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家书有时还是我们全家孩子赖以谋生的"救命稻草"。当初我三姐在单位做主管，不会写企划书，马上打电话回家找父亲寻求帮助。亏得父亲经验丰富又写得一笔好文章，他连夜认真负责地帮三姐写出样本，并在信里嘱咐"这次我帮忙了，下次要学着自己写"。可以说，父亲的文字不仅仅是我们父子（女）连心的情感纽带，也是他手把手交付每一个子女求得生存的绝好教材。
据说这个世界上一生写信最多的人是法国作家伏尔泰，他毕生所写书信达21000封之多。父亲在我整个大学4年期间和我通信坚持不断，虽然数量不可与伏尔泰相比，但是和伏尔泰启蒙了法国民众的民主思想一样，父亲也是我台北求学时期的精神导师。我们在书信里继续着"胡家一席谈"，也在纸笔间共同体味着中华文化的古典气韵，而每逢至关重要的时刻，父亲的信也总能使我感到他就在近旁给我传递无穷能量，如同那个网络故事里的"伞"一样，父亲的书信一直在晴天里帮我遮蔽烈日，乌云下为我抵挡风雨。在这把精神之伞的笼罩下，我才可得以自如进退，也才开始学会把从他那里汲取的人性魅力尽可能完美地融入自己如今的事业。
……征服大都会的橘子和西方文化强调的"FacetoFace"（面对面）不同，中国人似乎有一种深深的"背影"审美情结。对比于人际交往之间常态的"正面"，"背影"这一体态符号早已被中国人视为连接人心的固定图解。哪怕一个人再有多么坚强和伟大，其背影却常常会毫无隐瞒地呈现他人性中不可承受的脆弱。每一个看似强悍伟岸的身躯都一定有常人不可触碰的柔软地带。只有心怀善解人意的悲悯，我们才往往会注意到那些霍然转身之间流露出来的人性真实悸动。因此"背影"在诸多东方的艺术表达里都被诠释为一种近似肃穆且含而不露的深情。自从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问世以来，"背影"更成为剖析中国式父亲的一个人文符号性视角：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
每每读到这篇《背影》，我都会想起在我即将奔赴台北求学之际，父亲也是和朱自清散文里描写的一样，一路扛着我的行李，亲自送我到高雄火车站，而且在我的行李中也有一包家人特地为我准备的橘子。那是我长大成人第一次离开家，离开父亲。他是从小栽培我的人，因此在我的心目之中，长年以来他既是父亲也是老师。我离开高雄，父亲就如同看着一个徒弟要离开他这个心爱的师傅，马上远走他乡独立闯荡一样-何况这个徒弟还是他亲生的儿子。直到现在我也无法体味那次离别时刻的父亲心底充盈的是怎样的一份心情，自己从小到大虽然不是锦衣玉食的公子，但绝对是父亲母亲的心肝宝贝，平日生活中的一切俱已被家人安排得舒服无比。对于我这次北上求学，又是第一次搭火车出远门，父亲母亲早早就把我衣食住行的各项用品都打点得清清楚楚，从牙刷、牙膏、棉被到手纸、梳子等应有尽有，于是我的行李包足足有数十斤重。当我们下了出租车走进火车站后，父亲又仔细端详了行李包的绳结是否捆扎结实，年近六旬的他用力将这个大包背在了自己身上。随着人流边往前挪步边嘱咐我在车上要拿好自己的票，要看管好行李，我执意要帮父亲背行李包，可是父亲对我说："你只要好好念书就够了，不要操心其他事情。"到了站台上，父亲很少和我说话，只是反复整理着行李扣，时不时紧张得望一下铁道，然后趁擦拭汗水的瞬间看一眼我。喘着粗气的火车隔离开了站台上沉默的父与子，坐进火车的我忽然感觉我的父亲就像刚才那辆"疲惫不堪"的火车，一生负重为家庭，一生奔波为儿女，他的苦和累有谁知道？又有谁能和他分担？车窗外的父亲只是告诉我路上渴了吃橘子，到了台北别想家人，好好读书。那时初谙人世的我只是一个劲儿佯装点头，却情不自禁地背过身偷偷掉泪。火车开了，看着父亲在我的视野中渐行渐远的身影，手捧着还带着父亲体温的橘子，我对着车窗外的天空失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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