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改革需要再出发
在经济学家樊刚看来，21世纪对于中国人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决定中国能否最终从经济、科技及社会各方面追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最后一个世纪。"如果在这一世纪中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那么中国也许就永远地失去了追上世界列强、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机会，我们中国人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永世不得翻身'。"（见《发展的硬道理》第1页，樊刚著，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1月第1版。）而"在中国当今所面临的问题当中，体制改革恐怕是最重要、最具决定性的，没有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的持续发展就会是一句空话。"（同上第3页。）
然而，"面对日益尖锐的体制性矛盾，我们却似乎失去了继续改革的勇气和动力。"一位青年经济学者的这句话令人思索良久。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有识之士纷纷指出，已持续了近30年的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改革需要"再次出发"。这种"再出发"应当建立在新的"精神准备"之上，也有人提出，"改革开放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1．第一要务：政府自我改革
中国股市在2005年下半年时跌到了谷底，那时很少有人会预料到一年多以后的火爆牛市--2007年春夏之际股市最火爆的那些日子里，举国上下似乎人人都在谈论股票，人人都在股市里赚了钱。截止到本书成稿之时，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上证综指翻了两番还要多。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健康（或者说"正常"）的市场所应有的表现，相信谁也不会认为这一年半时间里我们上市公司的内生性业绩也翻了两番。
的确，中国股市至今仍没有摆脱"政策市"的强大惯性，2006和2007两年的疯狂上涨恐怕也主要是由流动性过剩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两个因素推动的。然而，这两个因素在之前的两三年里也同样存在，而且未必比2006年的时候弱。因此，我们有把握说，是2005年以后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推进扫除了中国证券市场最大的制度性障碍，提振了市场的信心，从而推动股市迈入了比较良性的上升通道。当然，规范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而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也有待大力提高。
这就是改革所解放的"生产力"，或者说得更深一点：对公平与透明的执着追求带来了效率。所幸中国的市场潜力是如此之大，发展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只要在任何一个地方做出哪怕很小的一点朝向公正透明的制度调整，都会迸发出巨大的生命力。这是上天对当代中国的赐福，所谓"机遇"，这也许就是最大的机遇。不过，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种赐福（或机遇）不是无穷的，也不是永远的。我们应当趁着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加快扫除阻挠我们更好地发展的各个领域里的那些制度性障碍，惟有这样，我们才不致愧对历史的眷顾。
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使我联想到了另一项令人沮丧的难产改革。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刚从大学毕业进入报社的时候，就已经听说了"费改税"这个词。时至今日，这个话题想必起码已经说了15年，但这项改革却几乎没有一丝一毫进展。开征"燃油税"，取代现行的养路费收缴可能是"费改税"这个系统性改革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项。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燃油税"几乎是每年"两会"热点议题中的保留曲目，关于它的新闻和评论更是层出不穷。可惜，15年过去了，养路费到底还是没有改革成燃油税！据我所能搜索到的信息，直到本书截稿前几个月的2007年6月初，还有中央政府部门的官员称，正在研究以燃油税取代养路费的方案，何时执行看起来仍然遥遥无期。连一个燃油税改革都这么难，可想而知那些涉及到千百万基层乡镇干部饭碗的农村税费改革是何等地不可能了！
任何对现行制度的改变都会遇到困难，都会遭到反对和拒抗。而且，改革在多数情况下会在一段时期内造成某种暂时的"紧缩效应"，这加重了改革者对风险的预判，也为反对的声音增添了砝码。每次讨论到"燃油税"改革，总有人表示出极大忧虑：比如国际原油市场价格已经居高不下，改革后的成品油价格会令社会公众更加无法承受；又如收缴燃油税致使拥有公车的各级政府和事业单位增加巨额支出，甚至有可能使很多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入不敷出；再如养路费与燃油税之间的转换将迫使地方和中央之间在财税方面的事权发生一次重大调整，而这种调整的准备还没有做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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