲淹的19篇都是解析《嶽陽樓記》之文。又據《光明日報·文學遺産》專刊第1至556期（1954年3月1日──1966年6月26日）及《文學遺産增刊》第一至十三輯，宋、遼、金段文章共149篇，研究宋文者僅9篇，其中5篇屬於名篇賞析，四篇論文是：郭預衡《蘇軾散文的一些藝術特色》（1962）；王水照《宋代散文的風格》（1962）、《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樣式的發展》（1963）；徐甫《範成大佚文的輯集與係年》（1962）。
三、二十世紀後二十年的宋文研究
二十世紀後二十年，宋文研究雖然還是遠不如宋詞研究，甚至也比不上宋詩研究，但也漸趨繁榮，具體情況如下：
（一）研究者增多、研究範圍拓展、研究成果大量增加。
1991年，程千帆、吳新雷合著《兩宋文學史》問世。程千帆早在1957年春天就已完成此書之初稿、三十年後又與吳新雷合作修改付梓。這部五十餘萬言的史著，是二十世紀宋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各種宋代文學史類著作中的上品。僅就其中宋文部分而言，重詩詞而輕散文的傾嚮大有改變。此書依時序編次，兩宋散、駢文章隨時得到論說，尤其加強了對駢文（第十一章專論〈宋四六〉）、筆記中的小品文、南宋散文的論述。如南宋前、後期之各種散文流派、各種文體、文章趨勢、文章選本、文章理論等，論述的分量和深度都超過以往。程《史》之重視宋文，既是學養使然，又是有意彌補宋學界長期輕視宋文的缺陷。程千帆在1983所作《宋代文學研究隨想》[24]中談到宋文研究的薄弱狀況，尤其是“我們的研究者和文學史傢幾乎從來不談興盛於唐代而發展於宋代的四六文，對宋代那麽多散見於筆記中的小品文也不屑一顧，好像它們並不存在，這實在是可驚的！”他呼籲改變研究的狹隘和片面，全面研究宋代作傢和各種文體。他所說的“從來不談”，大概不包括二十世紀的前三四十年，因為那時的文學史通常都專設章節論述駢文，比如瞿兌之《駢文概論》（世界書局1934）和劉麟生《中國駢文史》（商務1936）均設專章述論〈宋四六〉。程千帆的呼籲在其後十幾年間有了反響（下詳）。
本世紀的宋代文學研究，專治詞、詩、戲麯、小說者代不乏人，唯專治宋文者罕見。郭預衡致力於中國散文史研究，宋文自然是他關註的領域。他的論文如《論歐陽修》、《曾鞏》；《北宋文章的兩個特徵》；《南宋詩文的時代特點》[25]等，都頗有影響。其《中國散文史》中册出版於1993年，該書第五編《宋遼金元》共十四章（三十餘萬言），其中第一至十一章為宋代散文。另有第十四章《餘論》涉及筆記之文、題跋之文、記體之文、書簡（尺牘）之文、賦體之文、駢體（四六）之文。這是散文史類著作中論述宋文捲帙最長者，也是迄今為止宋代散文史研究規模最大、體係最完備的成果。此編依時序人，因人論文，論文又區別體、用、門等各類。
依時序人，是把宋文之歷程分為七個時期，把所論66位（單獨標目的）作傢分係於各個時期。這或許是宋文研究史上最早的係統分期研究，其意義首先是從時序上使讀者瞭然而知輪廓；其次是在“宋六傢”、“道學家”等常談之外，將許多以往從未進入文學史傢視野的文章傢納入論述，大大擴展了文學史對宋文的審視範圍，從而有助於讀者對宋代文章風貌有更多的瞭解。因人論文，是力圖提示每位作傢的文章特徵，這比分期序人略難處理，是頗見作者學術功力之處。如分論三蘇之文，標為“蘇洵的縱橫馳驟之文”、“蘇軾的行雲流水之文”、“蘇轍的汪洋淡泊之文”。區別體、用、門諸類，又難於分期和分人。宋文備具古代文章之衆體，作者不僅註意區別駢散各類主要文體，而且對常被冷落的野史記實之文、筆記題跋書簡及各體雜文也設專門章節論述。宋文之用甚廣，作者區別論政、論兵、講學、紀實等多種功用。宋代文人常結為群體、形成門派，因此有些章節又分別門派，如〈蘇門後學之文〉。這種不拘一格的分類論述方法，略顯雜亂，不過倒是很適合多角度、多側面、多層次地揭示宋文之風貌。
從論述的內容看，郭著務求平實審慎，而不刻意標新立異。與世紀初的學者相比，平實的敘述遠多於縱橫比較、宏觀感悟式的大判斷。總之，郭著無論從規模、體係還是學術深度上說，都是宋文研究的重要成果。
在本世紀後半葉宋文研究由蕭條而繁榮，由附帶而專門，由單一而綜合，由偏重而全面的過程中，王水照是既開風氣又能代表宋文研究的廣度、深度和水平的學者。60年代初，他發表的兩篇宋代散文藝術專論和一本《宋代散文選註》（上、下册），是二十世紀最早以“宋代散文”為題綜合研究宋文的成果。而1978年以來宋文選本出版漸多，正是以其《宋代散文選註》（修訂本）的大量印行為發端的。此後，他陸續出版了若幹種宋文總集或別集選註本。就研究視野而言，他對北宋六大散文傢均發表過專文論述，對較受冷落的南宋散文也早有關註。兩宋時代碩學名儒的文章，在他這裏獲得了一種獨具心靈默契的審視。王水照與宋儒有相似之處，他是淵博的學者，又是優秀的文章傢，衹是未入仕途。他對宋代文學的關註和研究是文、史、哲一體化、詩、詞、文全方位的。他越來越明確地致力於前賢陳寅恪提出的建立新宋學的學術理想[26]。多年來，他一直把宋代文學置於“宋型文化”的大背景中，進行文章學的、文學的、歷史學的、文化學的、哲學的審視。進而，他又藉鑒二十世紀初日本“支那學”創始人內藤湖南在1910年提出的“唐代是中世的結束，宋代是近世的開始”的歷史觀，以及稍後鬍適、錢玄同等“以全宋屬之近代”的文學史觀[27]，將宋代文學——“宋型文化”——“新宋學之建立”，放在中國文化的歷史長河中，進行文學與人文精神的“可持續”性鏈接，尋繹出諸如“淑世精神”、“近代指嚮”等富於社會歷史關懷和生命關懷的人文意藴。而這種意藴，正是文化遺産研究歷久彌新的生命力所在。
王水照在其第一篇宋文專論（1962年）中指出宋代散文的重要成就之一，在於建立了一種穩定而成熟的散文風格：平易自然，流暢婉轉。這比之唐文更宜於說理、敘事和抒情，成為後世散文傢和文章傢學習的主要楷模。在平易、婉轉的基本風格的基礎上，宋代散文傢又各具自己的特色。風格的多樣化正是宋代散文走嚮成熟的標志之一。這些見解得到普遍認同。他還提出了賦到宋代演變為散文詩、筆記興於魏晉而盛於宋的觀點。他的一係列論文[28]，每篇都既有新意又有深度。
王水照主編的《宋代文學通論》，突破以往的文史研究觀念和學術著作模式，以專題組織全書框架，以網狀結構代替以時為序的綫狀結構，並力避宋代文學研究多年來重北輕南、重詞輕詩文的傾嚮，其中《宋文流派繹述》（楊慶存執筆）一章，整體考察兩宋散文發展流程，對散文作傢和流派作了清晰的梳理，提出不少獨到的見解；《宋文題材與體裁的繼承、改造與開拓創新》（楊慶存執筆）一章則從文體發展角度，從繼承與發展兩方面對宋代的幾種散文樣式給予歷史的、科學的評價。另外，該書對有關宋代散文論爭的敘述和梳理，對宋代主要文集等文獻的敘錄，也頗具學術價值。
近期，王水照主編的《歷代文話》即將刊世。這部遠非十年辛苦而成就的古代文章學文獻總集，表明王水照對古代文章的關註，已不止於宋代。
曾棗莊在宋文研究領域也頗多建樹。他是當代蘇學界著述最多的學者，著有《蘇洵評傳》、《蘇軾評傳》、《蘇轍年譜》、《蘇轍評傳》、《三蘇傳》、《三蘇文藝思想》、《三蘇選集》、《蘇文匯評》（及《蘇詩匯評》、《蘇詞彙評》）、《蘇軾研究史》、論文集《三蘇研究》、與人合作箋註《嘉祐集》、標點《欒城集》。他又是《全宋文》工程的主編。他還主編《宋文紀事》、《中華大典·文學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等。這位剛過耳順之年即已著作等身的學者，為宋學研究作出如此豐厚的貢獻[29]，令人欽敬而且驚異。他還發表過《蘇洵與北宋古文革新運動》、《北宋古文運動的麯折過程》、《蘇轍對北宋文學的貢獻》、《論宋代的四六文》、《論宋賦諸體》[30]等很有份量的論文。
據人大復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1979──2000收載情況統計，近二十年間宋文研究者大約有70多人、論文100多篇。研究範圍迅速拓展，被關註的宋代文章傢已不限於北宋六傢，自宋初王禹稱，到宋末文天祥，已達二十余家。研究的內容涉及作傢的生平、思想、文化心理、社會交遊、審美品味；作品的內涵、結構、體式、風格；作傢作品與文化的關係等多方面、多層次。
比如宋代駢文漸受關註。臺灣學界自70年代以來，已出版有關駢文的論著十餘種，如張仁青《中國駢文史》[31]；汪菊鬆《宋四六文研究》[32]等。大陸學者關註宋代駢文的論著出現於90年代，如於景祥《唐宋駢文史》[33]；蔣伯潛、蔣祖怡《駢文與散文》[34]。論文除曾棗莊的兩篇（已見前述）外，還有尹占華《論蘇軾的四六文》[35]；莫道纔《論宋代四六話的興起》[36]；何國棟《蘇軾賦的散體特徵及其形成》[37]。1996年6月，全國首屆駢文學術研討會在桂林舉行，並成立了中國駢文學會籌委會。1997年10月，該籌委會與《文學評論》、《文學遺産》聯合舉辦了首屆駢文研究優秀論文評奬活動。
“太學體”在宋初一度流行，後遭歐陽修重創。文學史傢常談此事，但對“太學體”卻都語焉不詳。祝尚書《北宋“太學體”新論》[38]，重新考察了太學體的演變過程、文體形態、特徵及其在宋代文體發展鏈條中的位置和作用，以及它與慶歷年間急功近利的浮躁士風的關係。
秦觀最受蘇軾稱許的是文章而非詩詞，但其身後，文為詩詞所掩，本世紀幾乎無人論及他的文章，衹是1997年出現了吳蓓的一篇《論秦觀策論》[39]。
南宋文歷來受冷落，近年研究者漸多。王綺珍《南宋散文評論中的幾個問題》[40]是最早專論南宋散文的論文。朱迎平《宋文發展整體觀及南宋散文評價》[41]認為宋代散文從北宋到南宋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該文重點論述南宋散文的成就，指出南宋散文的開拓、創新及特徵，並指出在中國散文史上，南宋是從創作到理論都十分活躍的相當繁盛的階段。吳小英《陸遊散文簡論》[42]對陸文進行文體分類和概述，進而分析其兩大文化品格，並與曾鞏散文進行比較。朱、吳二文所采用的通觀南北、比較研究的方法很值得提倡。
兩宋理學家的文章也受到關註。馬茂軍《北宋理學派詩文創作述論》[43]一文對柳開、石介及北宋理學五子的文學理論、創作實踐、文章風格以及北宋道學與文學的關係有具體而精微的論述。薑美《試論陸象山的散文風格及其影響》[44]認為陸九淵接受韓愈文道之論，創作出“自然平易、流暢婉轉”、“不琢奇巧、正大純粹”的美文，並影響了其後諸多散文傢。鬍迎建《論陸九淵的文道觀及其文學創作》[45]則分析陸與韓的文道觀實有不同：韓文道並重，陸則以道為本，認為“有道則有文”。他認為韓愈把道與文的本末倒置了。作者指出陸氏的道本文末論勢必使人忽視對藝術的探索及對藝術美的追求。
宋文六傢中，除歐陽修、蘇軾外，其他四傢在本世紀前八十年也是頗受冷落的。尤其是曾鞏，從他八十年被冷落和二十年被關註的情形，就很能看出本世紀宋文研究的演進。王水照在《曾鞏及其散文的評價問題》[46]中指出：“曾鞏是一位擅名兩宋、沾丐明清，卻暗於現今的作傢”。“在解放以來的古典文學研究中……幾部文學史大都一筆帶過，研究論著竟付諸闕如”。曾鞏時常被文學史傢和讀者記起，衹是因為他的《墨池記》以及在古人所認定的“唐宋八大傢”中占了一席。王綺珍《學術自應超董賈，文章元不讓韓歐》[47]，是本世紀最先發表的專門研究曾鞏的論文。1983年，國內學術界在江西南豐召開了“紀念曾鞏逝世九百周年學術討論會”，會議收到45篇論文，較全面地論及曾鞏及其文學。會議出版了《曾鞏紀念集》，全面記述了會議情況，並收入18篇學術文章。此後，關於曾鞏研究的論文陸續發表，1986年，江西人民社出版了收入21篇文章的《曾鞏研究論文集》。中華有1984點校本《曾鞏集》，1986年又影印出版金代中葉臨汾刻本《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前者是歷來曾集校勘最精的本子，後者是極為珍貴的原始資料。1997年百花文藝社有高剋勤選註《曾鞏散文選集》。畢庶春《試論曾鞏散文的中和之美――兼論其儒術、文詞、文風的統一》[48]認為曾文將儒術、文詞、文風三者融於一體，並結合其生平經歷和歷代評論，論證了曾文具有含而不露、質而不俚、淡而實腴、怨而不怒的中和美。王河《曾鞏佚著〈南豐雜識〉輯考》[49]，不僅確定了宋人屢屢提及的《南豐雜記》、《南豐雜志》等應定名為《南豐雜識》，是曾鞏唯一一部文言小說類著作，而且還新發現曾鞏佚文七篇。
蘇洵、蘇轍研究也是近二十年的事。王水照、曾棗莊兩位蘇學專傢在八十年代都發表過研究蘇洵、蘇轍散文的專論（見前述）。近年韓俐華、魏福惠《蘇洵散文藝術論》[50]、瀋惠樂《有王佐之才，存戰國遺風――論蘇洵的散文》[51]均側重探討蘇洵文章的內容、風格、成就，而周楚漢《蘇洵文章論》和《蘇轍文章論》[52]，則分別闡述蘇氏父子的文章理念。
（二）名傢熱點研究的深入
歐陽修、蘇軾是宋文研究永遠的熱點。先說歐陽修文章研究。
近二十年有關歐文研究或賞析類文章以數百計。賞析集中於《醉翁亭記》、《秋聲賦》、《五代史伶官傳序》等數篇。研究文章則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如（依時序排列）：王冰彥《歐陽修的“道”及其對文學創作的影響》[53]；鐘小燕《柳宗元與歐陽修山水記比較》[54]；吳小林《歐、曾、王、蘇散文比較》[55]；王水照《歐陽修散文創作的發展道路》[56]；莫礪鋒《論歐陽修的人格與其文學業績的關係》[57]，繆嚮勇《論歐陽修散文的語言美》[58]。就內容而言，涉及文本、文體、文法、文格與人格等；就方法而言，有比較研究、影響研究、人學與文學研究等。
既然是熱門，就要求研究者必須有新意。比如最近三年的論文中，以下幾篇略有新意：祝尚書《重論歐陽修的文道觀》[59]認為學界對歐陽修古文理論評價不高，一直嫌其過於道學化，這是對歐的誤讀。該文論證說明：與其說歐陽修的古文理論接近道學家，不如說反叛道統更合乎實際。曾子魯《歐陽修“道勝文至”說論辨》[60]論證了歐氏文論“道勝文至”、“事信言文”、“切中時弊地”、“窮者之言易工”、“言易明而可行”等命題及其對唐代古文理論的繼承與創新。寇養厚《歐陽修古文理論中的道》[61]論述了歐陽修古文理論中的道的內涵及其獨特性。
1999年百花洲文藝社出版《全國首屆歐陽修學術討論會文集》，其中不少是探討歐陽修文章或文論思想的，反映出近年歐文研究的大致情況。
近二十年，洪本健在宋文研究，尤其是歐文研究方面用力甚劬、成果豐碩。他的《歐陽修資料匯編》（中華1995）凡3册90餘萬字，輯錄自北宋至“五四”九百多年間、由六百多位作者撰著、散見於七百餘種書籍中的有關評述，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他還著有歐陽修評傳《醉翁的世界》、《宋文六大傢活動編年》。他的論文資料紮實，深具考證之功，又富於允正而精微的藝術識見。如《論歐陽修散文的句式和虛詞同其感情的關係》、《略論歐陽修散文的陰柔之美》、《歐陽修、王安石散文風格之淺議》；《歐陽修入主文壇在慶歷而非嘉祐》[62]等。
又有宋柏年《歐陽修研究》[63]，唯此書僅印行450册。
蘇軾研究蔚然已成“蘇學”，堪與曾經輝煌的“紅學”比肩。馮媛、賈嬋林曾編《蘇東坡研究資料目錄》[64]，共收1923—1987年著述目錄1315條。其中關於蘇文者185條，雖少於詞（382）和詩（248），但在宋文各傢研究中，已屬最多。中國蘇軾研究學會成立於1980年，是宋代單一作傢研究會中成立最早者。至2000年，該學會已召集十一次頗具規模的“中國蘇軾學術研討會”，每次都廣邀國內外學者參加，會議規模像滾雪球般增大，有力推動了蘇軾研究以及以蘇軾為紐帶的國際文化、學術交流。
文集整理方面，孔凡禮整理點校《蘇軾文集》，凡1808千字，73捲，是迄今為止搜求最全、校勘最精的蘇文全本，自中華1986年3月第一版，至1996年第4次印刷時印數已達13000册，可謂輝煌。他還著有《蘇軾年譜》（中華1998），此書凡三册，990千字，是目前最大規模的蘇譜。吳雪濤《蘇文係年考略》（內蒙古教育社1990），對蘇軾未自註年代的2030篇文章中的1699篇予以係年。此前蘇詩蘇詞均有人作過編年，唯蘇文闕如。這是第一部蘇文係年之著。
關於蘇集版本流傳情況，劉尚榮的研究最具規模和深度，多年來他不斷撰寫有關蘇軾著作的考論文章，1988年曾結集為《蘇軾著作版本論叢》（巴蜀書社出版）。其後又不斷有新的考論文章發表。
蘇文選集有王水照、王宜瑗《蘇軾散文選註》（上古1990）；唐玲玲《蘇軾文選》（上古1989）；周先慎《蘇軾散文賞折集》（巴蜀書社1994）；崔承運《蘇軾散文選》（百花文藝社1997）；孫民《東坡賦譯註》（巴蜀書社1995）等。
論文方面，從宏觀到微觀，從資料辨識到藝術闡發，從文本到文論研究，都大為可觀。如王水照《論蘇軾散文的藝術美的三個特徵》，《蘇軾文集初傳高麗考》[65]；周先慎《〈東坡志林〉初探》[66]；李青《論蘇軾議論文的寫作特色》[67]；王文竜《東坡賦的藝術特色》和《蘇軾散文的美學思想》[68]；趙仁珪《蘇軾散文中的禪》[69]；曾子魯《試論蘇軾記體散文中的道傢思想》和《簡述蘇軾對韓歐古文成就的繼承與發展》[70]；黨聖元《蘇軾的文章理論體係及其美學特徵》[71]；徐姝《論蘇軾散文中的比喻》[72]；孫蘭廷《論歐陽修對蘇軾散文的影響》[73]；白清、王啓和《論蘇軾早期散文的創作思想》[74]；孫民《關於蘇軾的“辭達”說》[75]等。第四次蘇軾研討會以蘇文研究為主題，會後編輯出版了《東坡文論叢》[76]，收入14篇論文。上述論文涉及蘇文諸體，研究的深廣程度以及方法、角度都能代表當代宋文研究的水平。
海外蘇文研究亦有成就。英國希裏爾·剋拉剋曾將《東坡賦》譯為英文。1976年，喬·海奇的《宋人傳記》在西德出版，內含蘇軾傳記。香港中文大學1978年出版《宋代書錄》，其中關於蘇軾的書都是由喬·海奇寫的題解。1982年，普林斯頓大學的彼得·包爾完成了博士論文《中國十一世紀的文道之爭》，文中論及蘇軾及蘇門四學士的文與道。1973—1980年法國係列刊物《宋代研究》第三期載文《蘇軾的畫跋》。1975年前蘇聯學者戈魯別夫翻譯了《蘇東坡詩詞集》，該書附收其論文《蘇東坡及其詩詞》，文中註意到蘇軾《超然臺記》中的超脫曠達的人生觀。在日本，村上哲見寫過論文《蘇東坡書簡的傳來和東坡集諸本的係譜》，他還從《東坡集》及《東坡後集》中選出1400封函札，作了文字校勘、日期考證並追溯流傳的一些問題。佐伯富以世界書局1936年《蘇東坡全集》為底本，作了《蘇東坡全集索引》。小川環樹著有《蘇軾》，整理《蘇東坡集》，又與山本合義合作對蘇軾散文作過譯註（選本）。清水茂的《唐宋八傢文》選本，每篇之下有分析和註解。
總之，在宋文研究史上，蘇文研究無疑是最全面、最詳細、最深入的。
（三）研究觀念的改變
王安石散文在不同時期受到不同關註，最能說明本世紀研究觀念的變化。本世紀前半葉，人們對王安石的文章關註甚少。梁啓超寫《王安石傳》意在發揮荊公政術，非關文學，且“信筆而成”，“荒衍疏略，自知不免”。據中山大學中文係編《1949—1980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索引》，1976年以前，關於王安石生平思想的文章78篇，基本話題是“變法”。談散文的32篇，主要是談《答司馬諫議書》、《上時政書》、《上人書》、《讀孟嘗君傳》、《字說》等文。鄧廣銘1954年著《王安石》，受到批判，被斥為“封建的資産階級的歷史觀”。70年代，中國大陸掀起“評法批儒”運動，王安石被推崇為法傢人物，僅1974年，就有31篇談王的文章，但均非文學和文章學研究。《答司馬諫議書》亦被當作“戰鬥檄文”而炒作不休。1978—1980年，有12篇論王文章，多屬“撥亂返正”之作，如吳泰《王安石的歷史遭遇和“四人幫”的險惡用心》等。此後，文學意義上的王文漸受重視，文選如王水照、高剋勤註譯《王安石散文選》[77]等。論文如王河《歐陽修、王安石散文藝術風格比較》[78]；洪本鍵《王安石碑志文簡論》[79]；吳小林《論王安石的散文美學思想》[80]。洪本健是善於對宋六傢進行比較研究的學者，其《曾鞏、王安石散文之比較》[81]從四方面進行比較：文論──“蓄道德而能文章”與“務為有補於世”；文勢──斂蓄漸進與凌厲急迫；文辭──雅潔方正與簡勁拗折；文風──柔徐謹重與剛健峭拔。此文純正務實，以比較之法，發切要之見，可謂精采。
瀋鬆勤《王安石與新黨作傢群》[82]探討王氏與周圍群體的關係，這是一個新視角，是近年來宋學界興起群體研究熱的一個體現。該文認為，王安石與新黨是一個政治集團，也是一個作傢群，他們以政事和文學為立身之業，將文學納入經術之中，侵蝕了文學的自主性和多樣性。
王安石研究從異乎尋常的熱鬧到漸趨沉靜，從貼近政治到註重藝術，反映了本世紀中國大陸宋文研究乃至學術事業的麯折歷程。
在對宋人文論思想的研究中，也出現了一些較新穎的視角。如張智華《南宋人所編古文選本與古文傢的文論》[83]，從古文選本入手，分析了南宋古文理論的特殊形態。瀋傑《〈文章軌範〉簡論》[84]則較全面地研究了宋末謝枋得所編的文章總集《文章軌範》，從中梳理出編者的文章理論意識，並指出其開文章評點形式之先河。羅立剛《論歐蘇文人集團對“文統”建設的貢獻》[85]着眼於整個歐蘇文人集團以及唐宋“道統”觀，從而探討宋代“文統”的形成，並指出宋人“文統”觀的確立，使宋代文學批評形成了辨體派、重法度的特色。朱剛的博士學位論文《唐宋四大傢的道論與文學》[86]，雖非專論文學，但對四大傢道論之內涵和文道關係的細密探討，卻新見迭出，頗見作者融通文史哲學的寬闊學術視野。
四、研究展望
縱觀二十世紀宋文研究，雖然總體水平尚不及詞與詩，但研究者由少而多，範圍由小到大，觀念由偏執而公允，由附會政治到實事求是，方法由單一而多樣，學術視野拓寬，不僅恢復了文、史、哲、藝術、宗教融會貫通的學術傳統，而且藉鑒和吸取國內外現代科學研究的多種方法和視角，從而使研究水平由淺而深，成果由少到多。
然而，與其說宋文研究初步繁榮，毋寧說剛剛起步。與宋詞、宋詩研究相比，弱勢還很明顯。宋文研究一直存在重北宋輕南宋，重六傢輕其他，湊熱點輕開闢的傾嚮；研究者學力不足，既缺乏宏觀把握的能力，又缺乏考證辨識的功夫，研究觀念和方法也比較陳舊；典籍整理也不及唐代。許多所謂熱點、名篇的研究，其實往往衹是人云亦云、邯鄲學步之類的學術垃圾。
面對這樣一片內涵豐富但卻缺乏研究的學術領域，學界同仁當做何努力呢？筆者不揣淺陋，試陳粗疏之見。
第一，宋集整理工作需要持續不斷的投入。《全宋文》後五十册雖已編成，但尚未出版。接下來還可考慮撰寫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那樣高水平的提要；輯佚補缺勘誤等工程也需長期、細緻、艱苦的努力。而在數量衆多的宋人別集中，如何選其精要者進行校勘、匯校、輯佚、註釋、匯註和盡可能準確的編年，則需要一大批學養精良的研究者不懈努力。
第二，古今文章具有超時代的文體規律，宋文衹是文章史上的一個階段。因此，關於宋文與前、後代文章的關係與影響研究、異同比較研究，都大有文章可作。近年來出現的一些着眼於文章源流和文脈嬗變的比較研究，都有新意和深度。其實南宋文與北宋文之間更具有這種源流嬗變關係。宋文研究重北宋輕南宋的情況一直存在，如果研究者關註南宋文與北宋文的聯繫和區別、源流與嬗變、風格流派之承傳、文章理論之發展，等等，則重北輕南的傾嚮自然會有所改觀。
第三，宋文研究的方法和觀念有待更新。一是調整視域觀念，即重新審視什麽是值得研究的，什麽是不值得研究的。目前的研究視野肯定還不夠開闊，百年來常談的作傢就那麽十幾位，而現在有文章傳世的萬餘作傢中，從各種意義上值得關註的遠遠不止於此。前述世紀末五位名臣集的整理出版，正說明宋代文章遺産的挖掘和挑選工作前景廣阔，任重道遠。二是加強文化研究意識，在尊重歷史文本和史實的基礎上，用現代的文學觀念、文化觀念、哲學觀念來審視宋文的精神內涵，從而尋繹出古今相通的有價值人文內涵，也比較古今文化、文明的差異，為現代文化、文明建設提供參照和藉鑒。當然，這種逼近社會人生、溝通古今、融通文史哲的文化研究，仍需註意超越狹隘的政治觀，擺脫庸俗社會學的影響。三是加強比較研究，無論縱嚮還橫嚮的比較，都對提高研究的深廣程度大有裨益，然而以往的比較研究太少了。四是藉鑒各種有益的研究方法，無論外國的還是其它學科的，比如原型研究、比較研究、心理分析、結構主義、闡釋學等等。
第四，研究者還應關註不同文體間的聯繫和相互影響。宋文與宋代詩詞關係研究方面，雖已出現了若幹成果，但還遠遠不夠。宋文各體間的關係也需關註。總之，打通文體的交叉研究也應成為宋文研究的一個方向。
第五、文體形態與形態學研究近幾年纔有人關註，除駢文研究成果略多外，其它文體如筆記、策論、書信等，即使偶被論及，也衹有零星的幾篇論文。今後當進行比較係統的研究，如作品形式學、文法學、文體史、文體學史等。
第六、譜傳學、研究史（包括綜合研究史、重要作傢研究史、重要作傢研究資料收集整理匯編等）、版本目錄學都需要加強。
參考文獻：
各種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論文索引；王錫九《近年來的宋文研究》（《語文導報》1985·12）；陳玉堂《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黃山書社1986年8月）；朱靖華等1986年《宋代文學研究綜述》（載中州古籍社《1986年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綜述》）；李震《近十年來的曾鞏研究》（《語文導報》1987·3）；馮媛、賈嬋林《蘇東坡研究資料目錄》（《黃岡師專學報》1988·4）；鄭永曉《本世紀宋代詩文別集整理的成就與不足》（《文學遺産》1994·3）；宋柏年主編《中國古典文學在國外》（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趙敏俐、楊樹增《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陝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莫山洪等《駢文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筆談）》（《柳州師專學報》1998·1）；張毅《二十世紀宋代文學研究觀念和方法之變遷》（《文學遺産》2001年第4期）；方笑一、李強、戴從喜《1997－1999宋文研究綜述》（《國學網》）。
本文初稿完成於1998年4月，修改、增補於2001年7—9月。因資料所限，港臺及國外的研究情況基本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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