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类 》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 （十一）顔淵篇      錢穆 Qian Mu

　　顔淵問仁章。
　　朱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為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實為天理之節文也。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纍，以違於禮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則其一身莫適為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無所不至矣。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顔子之問，夫子特以剋己復禮告之，蓋欲其剋去有己之私欲，而復於天理之本然。則本心之全德，將無不盡也。已者，人欲之私。禮者，天理之公。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發。其剋與不剋，復與不復，如手反復，如臂屈伸，誠欲為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今按：此條以天理之公與人欲之私對言，而謂二者之間不能以毫發。孔子又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好德，乃天理之公。好色，乃人欲之私。然此二者皆人之性命稟賦，果使好德能如好色，則好色亦自有節度限製。夫婦為人倫之始，人欲之私亦即天理之公。即孔子所言未見好德如好色，亦未謂二者不能並存於吾心。朱子亦引他傢之言以說之。後儒於此章剋己二字與朱子持異解，然朱子亦已言剋復之機亦在我，則剋去己私之功夫亦即在己矣。清儒言訓詁明而後義理明，其實明其義理之大，則訓詁小異，亦不值有大爭議。此條論天理人欲公私之間，則義理之大者。謂其間不毫發，而其機則全在我，則亦言之已盡矣。後儒在此等處，與理學家爭，似無值大爭處。
　　仲弓問仁章。
　　朱子曰：“修己以敬，則私意無所萌矣。推己以恕，則私意無所施矣。如是則天理流行，內外一致，而仁在我矣。”今按：上章言剋去己私，本章言修己以敬，推己以恕，則朱子意未嘗輕己可知。故讀古人書貴能通求其大義，逐字逐句，一枝一葉，縱所言小異，可無拘礙矣。
　　司馬牛問仁章。
　　朱子曰：“孔子答問，但嚮如何行仁，但答如何可以至仁，未嘗有問如何是仁者。觀顔子仲弓司馬牛樊遲之問答可見矣。”今按：如西方哲學，便該先知如何是仁，再有他問。此為中西雙方思想學問一大不同處。但未見之行，又行所未至，又如何有知，此亦一大問題。中國古人言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陽明主知行合一，最近世孫中山又言知難行易，三說皆一貫而來。西方哲學乃稱愛知之學，卻不兼重行。故西方有各擅專門知識之學者，無中國人意想中知行並重之君子與聖人。
　　司馬牛問君子章。
　　朱子曰：“所以不憂不懼，由於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又如何得之，然後可以進步。不然書自書，人自人。”今按：西方之學，著書立說，重在其書，不在其人。近日國人慕西化，亦如此。皆所謂書自書，人自人也。
　　子貢問政章。
　　朱子曰：“以序言之，則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重。”又曰：“信是在人心，不容變者。有信則相守以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各自求生路去。”今按：身之所先為食，心之所重為信。食取於外以足其內，信生於內以安其外。朱子又言：“集註不若死之為安，安字極有味，宜玩之。”今按：今日舉世不安，皆為無信。而世人則群認為是一經濟問題。不知其內在深處本源，乃在心與心相互間一信上。療治所急，則是一心理問題。西方學術史上講心理，從來亦與中國不同。使孔子生今日，恐亦仍當為一人不知而不慍之君子而止。其答子貢之所問，誠難以語之今世矣。
　　樊遲從遊章。
　　朱子曰：“人惟一心耳。既為其事，又有求得之心，即不專矣，安能有積纍之功。此一條心路，衹是一直去，更無他歧。才分成兩途，便不可。且如今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一心又去計功，則此事定不到頭，亦不十分精緻。”今按：此條近人讀之必謂此是朱子一番思想，而頗具哲學意味。其實朱子衹是在憑《論語》記孔子告樊遲語，申說孔子心意，亦所謂述而不作也。而孔子當時語樊遲，亦適如朱子所謂就事論理，非憑空自作一番哲學主張，如近人所意想。當孔子時，中國係一農工社會。農則為井田製，由公傢授田，老而歸還，不得占為私有。一心耕耘，非有他圖。工亦由官受廩，凡其所成，盡以獻於公，不得私自營利。即令其一心在此工上，不存他想，又必子孫世襲，纍世一心，則其業自精。故中國古代百工皆成氏，如管仲鮑叔牙，即出管工鮑工之傢。自幼即一心在其所治之業，出而從事政治，亦一心在其所從事之政治上，非有他途別計。為一器，則有一器之用。管仲為齊相，則盡其為齊相之職，一心為桓公。孔子稱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使非一心為政，又焉得如是。而孔子又稱管仲器小，則嫌其有三歸，又分心於私生活之享受上，遂使其在當時政治上未能顯出更大用場而已。至孔子，始知志於學，志在周公。亦一心在政治上期求有更大作用。故曰：“君子不器。”又以子貢為瑚璉之器，則藏在宗廟之貴器，亦不作其他用。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君子不器，非言無用，乃求其在人群社會政治階層中，作出更廣大更變通之大用而已。本章崇德之義即如此。亦非謂德乃無功無用。此條所謂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不可一心又去計功，此非謂不在事上計功，乃謂不在做事者自己私人心上計功，如此專心一志，乃謂心之德。義利之辨，成為中國文化傳統上一大意見，乃從中國社會自身情況來，亦即所謂就事論理也。而西方自古即為一工商社會，工商業正為經營此業者之自身私利着想，其所重視之工商業，則為一手段，非目的，其心便已分了，與中國古代人心情大不同。其他學業遂亦不得不受其影響。即論藝術，中國工業本身即成為一藝術，西方則工業與藝術分途。如雕刻一美人石像，必求取得衆心喜悅，乃成一藝術品，而藝術傢之生活，亦寄於此。如此條言，若去計功，則此事定不到頭，亦不十分精緻。此有甚深妙意，但就中國工業藝術言是如此。西方藝術正為其計功，纔有他們的到頭，他們的精緻，與中國自不同。今人讀古人書，當就自己文化傳統之大義上去讀，乃能得其書中之意。若依西方觀念來讀中國古人書，則自見其無當。又要從西方義理來盡改中國社會之種種，則更無當了。朱子解此章又說：“即於自己疏，而心亦粗矣。”此語真不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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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朱子四書集義精要》隨箚《大學》（一）（二）
（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
《論語》（一）學而篇（二）為政篇（三）八佾篇（四）裏仁篇
（五）公冶長篇（六）雍也篇（七）述而篇（八）泰伯篇
（九）子罕篇（十）先進篇（十一）顔淵篇（十二）子路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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