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回国，正是春风得意，徐志摩哪里受得了这个奚落。７月１８日，也即是看到黄汝翼文章的当天，就写了致伏庐的《一封公开信》。伏庐者，《晨报副刊》记者孙伏园也。当年似无编辑这一职名，均称记者。２２日，《一封公开信》刊出。 “徐志摩主张废弃新圈点！我自己听了都吓了一大跳。”一下笔先做出一副惊恐状。接下来说，他那篇稿子是怎样在《学灯》发表的。又着重说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怎样了不起，尤其是后面的一百余页绝对的不分章节，无句首大写，无一切的符号。同时作了个更正，因为《学灯》的校对太差，将他小序中的话排错了，原文“一部分诗，大可费圈点”，应为“一部分诗不必要圈点”。 叙述过种种理由后，申明———我相信我并不无条件的废弃圈点，至少我自己是实行圈点的一个人。一半是我自己的笔滑，一半也许是读者看文字太认真了，想不到我一年前随兴写下的，竟变成了什么“主张”。不，我并不主张废弃圈点。圈点问题虽小，我如其果然有主张时，也应得正式写一篇文字，题目什么都可以，绝不会是《康桥西野暮色》，这是很明显的……我只说“可以不凭借符号的帮助的纯粹的散文，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现在有好几位文学家要想法来实现，比如Joyce已经试验出可惊的成绩。这种创造的精神，我们不应得不注意的，虽则我们文学的现况还很幼稚，够不上跑得这么快。” 这是我的主张，如其你们硬要派我主张这样或那样。至于一般的新圈点之应用，我又不发疯，我来反对干什么；我连女子参政，自由恋爱，社会主义……都不反对那！ 这话也还恳切，得承认是实情。窟窿是补上了，但愈加证明原先是个窟窿。他那支笔也实在太滑了点。写到这儿，又滑了起来。对《晨报副刊》的编辑方针提起意见了。他说，晨报的副刊比较的有文艺色彩，选稿时应得有一个标准，揣详附会乃至凭空造谎都不碍事，只要有趣味，只要是“美的”，这是编辑先生对于读者应负的责任。 这话让孙伏园不高兴了。徐志摩的稿子，不管在理不在理，写的是真好，不能不发，《晨报副刊》毕竟是他孙伏园编的，心里有气也不能不出。因此，在徐志摩《一封公开信》后面，又加了一篇真不算短的附言。 一起首便说，辩论而至于教训记者，我想这是下下策。 说到底，所谓的教训也无非是标准不标准的问题。换句话说，作者（尤其是辩论的时候）多半是这样想：“对于我的文章，标准应该放低；对于别人的，这样已经太低了。”像志摩先生这封信，总算是非常客气的，其实这是一厢情愿的便宜事情：要钳制对手的时候，只要吩咐记者不许登载对方的东西———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定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对于他自己的东西是否适用，这是谁也不曾提起的。徐志摩先生如果能平心一想，不必我劝慰，盛气自然会平和下去，知道劝记者定选稿标准一句话，已落了平常作者被人驳倒无可声诉却迁怒于编辑人的窠臼，大文学家是不屑为的。即如攻击徐先生废弃圈点的文字，在本刊已登载三篇了，他们三位绝没有提起一句《学灯》记者，请他们“应定一个标准”，这便是徐志摩先生不及人的地方。 想来志摩看了，也只有嘿嘿一笑。最大的一场笔战，是和新剧家的纠纷。 １９２４年４月末的一天，徐志摩在写一篇文章，就在露天，在石虎胡同七号的院子里。暮春时节，满院是温暖的阳光，总务部主任蹇季常先生，看他写得热了，吩咐仆役打水浇花，随着水龙头的喷洒，院里升腾起浸人心脾的清凉。 写的是一篇剧评文章，评的是霍路会剧团演出的话剧《林肯》。他满肚子的气，要在笔下发泄。中国新剧界人士太不像话了，尤其是那些自命新潮的大学生，平日说对新剧事业怎样怎样，如今外国的名剧团来演了，竟绝少有人来看。连梅兰芳这样的旧戏子都来了，却不见他们的踪影。一面宣称怎样热爱新剧，一面对真正的新剧艺术漠不关心，这种艺术上的麻木，不狠狠抨击怎么能行。 ４月２４日晚演的是《林肯》。让徐志摩不能理解的是，北京的大学生来看戏的竟出奇得少。除了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有两位学生在场外，北大、高师、美专、剧专诸大学的学生，连单个的代表都没有。后来跟陈西滢谈了，陈说怕是学生嫌票价太贵。真是不可思议———不错，表面看来戏价似乎贵些。但凭着良心讲，这样远道而来的剧团演这样认真的戏，要你们三两块钱的戏价，只要演的过得去，你能说太贵吗？梅兰芳卖一元二毛，外加看座茶钱小账，最无聊的坤角也要卖到八毛一块钱，贾波林的滑稽电影也要卖到一块多———谁都不怨价贵，每演总是满座而且各大学的学生都是最忠诚的主顾。偏是真艺术戏剧的《林肯》，便值不得两块钱，你们就嫌贵，我真懂不得这是什么打算！ 就是这几句，惹恼了北京新剧界的人士。此剧的编者为得林克华德，文章就叫做《得林克华德的〈林肯〉》，月底写完，５月上旬分四天在《晨报副刊》上连载。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其说是由文学起步，莫若说是由戏剧发轫。五四运动前后，真正热闹的，不是文学创作，而是新剧运动，即由“文明戏”向真正意义上的话剧的过渡。参与人员之多，演出水准之高，都是此后很长一个时期难以比并的。年轻的新派人物，少有不参与戏剧活动的。好些大学教授、大学生，都对演剧着了迷上了瘾。各类戏剧组织，如清华戏剧社、北京剧艺社等，纷纷破土而出。尤其是１９２２年底，蒲伯英、陈大悲等人发起成立了人艺戏剧专门学校，对北京的新剧活动更是一个极大的促进。刊物不用说了，就连报纸副刊，也都竞相刊载创作剧本和翻译剧本。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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