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晏子之书称春秋说虞卿著书，名曰「春秋」，魏齐曰：「子无然也！春秋，孔圣所以名经也，今子之书大抵谈说而已，亦以为名何？」答曰：「经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则为经矣。且不为孔子，其无经乎？」齐问子顺，子顺曰：「无伤也。鲁之史记曰春秋，经因以为名焉；又晏子之书亦曰春秋。吾闻泰山之上封禅者七十有二君，其见称述，数不盈十，所谓贵贱不嫌同名也。」（孔丛子执节）
儒家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亦异于此者也。（刘知几史通六家）
二史志著录七略：「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见史记管晏列传注引）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晏子八篇。」班固自注：「名婴，谥平仲，相齐景公，善与人交，有列传。」师古曰：「有列传者，谓太史公书。」
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晏子春秋七卷，齐大夫晏婴撰。」
唐书经籍志子部：「晏子春秋七卷，晏婴撰。」
宋史艺文志子部：「晏子春秋十二卷。」
崇文总目：「晏子春秋十二卷，晏婴撰。晏子八篇，今亡。此书盖后人采婴行事为之，以为婴撰，则非也。」
郡斋读书志：「晏子春秋十二卷。右齐晏婴也。婴相景公，此书着其行事及谏诤之言，昔司马迁读而高之，而莫知其所以为书。或曰：晏子之后为之。唐柳宗元谓：迁之言乃然，以为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好俭名世，故墨子之徒尊着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非儒、明鬼，皆出墨子，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自向、歆、彪、固皆录之儒家，非是，后宜列之墨家。今从宗元之说云。」
中兴书目：「晏子春秋十二卷，或以为后人采婴行事为书，故卷多于前志。」（王应麟玉海）
直斋书录解题：「晏子春秋十二卷，齐大夫平仲晏婴撰。汉志八卷，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号晏子春秋，今卷数不同，未知果本书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晏子春秋八卷，旧本题齐晏婴撰。晁公武读书志：「婴相景公，此书着其行事及谏诤之言。」崇文总目谓后人采婴行事为之，非婴所撰。然则是书所记，乃唐人魏征谏录、李绛论事集之流，特失其编次者之姓名耳，题为婴者依托也。其中如王士祯池北偶谈所摘齐景公圉人一事，鄙倍荒唐，殆同戏剧，则妄人又有所窜入，非原本矣。刘向、班固俱列之儒家中，惟柳宗元以为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其旨多尚同、兼爱、非厚葬久丧者，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薛季宣浪语集又以为孔丛子诘墨诸条今皆见晏子书中，则婴之学实出于墨，盖婴虽略在墨翟前，而史角止鲁实在惠公之时，见吕氏春秋仲春记当染篇，故婴能先宗其说也。其书自史记管晏列传已称为晏子春秋，故刘知几史通称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然汉志惟作晏子，隋志乃名春秋，盖二名兼行也。汉志、隋志皆作八篇，至陈氏、晁氏书目，乃皆作十二卷，盖篇帙已多有更改矣。此为明李氏绵眇阁刻本，内篇分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六篇，外篇分上、下二篇，与汉志八篇之数相合。若世所传乌程闵氏刻本，以一事而内篇、外篇复见，所记大同小异者，悉移而夹注内篇下，殊为变乱无绪，今故仍从此本著录，庶几犹略近古焉。」
又：「案晏子一书，由后人摭其轶事为之，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也，旧列子部，今移入于此。（史部传记）」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晏子春秋八卷，撰人名氏无考，旧题晏婴撰者，误也。书中皆述婴遗事，实魏征谏录、李绛论事集之流，与著书立说者迥别，列之儒家，于宗旨固非，列之墨家，于体裁亦未允，改隶传记，庶得其真。」
三真伪考辨晏子春秋姚际恒陈直斋曰：「汉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号晏子春秋，今卷数不同，未知果本书否。」崇文总目曰：「晏子八篇，今亡。此书盖后人采婴行事为之。」（古今伪书考）
读晏子一恽敬晏子春秋，七略录之儒家，柳子厚以为墨子之徒为之，宜录之墨家，本朝四库全书录之史部，崇文总目曰：「晏子春秋八篇，今无其书，今书后人所采掇。」其言是也。如：梁丘据、高子、孔子皆讥晏子三心，路寝之葬，一以为逢于何，一以为盆成适，盖由采掇所就，故书中歧误复重多若此。而最陋者，孔子之齐，晏子讥其穷于宋、陈、蔡是也。鲁昭公二十九年，孔子之齐，至哀公三年孔子过宋，桓魋欲杀之，明年厄于陈、蔡绝粮，皆在定公十年晏子卒之后，今晏子乃于之齐时逆以讥孔子，岂理也哉？其为书浅隘不足观览，后之读书者未必为所惑，然古书奥衍远出晏子之上而悖于事理者，盖多有之，不可不慎也。（大云山房文稿二卷）
读晏子二吾州孙兵备星衍为编修时，常校刊晏子春秋，厘正次第，补缀遗失，于是书有功焉。而叙中有不可从者二，是不可不辩。春秋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书之于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齐有彗星」，杜注云「不书，鲁不见」；年表书之于齐，盖史记之慎也。左传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景公有「据与我和」之言，饮酒乐，景公有「古而无死」之言，史记齐世家、孔子世家及年表俱书「田」，书「入鲁境」，在书「彗星」前六年，此事之的然者。今兵备据晏子谓遄台之游与论禳彗星乃一时事，甚非也。其谓彗星实在昭公二十年，则益非。彗星地气所腾耳，非如经纬星有行度躔次可推，何以二千载之后，逆知为二十年之事，非二十六年之事邪？且谓二十六年因陈氏厚施之事追言灾祥，陈氏岂至是始厚施邪？古今之书众矣，当求可依据者而从之，其依据不可考，则视著书之人之德与学与其书之条理明白者而从之，今舍左丘明、司马迁，信后人采掇之晏子，吾不敢云是也。史记：「越石父贤，在累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吕氏春秋新序云：「齐人累之。」「累」「缧」古通，即「缧绁」也。晏子：「越石父反裘负薪息于涂侧，曰：「吾为人臣仆于中牟，见将归。」」古者惟罪人为臣仆，为臣仆之罪皆可赎，史记之言与晏子无异也，今兵备据晏子谓越石父未尝撄罪以非史记，吾亦不敢云是也。（同前）
书柳子厚辨晏子春秋后吴德旋晏子春秋非晏子所作，柳子之辨审矣，而其说犹有未尽。吾疑是书盖晚出，非太史公、刘向所见本，太史公、刘向所见之晏子春秋，不知何时亡失之，而六朝人好作伪者依放为之耳。凡先秦古书于义理或多驳悖，而词气奥劲，必非东汉以来文士所能拟作，如晋乘、楚梼杌、孔丛子诸书，皆断然可决其非出周秦间矣。柳子言为是书者墨之道，吾以为此特因晏子以节俭名当世，非假是不足以成书，故刺取墨子意衍其说，未必果为墨者为之也。（初月楼文钞卷一）
读晏子春秋管同阳湖孙督粮星衍甚好晏子春秋，为之音义，吾谓：汉人所言晏子春秋不传久矣，世所有者，后人伪为者耳。何以言之？太史公为管晏传赞曰：「其书世多有，故不论，论其轶事。」仲之传载仲言交鲍叔事独详悉，此仲之轶事，管子所无。以是推之，荐御者为大夫，脱越石父于缧绁，此亦婴之轶事，而晏子春秋所无也。假令当时书有是文，如今晏子，太史公安得称曰轶事哉？吾故知非其本也。唐柳宗元者知疑其书，而以为出于墨氏，墨氏之徒去晏子固不甚远，苟所为犹近古，其浅薄不当至是。是书自管、孟、荀、韩下逮韩婴、刘向书，皆见剽窃，其诋訾孔子事，本出墨子非儒篇，为书者见墨子有是意，婴之道必有与翟同者，故既采非儒篇入晏子，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是此书之附于墨氏，而非墨氏之徒为是书也。且刘向、歆、班彪、固父子，其识皆与太史公相上下，苟所见如今书多墨氏说，彼校书胡为入之儒家哉！然则孰为之？曰：其文浅薄过甚，其诸六朝后人为之者与（崇文总目称晏婴六篇已亡，今书出后人采掇，其言尤信）？（因寄轩文初集卷三）
读晏子黄以周昔在浙江书局重刊平津馆本晏子，于文字之异同，曾有校勘记矣。而晏子之为书，孙伯渊力褒章之，不复赘言。然外篇有不合经术，内篇亦多及身后之事，晏子一书，信非平仲手撰也。或说出于齐之春秋，或说其宾客褒集成之，斯言当有所据。班氏汉志从刘向说，列之儒家；晁氏郡斋读书志又从柳宗元论，入诸墨家。四库简明目录谓书中皆述晏婴遗事，实魏征谏录、李绛论事集之流，改隶传记，可以息群喙矣。近管异之又嗷嗷于是书，据史记管晏传，以荐御者脱越石父为轶事，今书有是文，遂断汉人所言晏子不传已久，世所有者其文浅薄，六朝后人为之。盖异之于刘向之叙录未之细读也。向之言曰：「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中书」者，所谓禁中之秘书也，言中者以别于外；「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所谓外书也。「凡中外书三十篇，除复重者二十二篇，定着八篇」，是中书十一篇，外书十四篇，皆有复重也。汉太史亦藏书，所藏晏子五篇，盖最初之本，其书无复重，又不及荐御者脱越石父诸事，太史公之所见者，太史书之五篇也，故作管晏传详叙二事，以补太史书之轶，而刘向校书遂附此事于五篇之末。然则世所行之晏子，即刘向校定之本，而刘向所校定之八篇，其文虽增，而前五篇之章节大判仍太史书最初之本也。管异之谓汉时晏子不传，固未核实，以其文为浅薄，亦可谓不知言。柳氏之论，前儒辟之已力，近无识之徒又翕然宗异之言，甚矣！文人难与道古，而世之溺于文者，又好耳食也。（儆李文钞卷一）
晏子考释梁启超汉志此书即司马迁、刘安所见本也。然殆非春秋时书，尤非晏子自作。柳宗元谓晏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盖近是。然其人非能知墨子者，且其依托年代似甚晚，或不在战国而在汉初也。今传之本，是否为迁、安所尝读者，盖未可知。然似是刘向所校正之本，非东汉后人窜乱附益也。（汉志艺文志诸子略考释）
晏子（日本）古贺侗庵孔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孟子载晏子谏景公之言数百言，其忠诚恳至之意可掬。其他见于左传诸书，谠言善行甚多，在于春秋贤者，实属巨擘。及读史记孔子世家，乃曰：「景公说孔子，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晏婴沮止之。」极其丑诋。朱子论语序说不载晏子之言，而犹载景公欲封孔子，晏婴沮之，景公惑之。予读此，不堪骇愕，及详究之，乃知太史公已误，而朱子取之，非也。而太史公之误，本于墨子，按墨子非儒篇曰：「孔丘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孔丘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劝众，絫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景公曰：「善。」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孔丘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归于鲁。有顷，闻齐将伐鲁，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晏子之言如此，其慢圣悖理，固不待辨，而其事实舛错尤可笑。夫鸱夷子皮，即范蠡也，范蠡既灭吴，去而之齐，号鸱夷子皮，事见史记。范蠡去越，上距孔子卒七年，而曰孔子树鸱夷子皮于田常，诬亦甚矣。（淮南子「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难」「谓杀简公」，说苑「田常与宰我争，宰我将杀之，鸱夷子皮告田常，遂残宰我」，其误同史记。）且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之说，所由始也。子贡之事，古人已有辨，今不复赘（见王安石、杨慎集）。按史记晏子之言与墨子所载大同小异，太史公之误，本于墨子者可见。孔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夫儒墨异道，墨氏构虚辞以诋排圣人，固无足怪，太史公遽信而载之于史，其不别朱紫甚矣。若夫墨子所以必引晏子者，孔子同时之贤，齿德俱尊者未有逾于晏子，非儒诋圣之言一旦出于己，恐人未肯便遵信，故且借晏子以自重，其用意亦险巧矣。墨子又载：「景公曰：「以孔丘语寡人者众矣，俱以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晏子对曰：「孔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景公曰：「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丘之与白公同也。」」孔丛子诘墨曰：「楚昭王之世，夫子应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陈、宋、齐、卫。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孙胜以为白公。是时，鲁哀公十五年也，一年然后作乱，在哀公十六年秋，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虽欲谤毁圣人，虚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宋叶大庆曰：「鲁定公十年，孔子相夹谷之会，史记于齐世家载夹谷之会云：「是岁晏婴卒。」然则白公之乱，婴死已二十二年矣。左传齐景公薨于鲁哀之五年，是时，景公亦死十年矣。是知孔子非特无是事，而景公、晏子亦无是问答。」以上二说，剖析痛快，尤可以见墨子所引晏子之言皆茫乎无根矣。或曰：「朱子云：「杨子之学出于老氏，墨子则晏子时已有其说也。」然则晏子与孔子不同道，其沮止之，或应有之。」予曰：不然。柳子厚以为晏子春秋出于墨子之徒，今按如问上篇云：「墨子闻之曰：「晏子知道，道在为人，而不为己。」」杂上篇云：「墨子闻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穷矣。」」作者之意了然，子厚之言得之。夫晏子既成于墨子之徒，则其与墨子之说吻合固耳，乃以是谓晏子时已有墨子之说，此亦朱子所谓尔雅是取传注以作，后人却以尔雅证传注之类耳。且墨子虽艰涩难读，要自古文口气，应出于墨子弟子之手，乃晏子则文气卑冗，绝无精彩，不但不出于晏子，并不出于墨子之弟子，盖后来主张墨家者为之也。
按：晏子沮孔子事，温公之徒尝疑之，但恨未能究论其源，予作此辨，积疑顿释，颇自快于心。又疑子西亦贤者也，史记云：「楚子欲封孔子，子西不可，乃止。」此亦恐出于传闻之误，恨无据以折其非也。按墨子所染篇以子西、易牙、竖刁并称，可谓不伦，此等言实谬说之所祖也。侗衽笔记（刘子卷十）
晏子春秋（日本）古贺侗庵晏子，春秋时人也。今读其书，往往蹈袭战国策书中所载。仲尼曰：「夫不出于尊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谓也，可谓折冲矣。」此敷演苏秦「折冲于尊俎之间」之语。又晏子对曰：「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此袭苏秦说宣王语，而文气殊逊。此皆伪撰之明证也。其他晏子饮公酒，曰：「乃卜其日，未卜其夜」，附会陈敬仲事；北郭骚以死明晏子无罪，附会孟尝君事；晏子为东阿宰一段，附会威王事；晏子谓孔子曰「大者不逾闲，小者出入可也」，窃用子夏言。又盆成括，孟子时人，只小有才而不闻大道，被杀，而此书盆成适「父之孝子，兄之顺弟」，又尝为孔子门人，且在景公时，尤可骇。其为依托，章章明矣。（刘子卷二十二）
四篇目考晏子春秋篇目考刘师培刘向晏子叙录言定着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汉志「儒家」亦列晏子八篇。而史记管晏列传正义引七略则云：「晏子春秋七篇。」盖误「八」为「七」，或「七略」为「七录」之讹。隋唐志皆七卷，盖合杂上、下二篇为一。史记管晏列传索隐云：「今其书有七十篇。」「十」为衍文（张文虎札记引钱泰吉说）。则七篇之本，唐所通行。然唐代亦有八卷本，意林卷一列晏子八卷是也。宋代所行，一为十二卷本，即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玉海、通考所载是，盖就七篇之本，各析为二，惟两外篇未析，孙氏星衍谓「二」当作「四」，非也。一为七卷之本，即通志艺文略所载是。崇文总目谓八篇今亡，书录解题谓卷数不同，未知果本书否，玉海亦以卷多为疑。盖八篇之本，宋代已亡，元本八卷，四库本亦八卷，拜经楼藏书题跋记谓后人并合以符汉志之数，其说近是。明刻均七卷，盖亦后人并合，以符隋唐志之数也。惟元本及明沈启南本均二百十五章，与叙录符，则篇目并合，各代虽殊，其残佚之文则鲜。顾犹有疑者，史记管晏列传列越石父及御者二事，赞言：「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则越石父及御者二事均不载本书，今二事列于杂篇上，故管同援以疑本书。今考以上二节，虽为选注诸书所引，然实非本书之旧，王念孙杂志据治要于问篇上景公问欲善齐政章析之为二，其说是也。又考杂篇下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章「景公谓晏子曰」下，黄之采本别为章，盖所沿亦故本。故校斯书者当删越石父、御者二章，析问善齐政章、致千金章为二，庶较元本为长。若谓元本即向本，则叙录有章数无章名，且无每篇若干章之文，崇文总目又言八篇今亡，则元本各章目亦系校者所分，不以删易为嫌也。（左厂集一）
五校刻晏子春秋序跋晏子春秋总评杨慎杨升庵曰：「六韬述兵法，多奇计，申子核名实，韩子攻事情，管子多谋略，晏子危言行善顺施之后主，正中其病，其药要在对病而已。吾就晏子而观其显名当世，诚不可及，而孔明偏疾之，亦不识时务矣。」
又曰：「晏子春秋谭端说锋，与策士辨者相似，然不可谓非正也。孔子论五谏曰：「吾从其讽。」观其说苑及晏子春秋口载以讽而从，不可胜数。苏洵作谏论，欲以管、晏之术而行逄、干之心，是或一道也。故当时讽谏之妙，惟晏子得之，司马上林之旨，惟杨子校猎得之，并垂不朽。」
又曰：「易曰：「谦、亨，君子有终。」晏子显名天下，而意念常有以自下，太史公称之，盖其谦而有终也。若夫王莽之下白屋，则又谦之贼矣。」又曰：「郑肃不入牛、李之党，晏婴不入崔杼之党。易曰：「马匹亡。」二子有焉。」
又曰：「淮南浮伪而多恢，太玄多虚而可效，法言错杂而无主，新书繁文而鲜用，独晏子春秋一时新声，而功同补，名曰春秋，不虚也。」
绵眇阁本题辞余有丁等余有丁曰：「按汉书艺文志八篇，即刘大夫所校定也。今刻本分谏、问上下六篇，重而驳者二篇，每章复括大义为标目，甚有次第，其为刘氏书晰矣。自汉及隋、唐皆列于儒家，惟柳柳州谓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着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当列之墨家。又其书时称墨子，孔丛子诘墨后二章称墨子者具载此书，则柳州似不为无据者。第篇中惓惓忠爱，可为人臣事君尽言者法程，间有淆杂，或后人附益之，不得直概之墨也。丁丑夏日」。
李茹更曰：「晏子八篇，即孔子三朝记之类，殆后人录其言论讽议成书，书号「春秋」，亦同「记年」之意。其文多平实，少奇崛，少波澜，疑当时记者手笔稍不逮故耶？然其书亦多传古意，不可废也。余文敏取内篇分为上下卷，外篇重而异出者附注各章之下，不合经术者附于篇末，不为无见，今仍宋本刻之，明旧式也，不妨两存。」
晏子删评题辞王僎景公仅一国之雄，晏子非王佐之器，而谏行言听，具都俞喜起之风，此何也？盖言之一术，往往正言恒迕而谈言恒中，庄言寡合而巽言多收，靡听者能受而投之者之巧也。以故平仲一生，事君惟是，交邻接物惟是，虽圣门游、赐亦弗过已。予尝读其书，窃谓策名委质者，畴不欲致君尧、舜，能操是法而进之，则蔑不入矣。虽然，翠翎兔颖，通体未纯，排沙捡金，不如触目见宝，每憾不得?君山手使湘水平铺倘佯容与也。不意余友会稽马巽倩栉比严，惟尽美者存，稍冗者去，想平仲精神面目尽在阿堵中矣。予故亟请梓之，以公同好，如谓多多益善者，此不善读晏子者也。
凌刻本题识凌澄初博雅自六经外，侈谈子史，子首老、庄、管、晏、申、韩六家之指，同出于道，各有本领。老氏以清净无为为主，而漆园之要本归之；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而晏子之节俭力行继之。一以道，一以术，其比辅一也。吾族道德、南华点校俱得善本，管子亦得朱太复、赵定宇两先生评，行于世，独晏子春秋尚自缺然。先君以栋甫端心邺架，既汇史、汉两评林，五车韵瑞诸书，而于晏子春秋复手加丹铅，实有会心。不肖童习之，诚不忍秘，随付剞劂，以公先人之志，全四书之美，使高明者读管氏因不没晏子云。
平津馆刻本序孙星衍晏子八篇见艺文志，后人以篇为卷，又合杂上、下二篇为一，则为七卷，见七略（史记正义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及隋唐志。宋时析为十四卷（玉海「四」作「二」，疑误），见崇文总目，实是刘向校本，非伪书也。其书与周、秦、汉人所述不同者：问下景公问晏子转附朝舞，管子作「桓公问管子」；昭公问莫三人而迷，韩非作「哀公」；谏上景公游于麦丘，韩诗外传、新序俱作「桓公」；问上景公问晏子治国何患，患社鼠，韩非、说苑俱作「桓公问管仲」；问下柏常骞去周之齐见晏子，家语作「问于孔子」。此如春秋三传，传闻异辞，若是伪书，必采录诸家，何得有异。唐宋已来，传注家多引晏子。问上云「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艺文类聚作「出则卖重寒热，入则矫谒奴利」，一作「出则卖寒热，入则比周」；杂下「繁组驰之」，文选注作「击驿而驰」，韩非作「烦且」；谏下「接一抟猏，而再搏乳虎」，后汉书注作「持楯而再搏猛虎」；问上「仲尼居处惰倦」，意林作「居陋巷」；谏上「天之降殃，固于富强，为善不用，出政不行」，太平御览作「当强为善」（此误「富」字为「当」，又谀读其句）。此皆唐宋人传写之误，若是伪书，必采录传注，何得有异。且晏子文与经史不同者数事：诗：「载骖载驷，君子所届」，笺训「届」为「极」，谏上则作「诫」，以箴驾八非制，则当以诫慎之义为长。谏上景公游于公阜，言「古而无死」，及「据与我和」，日暮四面望睹彗星，云「夫子一日而三责我」，杂下又云「昔者吾与夫子游于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听寡人」，是为一时之事，左传则以「古而无死」「据与我和」之言在鲁昭二十年，其「齐有彗星」降在鲁昭二十六年者，盖缘陈氏有施之事，追?灾祥及之耳。此事本不见春秋经，然则彗星见实在昭二十年、齐景之二十六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误在鲁昭二十六年，齐景之三十二年，非也。问下越石父反裘负薪息于涂侧，曰：「吾为人臣仆于中牟，见使将归」，吕氏春秋及新序则云「齐人累之」，亦言以负累作仆，实非撄罪，史记则误云「越石父在缧绁中」，又非也。他若引诗「武王岂不仕」，「仕」作「事」，引左传「?利生孽」，「?」作「怨」，「国之诸市」作「国都之市」，皆足证发经义，是以服虔、郑康成、郭璞注书多引之。书中与管、列、墨、荀、孟、韩非、吕览、淮南、孔丛、盐铁论、韩诗外传、说苑、新序、列女传、风俗通诸书文辞互异，足资参订者甚多。晏子文最古质，玉海引崇文总目十四卷，或以为后人采婴行事为书，故卷帙颇多于前志，盖妄言矣。晏子名「春秋」，见于史迁、孔丛子、顺说及风俗通，疑其文出于齐之春秋，即墨子明鬼篇所引，婴死，其宾客哀之，集其行事成书，虽无年月，尚仍旧名，虞卿、陆贾等袭之，书成在战国之世，凡称子书，多非自着，无足怪者。儒书莫先于晏子，今荀子有杨倞注，孟子有赵岐注，唯晏子古无注本，刘向分内、外篇，乱其次弟，意尚嫌之，世俗所传本，则皆明人所刊，或以外篇为细字附着内篇各章，或删去诋毁仲尼及问枣诸章，讹谬甚矣。惟万历乙酉沈启南校梓本尚为完善，自初学记、文选注、艺文类聚、后汉书注、太平御览诸书所引皆具于篇，末章所缺，又适据太平御览补足，即得诸本是正文字，恐或疑其臆见，又为音义于后，明有依据。定为八篇，以从汉志，为七卷，以从七略，虽不能复旧观，以为胜俗本远矣。善乎刘向之言：「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是以前代入之儒家。柳宗元文人无学，谓墨氏之徒为之，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承其误，可谓无识。晏子尚俭，礼所谓国奢则示之以俭，其居晏桓子之丧，尽礼亦与墨异。孔丛云：「察传记晏子之所行，未有以异于儒焉。」儒之道甚大，孔子言「儒行有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故公伯寮訴子路而同列圣门；晏子尼溪之阻，何害为儒？且古人书，外篇半由依托，又刘向所谓疑后世辨士所为者，恶得以此病晏子！乾隆五十三年岁在戊申十月晦日书
全椒吴氏刻本叙吴鼒嘉庆甲戌九月十日，鼒犬马之辰，春秋六十矣，将避人游焦山，妻兄孙渊如先生遣人以采锦一端影写元刻晏子春秋八卷为寿，且曰：「此书传世尚无善本，足下能刻之，可以嘉惠来者。」先生曾为故尚书吴门毕秋帆前辈校刊是书，今其言如此，足见君子虚心乐善，故能与人为善也。明年，余与元和顾君千里，同有文字之役在扬州，因请顾君督梓之，一切仍其旧文；又明年，书成，略叙缘起。此书卢抱经前辈旧有定证，及渊如音义分见两家著录，又顾君新得具其所撰后叙，予不敢掠美以滋赘文。余中年早衰，春梦久觉，思汇刻古书以消月日，稍胜于铃痴符而已。校勘之良，多得之执友，不足自寿，姑于是书发其凡云。丙子斗指乙，全椒吴鼒叙。
重刻晏子春秋后序顾广圻尝谓古书无唐以前人注者易多脱误，晏子春秋其一也。乾隆戊申，孙伯渊观察始校定之，为撰音义，发凡起例，纲举目张矣。嗣是卢抱经先生群书拾补中晏子即据其本，引申触类，颇复增益，最后见所谓元人刻本者，补二百十五章之目，而观察亦得从元刻影钞一部，手自覆勘，嘉庆甲戌九月，以赠吴山尊学士，于是学士属广圻重刻于扬州。别录前有都凡，每篇有章次题目，外篇每章有定着之故，悉复刘向之旧，洵为是书传一善本已。广圻雠字之余，寻绎文句，闲有一得知。问上篇第十二章，当云：「故臣闻义（句），谋之法也（句），民（句），事之本也。」下文当云：「及其衰也，建谋反义（四字句），兴事伤民。」问下篇第十五章，当云：「晋平公飨之文室（句），既事（句），请以燕。」第十九章，当云：「其事君也尽礼道忠（句），不为苟禄，不用则去，而不议其交友也，谕义道行（句），不为苟戚，不则同疏而不诽。」今本皆脱误不可读，此类相承虽久，尚有可以为之推求审正者。其音义、拾补方行于世，既所共睹，不事赘述，倘取以参稽互证，尊旧闻而资新悟，将见读晏子者之自此无难矣。元和顾广圻谨后序。
读晏子春秋杂志序王念孙晏子春秋旧无注释，故多脱误，乾隆戊申，孙氏渊如始校正之，为撰音义，多所是正，然尚未该备，且多误改者。卢氏抱经群书拾补据其本复加校正，较孙氏为优矣，而尚未能尽善。嘉庆甲戌，渊如复得元刻影钞本，以赠吴氏山尊，山尊属顾氏涧●校而刻之，其每卷首皆有总目，又各标于本篇之上，悉复刘子政之旧，诚善本也。涧●以此书赠予，时予年八十矣，以得观为幸，因复合诸本，及群书治要诸书所引，详为校正，其元本未误，而各本皆误，及卢孙二家已加订正者，皆世有其书，不复罗列；唯旧校所未及，及所校尚有未确者，复加考正。其谏下篇有一篇之后脱至九十余字者，问上篇有并两篇为一篇而删其原文者；其他脱误及后人妄改者尚多，皆一一详辩之，以俟后之君子。道光十一年三月九日，高邮王念孙叙，时年八十有八。
指海本晏子春秋跋钱熙祚晏子春秋俗刻以第八篇合于第七，又脱去十二章，惟沈启南本刻于万历乙酉者，尚为完善。近孙氏（星衍）即依沈本校刊，定为二百一十五章，与刘向序适合，而后附音义二卷，所列正文，与本书或不相应。卢氏（文弨）群书拾补、王氏（念孙）读书杂志皆就孙本重加校勘，补脱正误，咸有据依，然不载全文，颇不便于观览。今以三家之说合而参之，间下己意以补未备，虽仍有脱误，不可读处亦已仅矣。孙氏知古音之合而不知其分，所论多未中?；王氏书又多旁引曲证，以畅其说。今概从节省，惟书中假借通用之字，间为注释，以袪学者之疑。俗刻删去各章标题，卢氏据元刻本补入，然群书治要所引篇名多不合于今本，杂下第十五、第廿二两章并后人以左传文窜易，而元刻已与今同。问上第六章合两章为一，杂下第十五章首三句误置于问上第二章之末，其分合亦多未当。疑元刻章数虽与序合，未必即刘向所校之旧。且据原序「中外书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六百三十八章」，则当云「定着二百章」，若定着二百一十五章，则当云「除复重六百二十三章」，参差若此，亦必后人改窜，非刘向原文。第俗刻相沿，脱误尤甚，惟此可与沈本互证，姑存以备考焉。汉志晏子八篇，七略七篇盖合外篇上下为一，治要所引止有谏上下、问上下、杂上下六篇，而外篇六章亦与其列，可见以外篇附内篇，唐时已有此本，不始于明。崇文总目作十二卷，即此六篇之文各析为二，而孙氏谓「二」为「四」字之误，亦考之未尽矣。四库本八篇，篇各为卷。今依孙氏为八篇，以从汉志；为七卷，以从七略云。壬寅首夏，钱熙祚锡之甫识。
晏子春秋重校本序黄以周晏子春秋以阳湖孙刻、全椒吴刻为最善，孙氏据明沈启南、吴怀保两本，又合韩诗外传、说苑、新序、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诸书，推求审定。吴氏一依元刻，旧文无所改窜，近时称为元刻本者，即此。孙、吴两刻各有短长，卢抱经据吴勉学、李从先本互相推勘，群书拾补所录是也。后又参合各书，复校孙刻，凡拾补所详者用朱旁点正文，不复箸录；其所箸录者，核之拾补，亦闲有出入。今据吴、卢诸本，参校孙刻，又以凌澄初本、梁处素、孙颐谷二校本佐之，又以王怀袓读书杂志、洪筠轩读书丛录、俞荫甫诸子平议辅之，其文字之异同，有见孙氏音义者略之，而校雠之余，闲有一得，亦并附之。时在书局，校●是书，限以时月，??付梓，疏陋之讥，自知不免。嗣后主讲南菁，钮惕生永昭更为详校，今采其说之精核者以补前校之未备，而他书所引文义有短于本书者不复箸录，此与钮校体例有异也。
（儆季文钞卷二）
晏子春秋序苏舆晏子春秋之名，肇见于太史公，第不详篇数，索隐以为婴所箸书名，今有七十篇。汉隋志载晏子八篇，七略谓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而陈氏、晁氏书目又皆作十二卷，盖诸所见本不同如是。今流传本篇数合于汉志，而真膺固不能无疑。崇文总目谓晏子六篇已亡，今书出后人采掇，唐柳子厚疑其为墨子之徒为之，言其恉同于墨。然观史公传赞云：「其书世多有，故不论，论其轶事。」夫必自其书之所无者而后谓之轶，而史公所载赎石父、荐御者二事，今书皆有，近世管氏异之已辨正之，则史公所见，决非今之传本，是书之作，虽不能定为何人，其在史公后可知，去墨子之世已远，柳说诚不足据。钦定四库全书列之传记部，以为是书所记，乃唐人魏征谏录、李绛论事集之流，允为定论已。余因叹古人志事之显晦亦有幸不幸，魏、李时代稍近，其勋泽在天下，世传之也详，则尊之也弥至。齐国僻处东海，晏子又在春秋之世，书经秦火，往迹半湮，故其勋业少隐，犹赖是书之存，千载下得睹其梗概，而知所处之难有百倍魏、李者，斯不幸中之幸也。夫景公，庸主耳，梁丘贡媚于内，陈氏弄权于外，君志营惑，民无固心，齐之亡几不待简、平之世，晏子内安社稷，外靖邻邦，观当日所以辅弼其君者至一日而三责之，其苦衷盖可想见。以彼居海隅偏霸之国，尽心朝廷，虽中主危邦，犹堪枝柱，况于遇明君，际全盛之运，假手以宏其功业者乎！公孙丑之对孟子也，曰：「晏子以其君显。」使景公悉听其言，其功效固不止于显；如所处非春秋之世，将与魏、李比烈，亦何至以霸佐为孟子所少哉！是书古无注本，阳湖孙氏作为音义一书，意在复汉志、七略之旧，至以是书为先于左传，亦其蔽也。厥后大师宿儒，多所阐发，近浙局又仿刻孙本，别有校勘。顷从长沙王祭酒师游，受读之下，因采诸说附之正文，取便浏览，间参管见，自维学识浅陋，奚足以窥古人之深，师以为可教也，亟取付梓，固辞不获，愧汗交集。承命作叙，敬志吾师乐育之殷怀，辄推论是书源委，而于古贤身世之闲，亦为发其隐微而明其忠荩，犹是史公执鞭欣慕之意云。光绪十八年，岁次壬辰，春二月，平江苏舆谨序。
校吴刻本题识叶昌炽晏子春秋是刻之外，尚有阳湖孙氏本，并称精善。是刻出全椒吴氏，顾涧●叙云：「孙伯渊观察从元刻影钞一部，手自覆勘，以赠山尊学士，学士属广圻重刻于扬州。」其影写之原本，今存罟里?瞿氏，余曾见之，缉褫补正，并出涧翁之手。又有明绵眇阁本，亦出自元刻，行款悉同，今又从芾卿处假得元刻本，即孙观察所见者，因统校一过。元刻误处，是本皆已改正，益信涧翁之善，然亦有未当者。如第四卷「苟得不知所亚」，「亚」古「恶」字，今竟改作「恶」，误矣。今元本异者并注于旁，择其佳处加○别之，至于点画之差，则不悉着焉。丙子五月鞠常校毕记。元刻本有不知谁何以黄笔校过，颇有一二精当处，为顾氏所未及，今亦以黄笔临之。颂鲁又识。
晏子春秋斠补序刘师培晏子春秋，元本已多讹脱，孙刻略依沈启南本，又较元本为逊。以今考之，有佚文，有错简，兼有脱之字，而卢、王、俞、黄诸家或未及审正，因以孙、徐（疑误）二刻为主，旁及唐、宋类书所引，兼及明刊各本，凡诸子之文与互同者亦互相勘正，疑义奥词，间加发正，成晏子春秋斠补。惟第二篇「谓于民」与「节于身」对言，以第三篇「民有加利」及「厚民饶下」证之，「谓」疑「●」误。第四篇「君飨寡君」谊不可通，疑「飨」为「贶」「庆」诸字假音，亦并存其说，以俟折衷，其所不知，则从缺如之例云。
晏子春秋校注叙张纯一周季百家之书，有自著者，有非自著者。晏子书非晏子自作也，盖晏子殁后传其学者采缀晏子之言行而为之也。计孔子之称九（见谏上二十章，谏下五章、廿一章，问上三十章，问下廿九章，杂上十六章、廿一章、三十章，外上廿七章），其最恉曰：「虽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诸侯」；曰：「不出尊俎之间，折冲千里之外」；曰：「救民之生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吾今乃知晏子时知晏子者，孔子一人而已。墨子之称二（见问上五章，杂上五章），其最恉曰：「为人者重，自为者轻。」吾今乃知晏子后知晏子者，墨子一人而已。综核晏子之行，合儒者十三四，合墨者十六七，如曰：「先民而后身，薄身而厚民。」是其俭也，勤也，兼爱也，固晏子之主恉也。夫儒非不尚俭，未若墨以俭为极；儒非不尚勤，未若墨勤生之亟；儒非不兼爱，未若墨兼爱之力：此儒墨之辩也。然儒家囊括万理，允执厥中，与墨异趣也。晏子儒而墨，如止庄公伐晋，止景公伐鲁伐宋，是谓非攻；曰「男不群乐以妨事，女不群乐以妨功」，是谓非乐；曰「不遁于哀，恐其崇死以害生」，是谓节葬；曰「粒食之民，一意同欲」，是谓尚同；曰「称事之大小，权利之轻重」，是谓大取；曰「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是谓尚贤；曰「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行之难者在内」，是谓修身：皆其墨行之彰彰者。又必垦辟田畴而足蚕桑豢牧，使老弱有养，鳏寡有室，其为人也多矣，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所谓事必因于民者矣。政尚相利，教尚相爱，罔非兼以正别，况乎博闻强记，捷给善辩，前有尹佚，后有墨翟，其揆一也。刘略、班志列之儒家，柳子厚以为不详，谓宜列之墨家，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承之，是已。法言云：「墨、晏俭而废礼。」张湛云：「晏婴，墨者也。」均可证晏子生为贵冑，而务刻上饶下，重民为治，进贤退不肖，不染世禄之习，故能以其君显，纯臣也。其学盖原于墨、儒，兼通名、法、农、道，尼父兄事之，史迁愿为之执鞭，有以夫。吾服膺晏子书久矣，窃叹其忘己济物，不矜不伐，骎骎有大禹之风，覃思积年，录为校注八卷，俾有志斯学者研寻云尔。庚午六月，汉阳张纯一叙。
墨、晏尚俭，俭在心，不在物，所以不感于外也；尚勤常行而不休，所谓道在为人也；本俭无为而勤无不为，是之谓能尽其性以尽人物之性。吕氏春秋知度篇云：「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旨哉言乎，墨、晏有焉。纯一又记。
晏子春秋新证序于省吾晏子春秋旧本无解，自平江苏氏为之校注，征引清儒说，解已略具，惟清儒所称元刻本，即明刊活字本也。刘师培晏子春秋补释考证颇详，苏氏未及采入。晏子书多古义古字，如「死」之读「尸」，「辟」之训「辅」，「十一月」之作「冰月」，「疆」之作「强」，「莱」之作「斄」，「对」之作「敓」，「闻」之作「惛」，「绥」之作「妥」，「治」之作「司」，「礼仪」之作「丰义」，「如」之作「女」，「龙」之作「●」，「厥」之作「久」，「依」之作「韦」，「翼」之作「翌」，「期」之作「其」，具详篇中。惟自揆学识谫陋，庸能宣其疑滞，究其奥窔乎！世有通学，当能匡其不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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