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

文化思考》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宋文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张海鸥 Zhang Haiou

　　二十世纪的宋代文学研究落后于唐代文学和宋史研究。而在宋代文学研究中，宋文研究又比词、诗研究萧条得多。如果说宋词学和宋诗学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学科规模，那么，宋文研究则连个“散文学”或“文章学”的学科概念都还没有。二十世纪的词学研究可谓名家辈出，硕果累累，然而宋文研究却专家寥寥，著述不多，无论规模、层次、研究角度、方法、还是成果，都还未能成“学”。
　　这里首先要辨析一个概念。文学史家习惯使用的“散文”一词，虽然其外延和内涵都不甚明确，但偏重于文学是无疑的。然而怎样才能从古人文章中明确地划分文学文章和非文学文章呢？比如宋文研究，可以从文体、文性（类）、文法等各种角度面对宋文的各种文本，但若严格挑选文学文章和非文学文章，实非易事。比如苏轼的文章，以文体论，众体皆备；以文性论，文学性和实用性都有，二者或可分，或不可分；以文法论，文学文章和实用文章既有同法，又有异法。故各种中国散文史著述，皆不限于文学散文，而广及各种文章。既如此，则本文所谓宋文研究，自然也是既面对文学意义上的散文研究，又面对写作学意义上的文章研究，因而是指有宋一代各体文章之研究。
　　以下从典籍整理、研究状况、学科建设三方面进行回顾和展望。
　　一、典籍整理
　　自宋至清，宋文虽无清人所辑《全唐文》那样旨在尽收的总集，却不乏别集传世。亦有略具规模的选本，如宋吕祖谦编《皇朝文鉴》[1]、宋魏齐贤等编《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明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清高步瀛选注《唐宋文举要》等。宋文一直受到明、清人的重视、学习和研究。
　　二十世纪前期，宋集出版小有成就。李之鼎自1914年起历时10年，精选善本，刊刻《宋人集》甲、乙、丙丁四集共59人62种。他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理念是认为“节义文章，近古以宋为盛”，而“四库著录仅存三百九十九种，其中尚多辑诸《永乐大典》者，存目更少传本”，因而“举两宋足本别集凡本朝无刊本者，节衣缩食，力任校刊”[2]。稍后胡思敬刊刻《豫章丛书》，也是尽求精良善本，共收宋代别集20种。《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也选入若干种宋别集。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历代作家文章选注本，其中宋文选本有《欧阳永叔文》一册、《王介甫、曾子固文》合一册、《苏明允、苏子由文》合一册、《苏东坡文》上、下册。同年，世界书局也出版了排印本《欧阳修全集》、《苏轼全集》、《陆放翁全集》、《文天祥全集》等宋集。这一时期古籍整理出版一般只作校、点，不作注释。
　　二十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宋集整理出版甚少，仅二十余种[3]。这是一段国难频仍和国家政治比较特殊的时期，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在主流意识形态中拥有显赫地位，古籍整理也因此而较多地垂青王安石、杨万里、范成大、陆游、辛弃疾、陈亮、叶适等被称为爱国主义者或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别集。包拯则以“清官”而受到永恒的偏爱。李清照集在二十世纪屡被关注，固然与其成就有关，但也与“五四”以来妇女解放运动有关。
　　此时期整理工作仍以校点为主。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笺注传疏之学，开始以现代的方式出现在古籍整理中，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1963年）虽属词学专书，但其“编年笺注”体例，却对当代古籍整理有示范作用。周汝昌《杨万里选集》、王延梯《漱玉集注》、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等，都是宋集整理较早的现代注本。
　　这时期的宋集整理工作还有一个对研究工作有重要意义的内容——由整理者作前言或后记，比古人之叙（序）、跋更具学术性。如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1963年出版时，以一万五千余字的《略论辛稼轩及其词》置于书前。同年，王仲闻也写了一万四千余字的《李清照集校注·后记》。1978年《漱玉集注》修订重版时，王延梯作了近二万字的《前言》。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1980年出版时，除《前言》外，又加叙论四篇——《梅尧臣诗的评价》、《如何进行编年》（附〈宛陵文集分卷编年表〉）、《梅尧臣集的版本》、《原注和由原注引起的推测》。这类叙、记文章通常是权威性的专家之论，其学术含量比较丰厚，学术观点比较精深允正，因而往往对同类研究有较强的引导作用。
　　二十世纪后二十年，学术研究渐近常轨，宋文的整理出版工作也有了起色，二十年间整理出版的宋集超过前八十年的总和[4]，而且带有现代笺注、编年、谱、传、叙、记、述论等项目的成果大增，标志着整理水平的提高，为阅读和研究提供了比点校或校注更大的方便。较早如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著于1960—1965年，出版于1980年）。此后之宋集整理，“编年校（笺）注”遂成风气。
　　一些研究资料也陆续出版，如中华书局（以下简称中华）《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齐治平编，1962）、〈杨万里、范成大卷〉（湛之编，1964）；〈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上、下册，傅璇琮编，1978）；《苏轼资料汇编》（川大中文系编，1994）《欧阳修资料汇编》（洪本健著，1995）等。
　　二十世纪的宋文选本，最早是王水照编选的《宋代散文选注》，此书1961年由中华上海编辑所分上、下册出版，1978年以后不断重印，累计印数十几万册，并在香港、台湾出版。其后杨明照主编的《宋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凡某某出版社，均省略“出版”二字）1980年出版，累计印数亦达十几万册。今天看来，它或许就是后来《全宋文》编纂工程的序曲。据印刷数量即可看出这两种宋文选本影响之大。
　　由于“唐宋八大家”的概念沿用已久，所以宋文选本仍以宋六家为主，约有二十余种。而六家之外的选本就很少见了，通常是与诗、词合选。如王延梯《王禹偁诗文选》（人民文学社1996）等。
　　宋代小品文也开始有人整理，如陈迩东、郭隽杰选注《东坡小品》（江西人民社1981）；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出版唐宋小品十家，每家一册，宋代有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陆游、刘克庄五家。
　　宋人笔记也受到出版界和学术界重视，中华自1978年以来推出唐宋史料笔记点校本40余种，其中宋代30多种。上古也出版点校本宋元笔记丛书和影印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两大系列。但是迄今为止，笔记之于学术研究，主要还是被视作史料，而不是文章。
　　二十世纪宋文整理出版最重大的成果是《全宋文》。此书作为国家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之一，由曾枣庄、刘琳主编，1985年开始编纂，1988年起陆续由巴蜀书社出版，共100册（后五十册尚未出版）。这是世纪之交宋文整理研究工作的重头戏。该书收宋代文章十万余篇，作者万余人，因人系文，附作者小传。文有标点，间有校记，且注明文章出处。各册有目录，书末附全书总目、作者索引、篇名索引、疑伪互见作品对照表、宋人文集版本目录、别集以外引用书目等。
　　《全宋文》整理工作还促生了系列产品：曾枣庄主编《宋文纪事》[5]；刘琳、沈治宏编制《现存宋人著述总录》[6]；李国玲编纂《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7]。尤其是祝尚书新著《宋人别集叙录》[8]，在考察数千种版本的基础上，叙录宋集五百余种。作者尤其着力于祖本及重要传本的研究，参照前人序跋、书目、版本研究的成果，作出自己的述评。这是版本目录学中传统悠久的“叙录”之学在新宋学研究中的一项标志性成果。
　　据悉，宋文总集《全宋文》的后五十册也即将出版，另一大型总集《全宋笔记》已由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开始着手编纂。
　　二十世纪最后十余年间，宋集整理出版工作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全宋文》之外，不仅名家别集以各种版本不断刊行，一些以前不太受关注的别集也陆续被整理出版，如张詠、苏颂、张先、余靖、张方平、韩琦、蔡襄、苏过、胡寅、谢枋得、林景熙等。宋集整理出版的这种渐趋繁荣的现象，隐隐透露出某些意味深长的文化信息。比如北宋前期五位名臣张詠、余靖、张方平、韩琦、蔡襄的别集在世纪之交由六家出版社不约而同地出版[9]。这五人都是复合型的文化名臣：正直有为的官员、学识渊博的学者、才华卓越的文士。这种“复合型”，是宋代文人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们的别集为何不约而同地得到整理出版呢？这令人不能不联想到王国维、陈寅恪、邓广铭等前贤对两宋文化的推重，对宋学复兴的呼唤，以及近十几年间宋学界对这种推重与呼唤深含钦敬的频繁重温和不断演绎。在学术昌明之外，我们似乎还能隐约感觉到：中华民族在经历了太长久、太沉重的政治、经济对学术文化的扭曲和疏离之后，有识之士正在不约而同地唤醒一种本不该沉睡的“名臣”文化——正直的人品、显赫的功业、渊博的学识、优秀的才具，或许还包括赵宋时代相对民主的政治制度所激励出来的一种奋不顾身的人文正气。这些都是具有永恒价值的高级人类精神。当代学人通过文本整理的方式发掘和宏扬这些精神财富，其中蕴涵着一种深具历史责任感的文化关怀。比如张其凡在《张乖崖集》代前言〈张詠事文考述〉中就明确地推尊张詠“独立的人格，无私的政风，刚毅的性格，澹泊的心境，勇于为义，对友坦诚”。
　　刘琳、沈治宏编著《现存宋人著述总录》，录入现存宋人别集约733种。
　　据不完全统计，二十世纪以校、点、笺注、编年、集评等方式整理出版的宋集大约在100种以上。从数量上说，与《四库全书》所辑128种宋人别集相差不多，而校勘、编年、注释之功则远过之。其中后二十年整理出版的数量比前八十年的总和还多。
　　宋集整理在二十世纪初二十年和末二十年略有成就，而自“五四”运动至“文革”结束六十年间，成果寥寥，这种“蜂腰”状态，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缩影，与社会动荡、战争、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相关。这里只探讨一个最靠近学术的文化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程朱理学和桐城文章的冲击，极大地冷落了宋文整理出版工作。
　　清末民初宋集整理小有成就，与清儒的宗宋思潮大有关系。就学术而论，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开宗明义：“治近代学术者……必始于宋”。清代朴学兴盛，溯其渊源，“靡不寝馈于宋学……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10]。就文学而言，宋代诗词文在清代均被推崇。清代散文声势最大的桐城派，推尊韩、欧、程、朱之文统和道统，所倡“义理、考据、文章”之说中，“义理”主要是指宋儒之义理。又阳湖派、湘乡派，承桐城学脉，亦尊宋文。盖自乾、嘉以降之文章，“渊源同出唐宋大家”[11]。曾国藩于“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端，最重义理，他认为“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12]。
　　这种宗宋思潮，直到民国初年依然。林纾、姚永朴、刘师培等护卫古文，都对宋代文章有独到的心得。林纾至死犹坚信“学非孔孟皆邪说，语近韩欧始国文”[13]。他们被“五四”新文化的倡导者，如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斥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14]。陈独秀1917年2月1日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的《文学革命论》云：“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文这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他称明代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十八妖魔”[15]。
　　钱基博后来写《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编〈古文学〉之一·3〈散文〉曾有如下叙说：
　　是时胡适之学既盛，而信纾者寡矣。于是纾之学，一绌于章炳麟，再蹶于胡适[16]。
　　历史宣告了白话文的胜利，古文便成为历史暂且被冷藏。这是此后一段时期内宋文整理和研究工作发育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寅恪是“五四”之后，为数不多的青眼看宋学的学者之一。他在宋学岑寂的岁月中，发出空谷足音般的倡议：
　　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17]。
　　这一倡议被冷落了四十年之后，才引起宋学界的普遍重视。在二十世纪后二十年宋学复兴、宋集整理出版渐趋繁荣的过程中，陈寅恪这段写于四十年前的话，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复兴宋学的纲领。
　　二、二十世纪前八十年的宋文研究
　　总体看来，二十世纪前八十年，宋文研究萧条。然而世纪之初，宋文其实并不是很受冷落的，有几位国学家对宋文的态度就值得一提。
　　首先是林纾（1852--1924）对宋文的研究。他50岁进京，先后在京师大学堂（1912年5月改为北京大学）等六处执教，1913年，林纾和姚永概因与北京大学的魏晋文派不合，遂同辞教职。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编〈古文学〉之一·3〈散文〉云：
　　民国更元，文章多途，特以俪体缛藻，儒林不贵。而魏、晋、唐、宋，骈骋文囿，以争雄长。大抵崇魏晋者，称太炎为大师；而取唐宋，则推林纾为盟主云[18]。
　　那么，这位盟主怎样推崇唐宋之文呢？其《徐氏评点〈古文辞类纂〉序》云：
　　韩之文，崇义而履忠者，凛乎其阳刚也！叙哀而述情者，粹然其阴柔也！而欧公则寓阳刚于阴柔之中。惜抱近欧而慕韩，故集中所选韩文特多，欧次之。凡余平日所惬于韩、欧者，惜抱则皆录之矣。
　　又1913年《与姚永概书》云：
　　唐之作者林立，而韩柳传；宋之作者林立，而欧曾传。正以此四家者，意境义法，皆足资以导后生而近于古；而所言又必衷于道；此其所以传也。
　　林纾的唐宋文章观主要体现在他编著的《评选〈古文辞类纂〉》[19]中。他从姚《纂》中“慎选其尤，加以详评”，又增姚氏未选之佳作数篇，共187篇，分十一类，依类作序，逐篇评点。这是一部具有文章分体学意义的古文导读选本，林纾以古文大家而序论评说之，往往一语中的，令人信服。他对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文章之优长颇多发明，而对苏氏父子之文则臧否参半。他认为“苏氏父子议论，入手必使人挢舌”（苏洵《管仲论》后）。“苏家议论，正复巉刻。朱子称东坡说得透，又曰‘坡文雄健有余，只下字有不贴实处’。纾谓非下字不贴实也，或考据不贴实耳。……然其文字之持重处，尤为可取”（苏轼《荀卿论》后）。他在《春觉斋论文·述旨》中对苏文也有一段类似的评论：
　　苏家文字，喻其难达之情，圆其偏执之说，往往设喻以乱人观听。骤读之，无不点首称可；及详按事理，则又多罅漏可疑处。然苏氏之文，多光芒，有气概；如少年武士，横槊盘马，不战已足屈人之兵[20]。
　　林纾对苏氏文章的评论可谓允正。他面对古代名家名作，既知其长，又识其短，见解精深确当，表述要言不烦。
　　林纾时代的古文家们使用的学术话语通常是概括式、结论式的，论证较少。比如陈衍（1856--1937）《石遗室论文》云：
　　大略宋六家之文，欧公叙事长于层累铺张，多学汉人……；曾子固专学匡刘一路；苏明允揣摩子书，与长公多得力于《孟子》；荆公除万言书外，各杂文皆学韩，且专学其逆折拗劲处[21]。
　　又如刘师培用先秦诸子百家比况宋人文章：
　　宋儒论史，多诛心之论，皆原于此，名家之文也。明允之文，最喜论兵，谋深虑远，排兀雄奇，兵家之文也。子瞻之文，以粲花之舌，运捭阖之词，往复舒卷，一如意中所欲出，而属词比事，翻空易奇，纵横家之文也。南宋陈同甫之文，亦以兵家兼纵横家者也。介甫之文，侈言法制，因时制宜，而文辞奇峭，推阐入深，法家之文也[22]。
　　这些概括式、比况式结论未必完全妥贴，但却颇中肯綮。这是因为他们拥有渊博的学识和深湛的修养，说起话来便底气十足，简明扼要、富于思想深度和学术个性。这正是世纪末的学者们严重欠缺之处。
　　从学术意义上说，前八十年没有宋文研究专著，只是各种文学史言及宋文。早期的文学史文体意识较强，区分文体文类比较清晰。最早是林传甲七万余字的《中国文学史》（1904），这实际是他在京师大学堂的中国古代文章史讲义，分文体讲述古代文章，共十六篇。第十四篇〈唐宋至今文体〉、第十六篇〈骈文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论及宋文。其后近百年间，文学史类著述约三百余种，多数都给宋文一些篇幅，或大同而小异。1931年史学家吕思勉出版《宋代文学》（5万7千字，商务），全书分六章：古文、骈文、诗、词、曲、小说各一章。虽系通俗读物，却不薄宋文，且时有新奇之论，比如对王安石、秦桧的评价等。1934年柯敦伯《宋文学史》出版（约12万字，商务），这是最早的宋代文学断代史。该书文体意识清晰，分体叙说。与吕著一样的是，散文、骈文、诗、词、戏曲、小说各一章。吕、柯二著与一般文学史重韵轻散不同，都为散文、骈文分立专章。相比之下，1945年陈子展在重庆出版的《宋代文学史》却只设一章“古文运动之复兴”，词则有两章。以后的文学史，宋代部分多是重诗词而轻文章的。
　　几种散文专史自然都有宋文的地位。如陈柱《中国散文史》（商务1937）有〈宋古文六家之散文〉、〈道学家之散文〉、〈民族主义派之散文〉。其论程、朱之文“粹然醇雅，蔼然中和”；论民族主义之文“本乎良知……皆可歌可泣，足以廉顽立懦，是天地间之正气所寄，吾民族最可贵之文也。”其论宋六家文，多采《石遗室论文》中语，并善作比较，如：
　　宋六家之传记远不及唐五家（韩柳李皇甫孙）之瑰奇；议论之文则韩柳以外，唐三家远不如宋六家之条畅动听。
　　宋六家之文体，欧阳长于言情，子固介甫长于论学，三苏长于策。其后朱子继南丰之作，为道学派之文。三苏之文，至叶适陈亮等流为功利派之文矣[23]。
　　这是很典型的长于大判断而疏于缜密论证的表述。当今学者中，已经鲜有如此大气的论述了，因为学富五车又善于宏观全局的大学者太少。
　　前八十年，宋文研究的论文亦不多。据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1905--1979），综论宋代散文者8篇，其中6篇谈“唐宋八大家”；专谈宋文的只有2篇：陈子展《古文运动之复兴──论宋代古文》，易士《三个功利派的文章家──陈传良、叶适、陈亮》。分论散文家者则仅及欧阳修、曾巩、苏轼等数人，如俞振楣《欧阳修文渊源考》、张须《欧阳修与散文中兴》、熊翘北《曾巩的生平及其文学》等。余则多是关于生平事迹或名篇解读的，比如涉及范仲淹的19篇都是解析《岳阳楼记》之文。又据《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第1至556期（1954年3月1日──1966年6月26日）及《文学遗产增刊》第一至十三辑，宋、辽、金段文章共149篇，研究宋文者仅9篇，其中5篇属于名篇赏析，四篇论文是：郭预衡《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1962）；王水照《宋代散文的风格》（1962）、《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样式的发展》（1963）；徐甫《范成大佚文的辑集与系年》（1962）。
　　三、二十世纪后二十年的宋文研究
　　二十世纪后二十年，宋文研究虽然还是远不如宋词研究，甚至也比不上宋诗研究，但也渐趋繁荣，具体情况如下：
　　（一）研究者增多、研究范围拓展、研究成果大量增加。
　　1991年，程千帆、吴新雷合著《两宋文学史》问世。程千帆早在1957年春天就已完成此书之初稿、三十年后又与吴新雷合作修改付梓。这部五十余万言的史著，是二十世纪宋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各种宋代文学史类著作中的上品。仅就其中宋文部分而言，重诗词而轻散文的倾向大有改变。此书依时序编次，两宋散、骈文章随时得到论说，尤其加强了对骈文（第十一章专论〈宋四六〉）、笔记中的小品文、南宋散文的论述。如南宋前、后期之各种散文流派、各种文体、文章趋势、文章选本、文章理论等，论述的分量和深度都超过以往。程《史》之重视宋文，既是学养使然，又是有意弥补宋学界长期轻视宋文的缺陷。程千帆在1983所作《宋代文学研究随想》[24]中谈到宋文研究的薄弱状况，尤其是“我们的研究者和文学史家几乎从来不谈兴盛于唐代而发展于宋代的四六文，对宋代那么多散见于笔记中的小品文也不屑一顾，好像它们并不存在，这实在是可惊的！”他呼吁改变研究的狭隘和片面，全面研究宋代作家和各种文体。他所说的“从来不谈”，大概不包括二十世纪的前三四十年，因为那时的文学史通常都专设章节论述骈文，比如瞿兑之《骈文概论》（世界书局1934）和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商务1936）均设专章述论〈宋四六〉。程千帆的呼吁在其后十几年间有了反响（下详）。
　　本世纪的宋代文学研究，专治词、诗、戏曲、小说者代不乏人，唯专治宋文者罕见。郭预衡致力于中国散文史研究，宋文自然是他关注的领域。他的论文如《论欧阳修》、《曾巩》；《北宋文章的两个特征》；《南宋诗文的时代特点》[25]等，都颇有影响。其《中国散文史》中册出版于1993年，该书第五编《宋辽金元》共十四章（三十余万言），其中第一至十一章为宋代散文。另有第十四章《余论》涉及笔记之文、题跋之文、记体之文、书简（尺牍）之文、赋体之文、骈体（四六）之文。这是散文史类著作中论述宋文卷帙最长者，也是迄今为止宋代散文史研究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备的成果。此编依时序人，因人论文，论文又区别体、用、门等各类。
　　依时序人，是把宋文之历程分为七个时期，把所论66位（单独标目的）作家分系于各个时期。这或许是宋文研究史上最早的系统分期研究，其意义首先是从时序上使读者了然而知轮廓；其次是在“宋六家”、“道学家”等常谈之外，将许多以往从未进入文学史家视野的文章家纳入论述，大大扩展了文学史对宋文的审视范围，从而有助于读者对宋代文章风貌有更多的了解。因人论文，是力图提示每位作家的文章特征，这比分期序人略难处理，是颇见作者学术功力之处。如分论三苏之文，标为“苏洵的纵横驰骤之文”、“苏轼的行云流水之文”、“苏辙的汪洋淡泊之文”。区别体、用、门诸类，又难于分期和分人。宋文备具古代文章之众体，作者不仅注意区别骈散各类主要文体，而且对常被冷落的野史记实之文、笔记题跋书简及各体杂文也设专门章节论述。宋文之用甚广，作者区别论政、论兵、讲学、纪实等多种功用。宋代文人常结为群体、形成门派，因此有些章节又分别门派，如〈苏门后学之文〉。这种不拘一格的分类论述方法，略显杂乱，不过倒是很适合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揭示宋文之风貌。
　　从论述的内容看，郭著务求平实审慎，而不刻意标新立异。与世纪初的学者相比，平实的叙述远多于纵横比较、宏观感悟式的大判断。总之，郭著无论从规模、体系还是学术深度上说，都是宋文研究的重要成果。
　　在本世纪后半叶宋文研究由萧条而繁荣，由附带而专门，由单一而综合，由偏重而全面的过程中，王水照是既开风气又能代表宋文研究的广度、深度和水平的学者。60年代初，他发表的两篇宋代散文艺术专论和一本《宋代散文选注》（上、下册），是二十世纪最早以“宋代散文”为题综合研究宋文的成果。而1978年以来宋文选本出版渐多，正是以其《宋代散文选注》（修订本）的大量印行为发端的。此后，他陆续出版了若干种宋文总集或别集选注本。就研究视野而言，他对北宋六大散文家均发表过专文论述，对较受冷落的南宋散文也早有关注。两宋时代硕学名儒的文章，在他这里获得了一种独具心灵默契的审视。王水照与宋儒有相似之处，他是渊博的学者，又是优秀的文章家，只是未入仕途。他对宋代文学的关注和研究是文、史、哲一体化、诗、词、文全方位的。他越来越明确地致力于前贤陈寅恪提出的建立新宋学的学术理想[26]。多年来，他一直把宋代文学置于“宋型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文章学的、文学的、历史学的、文化学的、哲学的审视。进而，他又借鉴二十世纪初日本“支那学”创始人内藤湖南在1910年提出的“唐代是中世的结束，宋代是近世的开始”的历史观，以及稍后胡适、钱玄同等“以全宋属之近代”的文学史观[27]，将宋代文学——“宋型文化”——“新宋学之建立”，放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进行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可持续”性链接，寻绎出诸如“淑世精神”、“近代指向”等富于社会历史关怀和生命关怀的人文意蕴。而这种意蕴，正是文化遗产研究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所在。
　　王水照在其第一篇宋文专论（1962年）中指出宋代散文的重要成就之一，在于建立了一种稳定而成熟的散文风格：平易自然，流畅婉转。这比之唐文更宜于说理、叙事和抒情，成为后世散文家和文章家学习的主要楷模。在平易、婉转的基本风格的基础上，宋代散文家又各具自己的特色。风格的多样化正是宋代散文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这些见解得到普遍认同。他还提出了赋到宋代演变为散文诗、笔记兴于魏晋而盛于宋的观点。他的一系列论文[28]，每篇都既有新意又有深度。
　　王水照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突破以往的文史研究观念和学术著作模式，以专题组织全书框架，以网状结构代替以时为序的线状结构，并力避宋代文学研究多年来重北轻南、重词轻诗文的倾向，其中《宋文流派绎述》（杨庆存执笔）一章，整体考察两宋散文发展流程，对散文作家和流派作了清晰的梳理，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宋文题材与体裁的继承、改造与开拓创新》（杨庆存执笔）一章则从文体发展角度，从继承与发展两方面对宋代的几种散文样式给予历史的、科学的评价。另外，该书对有关宋代散文论争的叙述和梳理，对宋代主要文集等文献的叙录，也颇具学术价值。
　　近期，王水照主编的《历代文话》即将刊世。这部远非十年辛苦而成就的古代文章学文献总集，表明王水照对古代文章的关注，已不止于宋代。
　　曾枣庄在宋文研究领域也颇多建树。他是当代苏学界著述最多的学者，著有《苏洵评传》、《苏轼评传》、《苏辙年谱》、《苏辙评传》、《三苏传》、《三苏文艺思想》、《三苏选集》、《苏文汇评》（及《苏诗汇评》、《苏词汇评》）、《苏轼研究史》、论文集《三苏研究》、与人合作笺注《嘉祐集》、标点《栾城集》。他又是《全宋文》工程的主编。他还主编《宋文纪事》、《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等。这位刚过耳顺之年即已著作等身的学者，为宋学研究作出如此丰厚的贡献[29]，令人钦敬而且惊异。他还发表过《苏洵与北宋古文革新运动》、《北宋古文运动的曲折过程》、《苏辙对北宋文学的贡献》、《论宋代的四六文》、《论宋赋诸体》[30]等很有份量的论文。
　　据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1979──2000收载情况统计，近二十年间宋文研究者大约有70多人、论文100多篇。研究范围迅速拓展，被关注的宋代文章家已不限于北宋六家，自宋初王禹偁，到宋末文天祥，已达二十余家。研究的内容涉及作家的生平、思想、文化心理、社会交游、审美品味；作品的内涵、结构、体式、风格；作家作品与文化的关系等多方面、多层次。
　　比如宋代骈文渐受关注。台湾学界自70年代以来，已出版有关骈文的论著十余种，如张仁青《中国骈文史》[31]；汪菊松《宋四六文研究》[32]等。大陆学者关注宋代骈文的论著出现于90年代，如于景祥《唐宋骈文史》[33]；蒋伯潜、蒋祖怡《骈文与散文》[34]。论文除曾枣庄的两篇（已见前述）外，还有尹占华《论苏轼的四六文》[35]；莫道才《论宋代四六话的兴起》[36]；何国栋《苏轼赋的散体特征及其形成》[37]。1996年6月，全国首届骈文学术研讨会在桂林举行，并成立了中国骈文学会筹委会。1997年10月，该筹委会与《文学评论》、《文学遗产》联合举办了首届骈文研究优秀论文评奖活动。
　　“太学体”在宋初一度流行，后遭欧阳修重创。文学史家常谈此事，但对“太学体”却都语焉不详。祝尚书《北宋“太学体”新论》[38]，重新考察了太学体的演变过程、文体形态、特征及其在宋代文体发展链条中的位置和作用，以及它与庆历年间急功近利的浮躁士风的关系。
　　秦观最受苏轼称许的是文章而非诗词，但其身后，文为诗词所掩，本世纪几乎无人论及他的文章，只是1997年出现了吴蓓的一篇《论秦观策论》[39]。
　　南宋文历来受冷落，近年研究者渐多。王绮珍《南宋散文评论中的几个问题》[40]是最早专论南宋散文的论文。朱迎平《宋文发展整体观及南宋散文评价》[41]认为宋代散文从北宋到南宋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该文重点论述南宋散文的成就，指出南宋散文的开拓、创新及特征，并指出在中国散文史上，南宋是从创作到理论都十分活跃的相当繁盛的阶段。吴小英《陆游散文简论》[42]对陆文进行文体分类和概述，进而分析其两大文化品格，并与曾巩散文进行比较。朱、吴二文所采用的通观南北、比较研究的方法很值得提倡。
　　两宋理学家的文章也受到关注。马茂军《北宋理学派诗文创作述论》[43]一文对柳开、石介及北宋理学五子的文学理论、创作实践、文章风格以及北宋道学与文学的关系有具体而精微的论述。姜美《试论陆象山的散文风格及其影响》[44]认为陆九渊接受韩愈文道之论，创作出“自然平易、流畅婉转”、“不琢奇巧、正大纯粹”的美文，并影响了其后诸多散文家。胡迎建《论陆九渊的文道观及其文学创作》[45]则分析陆与韩的文道观实有不同：韩文道并重，陆则以道为本，认为“有道则有文”。他认为韩愈把道与文的本末倒置了。作者指出陆氏的道本文末论势必使人忽视对艺术的探索及对艺术美的追求。
　　宋文六家中，除欧阳修、苏轼外，其他四家在本世纪前八十年也是颇受冷落的。尤其是曾巩，从他八十年被冷落和二十年被关注的情形，就很能看出本世纪宋文研究的演进。王水照在《曾巩及其散文的评价问题》[46]中指出：“曾巩是一位擅名两宋、沾丐明清，却暗于现今的作家”。“在解放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几部文学史大都一笔带过，研究论著竟付诸阙如”。曾巩时常被文学史家和读者记起，只是因为他的《墨池记》以及在古人所认定的“唐宋八大家”中占了一席。王绮珍《学术自应超董贾，文章元不让韩欧》[47]，是本世纪最先发表的专门研究曾巩的论文。1983年，国内学术界在江西南丰召开了“纪念曾巩逝世九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45篇论文，较全面地论及曾巩及其文学。会议出版了《曾巩纪念集》，全面记述了会议情况，并收入18篇学术文章。此后，关于曾巩研究的论文陆续发表，1986年，江西人民社出版了收入21篇文章的《曾巩研究论文集》。中华有1984点校本《曾巩集》，1986年又影印出版金代中叶临汾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前者是历来曾集校勘最精的本子，后者是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1997年百花文艺社有高克勤选注《曾巩散文选集》。毕庶春《试论曾巩散文的中和之美――兼论其儒术、文词、文风的统一》[48]认为曾文将儒术、文词、文风三者融于一体，并结合其生平经历和历代评论，论证了曾文具有含而不露、质而不俚、淡而实腴、怨而不怒的中和美。王河《曾巩佚著〈南丰杂识〉辑考》[49]，不仅确定了宋人屡屡提及的《南丰杂记》、《南丰杂志》等应定名为《南丰杂识》，是曾巩唯一一部文言小说类著作，而且还新发现曾巩佚文七篇。
　　苏洵、苏辙研究也是近二十年的事。王水照、曾枣庄两位苏学专家在八十年代都发表过研究苏洵、苏辙散文的专论（见前述）。近年韩俐华、魏福惠《苏洵散文艺术论》[50]、沈惠乐《有王佐之才，存战国遗风――论苏洵的散文》[51]均侧重探讨苏洵文章的内容、风格、成就，而周楚汉《苏洵文章论》和《苏辙文章论》[52]，则分别阐述苏氏父子的文章理念。
　　（二）名家热点研究的深入
　　欧阳修、苏轼是宋文研究永远的热点。先说欧阳修文章研究。
　　近二十年有关欧文研究或赏析类文章以数百计。赏析集中于《醉翁亭记》、《秋声赋》、《五代史伶官传序》等数篇。研究文章则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如（依时序排列）：王冰彦《欧阳修的“道”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53]；钟小燕《柳宗元与欧阳修山水记比较》[54]；吴小林《欧、曾、王、苏散文比较》[55]；王水照《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56]；莫砺锋《论欧阳修的人格与其文学业绩的关系》[57]，缪向勇《论欧阳修散文的语言美》[58]。就内容而言，涉及文本、文体、文法、文格与人格等；就方法而言，有比较研究、影响研究、人学与文学研究等。
　　既然是热门，就要求研究者必须有新意。比如最近三年的论文中，以下几篇略有新意：祝尚书《重论欧阳修的文道观》[59]认为学界对欧阳修古文理论评价不高，一直嫌其过于道学化，这是对欧的误读。该文论证说明：与其说欧阳修的古文理论接近道学家，不如说反叛道统更合乎实际。曾子鲁《欧阳修“道胜文至”说论辨》[60]论证了欧氏文论“道胜文至”、“事信言文”、“切中时弊地”、“穷者之言易工”、“言易明而可行”等命题及其对唐代古文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寇养厚《欧阳修古文理论中的道》[61]论述了欧阳修古文理论中的道的内涵及其独特性。
　　1999年百花洲文艺社出版《全国首届欧阳修学术讨论会文集》，其中不少是探讨欧阳修文章或文论思想的，反映出近年欧文研究的大致情况。
　　近二十年，洪本健在宋文研究，尤其是欧文研究方面用力甚劬、成果丰硕。他的《欧阳修资料汇编》（中华1995）凡3册90余万字，辑录自北宋至“五四”九百多年间、由六百多位作者撰著、散见于七百余种书籍中的有关评述，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他还著有欧阳修评传《醉翁的世界》、《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他的论文资料扎实，深具考证之功，又富于允正而精微的艺术识见。如《论欧阳修散文的句式和虚词同其感情的关系》、《略论欧阳修散文的阴柔之美》、《欧阳修、王安石散文风格之浅议》；《欧阳修入主文坛在庆历而非嘉祐》[62]等。
　　又有宋柏年《欧阳修研究》[63]，唯此书仅印行450册。
　　苏轼研究蔚然已成“苏学”，堪与曾经辉煌的“红学”比肩。冯媛、贾婵林曾编《苏东坡研究资料目录》[64]，共收1923—1987年著述目录1315条。其中关于苏文者185条，虽少于词（382）和诗（248），但在宋文各家研究中，已属最多。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于1980年，是宋代单一作家研究会中成立最早者。至2000年，该学会已召集十一次颇具规模的“中国苏轼学术研讨会”，每次都广邀国内外学者参加，会议规模像滚雪球般增大，有力推动了苏轼研究以及以苏轼为纽带的国际文化、学术交流。
　　文集整理方面，孔凡礼整理点校《苏轼文集》，凡1808千字，73卷，是迄今为止搜求最全、校勘最精的苏文全本，自中华1986年3月第一版，至1996年第4次印刷时印数已达13000册，可谓辉煌。他还著有《苏轼年谱》（中华1998），此书凡三册，990千字，是目前最大规模的苏谱。吴雪涛《苏文系年考略》（内蒙古教育社1990），对苏轼未自注年代的2030篇文章中的1699篇予以系年。此前苏诗苏词均有人作过编年，唯苏文阙如。这是第一部苏文系年之著。
　　关于苏集版本流传情况，刘尚荣的研究最具规模和深度，多年来他不断撰写有关苏轼著作的考论文章，1988年曾结集为《苏轼著作版本论丛》（巴蜀书社出版）。其后又不断有新的考论文章发表。
　　苏文选集有王水照、王宜瑗《苏轼散文选注》（上古1990）；唐玲玲《苏轼文选》（上古1989）；周先慎《苏轼散文赏折集》（巴蜀书社1994）；崔承运《苏轼散文选》（百花文艺社1997）；孙民《东坡赋译注》（巴蜀书社1995）等。
　　论文方面，从宏观到微观，从资料辨识到艺术阐发，从文本到文论研究，都大为可观。如王水照《论苏轼散文的艺术美的三个特征》，《苏轼文集初传高丽考》[65]；周先慎《〈东坡志林〉初探》[66]；李青《论苏轼议论文的写作特色》[67]；王文龙《东坡赋的艺术特色》和《苏轼散文的美学思想》[68]；赵仁珪《苏轼散文中的禅》[69]；曾子鲁《试论苏轼记体散文中的道家思想》和《简述苏轼对韩欧古文成就的继承与发展》[70]；党圣元《苏轼的文章理论体系及其美学特征》[71]；徐姝《论苏轼散文中的比喻》[72]；孙兰廷《论欧阳修对苏轼散文的影响》[73]；白清、王启和《论苏轼早期散文的创作思想》[74]；孙民《关于苏轼的“辞达”说》[75]等。第四次苏轼研讨会以苏文研究为主题，会后编辑出版了《东坡文论丛》[76]，收入14篇论文。上述论文涉及苏文诸体，研究的深广程度以及方法、角度都能代表当代宋文研究的水平。
　　海外苏文研究亦有成就。英国希里尔·克拉克曾将《东坡赋》译为英文。1976年，乔·海奇的《宋人传记》在西德出版，内含苏轼传记。香港中文大学1978年出版《宋代书录》，其中关于苏轼的书都是由乔·海奇写的题解。1982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彼得·包尔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十一世纪的文道之争》，文中论及苏轼及苏门四学士的文与道。1973—1980年法国系列刊物《宋代研究》第三期载文《苏轼的画跋》。1975年前苏联学者戈鲁别夫翻译了《苏东坡诗词集》，该书附收其论文《苏东坡及其诗词》，文中注意到苏轼《超然台记》中的超脱旷达的人生观。在日本，村上哲见写过论文《苏东坡书简的传来和东坡集诸本的系谱》，他还从《东坡集》及《东坡后集》中选出1400封函札，作了文字校勘、日期考证并追溯流传的一些问题。佐伯富以世界书局1936年《苏东坡全集》为底本，作了《苏东坡全集索引》。小川环树著有《苏轼》，整理《苏东坡集》，又与山本合义合作对苏轼散文作过译注（选本）。清水茂的《唐宋八家文》选本，每篇之下有分析和注解。
　　总之，在宋文研究史上，苏文研究无疑是最全面、最详细、最深入的。
　　（三）研究观念的改变
　　王安石散文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关注，最能说明本世纪研究观念的变化。本世纪前半叶，人们对王安石的文章关注甚少。梁启超写《王安石传》意在发挥荆公政术，非关文学，且“信笔而成”，“荒衍疏略，自知不免”。据中山大学中文系编《1949—1980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1976年以前，关于王安石生平思想的文章78篇，基本话题是“变法”。谈散文的32篇，主要是谈《答司马谏议书》、《上时政书》、《上人书》、《读孟尝君传》、《字说》等文。邓广铭1954年著《王安石》，受到批判，被斥为“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历史观”。70年代，中国大陆掀起“评法批儒”运动，王安石被推崇为法家人物，仅1974年，就有31篇谈王的文章，但均非文学和文章学研究。《答司马谏议书》亦被当作“战斗檄文”而炒作不休。1978—1980年，有12篇论王文章，多属“拨乱返正”之作，如吴泰《王安石的历史遭遇和“四人帮”的险恶用心》等。此后，文学意义上的王文渐受重视，文选如王水照、高克勤注译《王安石散文选》[77]等。论文如王河《欧阳修、王安石散文艺术风格比较》[78]；洪本键《王安石碑志文简论》[79]；吴小林《论王安石的散文美学思想》[80]。洪本健是善于对宋六家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其《曾巩、王安石散文之比较》[81]从四方面进行比较：文论──“蓄道德而能文章”与“务为有补于世”；文势──敛蓄渐进与凌厉急迫；文辞──雅洁方正与简劲拗折；文风──柔徐谨重与刚健峭拔。此文纯正务实，以比较之法，发切要之见，可谓精采。
　　沈松勤《王安石与新党作家群》[82]探讨王氏与周围群体的关系，这是一个新视角，是近年来宋学界兴起群体研究热的一个体现。该文认为，王安石与新党是一个政治集团，也是一个作家群，他们以政事和文学为立身之业，将文学纳入经术之中，侵蚀了文学的自主性和多样性。
　　王安石研究从异乎寻常的热闹到渐趋沉静，从贴近政治到注重艺术，反映了本世纪中国大陆宋文研究乃至学术事业的曲折历程。
　　在对宋人文论思想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较新颖的视角。如张智华《南宋人所编古文选本与古文家的文论》[83]，从古文选本入手，分析了南宋古文理论的特殊形态。沈杰《〈文章轨范〉简论》[84]则较全面地研究了宋末谢枋得所编的文章总集《文章轨范》，从中梳理出编者的文章理论意识，并指出其开文章评点形式之先河。罗立刚《论欧苏文人集团对“文统”建设的贡献》[85]着眼于整个欧苏文人集团以及唐宋“道统”观，从而探讨宋代“文统”的形成，并指出宋人“文统”观的确立，使宋代文学批评形成了辨体派、重法度的特色。朱刚的博士学位论文《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86]，虽非专论文学，但对四大家道论之内涵和文道关系的细密探讨，却新见迭出，颇见作者融通文史哲学的宽阔学术视野。
　　四、研究展望
　　纵观二十世纪宋文研究，虽然总体水平尚不及词与诗，但研究者由少而多，范围由小到大，观念由偏执而公允，由附会政治到实事求是，方法由单一而多样，学术视野拓宽，不仅恢复了文、史、哲、艺术、宗教融会贯通的学术传统，而且借鉴和吸取国内外现代科学研究的多种方法和视角，从而使研究水平由浅而深，成果由少到多。
　　然而，与其说宋文研究初步繁荣，毋宁说刚刚起步。与宋词、宋诗研究相比，弱势还很明显。宋文研究一直存在重北宋轻南宋，重六家轻其他，凑热点轻开辟的倾向；研究者学力不足，既缺乏宏观把握的能力，又缺乏考证辨识的功夫，研究观念和方法也比较陈旧；典籍整理也不及唐代。许多所谓热点、名篇的研究，其实往往只是人云亦云、邯郸学步之类的学术垃圾。
　　面对这样一片内涵丰富但却缺乏研究的学术领域，学界同仁当做何努力呢？笔者不揣浅陋，试陈粗疏之见。
　　第一，宋集整理工作需要持续不断的投入。《全宋文》后五十册虽已编成，但尚未出版。接下来还可考虑撰写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样高水平的提要；辑佚补缺勘误等工程也需长期、细致、艰苦的努力。而在数量众多的宋人别集中，如何选其精要者进行校勘、汇校、辑佚、注释、汇注和尽可能准确的编年，则需要一大批学养精良的研究者不懈努力。
　　第二，古今文章具有超时代的文体规律，宋文只是文章史上的一个阶段。因此，关于宋文与前、后代文章的关系与影响研究、异同比较研究，都大有文章可作。近年来出现的一些着眼于文章源流和文脉嬗变的比较研究，都有新意和深度。其实南宋文与北宋文之间更具有这种源流嬗变关系。宋文研究重北宋轻南宋的情况一直存在，如果研究者关注南宋文与北宋文的联系和区别、源流与嬗变、风格流派之承传、文章理论之发展，等等，则重北轻南的倾向自然会有所改观。
　　第三，宋文研究的方法和观念有待更新。一是调整视域观念，即重新审视什么是值得研究的，什么是不值得研究的。目前的研究视野肯定还不够开阔，百年来常谈的作家就那么十几位，而现在有文章传世的万余作家中，从各种意义上值得关注的远远不止于此。前述世纪末五位名臣集的整理出版，正说明宋代文章遗产的挖掘和挑选工作前景广阔，任重道远。二是加强文化研究意识，在尊重历史文本和史实的基础上，用现代的文学观念、文化观念、哲学观念来审视宋文的精神内涵，从而寻绎出古今相通的有价值人文内涵，也比较古今文化、文明的差异，为现代文化、文明建设提供参照和借鉴。当然，这种逼近社会人生、沟通古今、融通文史哲的文化研究，仍需注意超越狭隘的政治观，摆脱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三是加强比较研究，无论纵向还横向的比较，都对提高研究的深广程度大有裨益，然而以往的比较研究太少了。四是借鉴各种有益的研究方法，无论外国的还是其它学科的，比如原型研究、比较研究、心理分析、结构主义、阐释学等等。
　　第四，研究者还应关注不同文体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宋文与宋代诗词关系研究方面，虽已出现了若干成果，但还远远不够。宋文各体间的关系也需关注。总之，打通文体的交叉研究也应成为宋文研究的一个方向。
　　第五、文体形态与形态学研究近几年才有人关注，除骈文研究成果略多外，其它文体如笔记、策论、书信等，即使偶被论及，也只有零星的几篇论文。今后当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如作品形式学、文法学、文体史、文体学史等。
　　第六、谱传学、研究史（包括综合研究史、重要作家研究史、重要作家研究资料收集整理汇编等）、版本目录学都需要加强。
　　参考文献：
　　各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论文索引；王锡九《近年来的宋文研究》（《语文导报》1985·12）；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黄山书社1986年8月）；朱靖华等1986年《宋代文学研究综述》（载中州古籍社《1986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综述》）；李震《近十年来的曾巩研究》（《语文导报》1987·3）；冯媛、贾婵林《苏东坡研究资料目录》（《黄冈师专学报》1988·4）；郑永晓《本世纪宋代诗文别集整理的成就与不足》（《文学遗产》1994·3）；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赵敏俐、杨树增《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莫山洪等《骈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笔谈）》（《柳州师专学报》1998·1）；张毅《二十世纪宋代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之变迁》（《文学遗产》2001年第4期）；方笑一、李强、戴从喜《1997－1999宋文研究综述》（《国学网》）。
　　本文初稿完成于1998年4月，修改、增补于2001年7—9月。因资料所限，港台及国外的研究情况基本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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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的疏狂传统与宋代文人的疏狂心态	狂者进取——宋代文人的淑世情怀
苏轼的文化“原型”意义	苏轼外任或谪居时期的疏狂心态
盛宋诗的雅化倾向	步入老境——北宋诗的趋势
宋初诗坛“白体”辨	余靖诗学及其诗之通趣
梅尧臣的诗歌审美观及其文化意蕴	苏轼文学观念中的清美意识
浪子词人柳永与正统君臣审美意识的冲突	小晏词的对比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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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人的谪居心态	淮海居士未仕心态平议——兼与后山居士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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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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