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评传 手足情深:巴金的兩個哥哥   》 關於《激流》(2)      汪緻正 Wang Zhi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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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三十年代就常說我不是藝術傢,最近又幾次聲明自己不是文學家。有人懷疑我“假意地謙虛”。我卻始終認為我在講真話。《激流》在《時報》上刊出的第一天,報紙上刊登大字標題稱我為“新文壇巨子”,這明明是吹牛。我當時衹出版了兩本中篇小說,發表過十幾個短篇。文學是什麽,我也講不出來,究竟有沒有進入文壇,自己也說不清楚,哪裏來的“巨子”?我一方面有反感,另一方面又感到慚愧,雖說是吹牛,他們卻也是替我吹牛啊!而且我寫《激流·總序》和第一章的時候,我就衹有那麽一點點墨水。在成都十幾年,在上海和南京幾年,在法國不到兩年,從來沒有人教過我文學技巧,我也不曾學過現代語法。但是我認真地生活了這許多年。我忍受,我掙紮,我反抗,我想改變生活,改變命運,我想幫助別人,我在生活中傾註了自己的全部感情,我積纍了那麽多的愛憎。我答應報館的約稿要求,也衹是為了改變命運,幫助別人,為了輓救大哥,實踐我的諾言。我衹有一個主題,沒有計劃,也沒有故事情節,但是送出第一批原稿時我很有勇氣,也充滿信心。我知道通過那些人物,我在生活,我在戰鬥。戰鬥的對象就是高老太爺和他所代表的制度,以及那些憑藉這個制度作惡的人,對他們我太熟悉了,我的仇恨太深了。我一定要把我的思想感情寫進去,把我自己寫進去。不是寫我已經做過的事,是寫我可能做的事;不是替自己吹噓,是描寫一個幼稚而大膽或者有點狂妄的青年的形象。挖得更深一些,我在自己身上也發現我大哥的毛病,我寫覺新不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撻我自己。我熟悉我反映的那種生活,也熟悉我描寫的那些人。正因為像覺新那樣的人太多了,高老太爺才能夠橫行無阻。我除了寫高老太爺和覺慧外,還應當在覺新身上花費更多的筆墨。
  倘使語文老師、大學教授或者文學評論傢知道我怎樣寫《激流》,他們一定會認為我在“鬍說”,因為說實話,我每隔幾天奮筆寫作的時候,我衹知道我過去寫了多少、寫了些什麽,卻沒有打算以後要寫些什麽。腦子裏衹有成堆的生活積纍和感情積纍。人們說什麽現實主義,什麽浪漫主義,我一點也想不到,我想到的衹是按時交稿。我拿起筆從來不苦思冥想,我照例寫得快,說我“粗製濫造”也可以,反正有作品在。我的創作方法衹有一樣:讓人物自己生活,作者也通過人物生活。有時,我想到了寫一件事,但是寫到那裏,人物不同意,“他”或者“她”做了另外的事情。我的多數作品都是這樣寫出來的。我控製不住自己的感情,也不想控製它們。我以本來面目同讀者見面,絶不化妝。我是在嚮讀者交心,我並不想進入文壇。
  我在前面說過,我剛寫完第六章,就接到成都老傢發來的電報,通知我大哥自殺。第六章的小標題是《做大哥的人》。這不是巧合,我寫的正是大哥的事情,並且差不多全是真事。我當時懷着二十幾年的愛和恨嚮舊社會提出控訴,我指出:這裏是血,那裏是屍首,這裏是屠刀。寫作的時候,我覺得有不少的冤魂在我的筆下哭訴、哀號。我感到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我說我要替一代人伸冤。我要使大哥那樣的人看見自己已經走到深淵的邊緣,身上的瘡開始潰爛;萬不想大哥連小說一個字也沒有能讀到。讀完電報我懷疑是在做夢,我又像發癡一樣過了一兩個鐘頭。我不想吃晚飯,也不想講話。我一個人到北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燈火輝煌的人行道上走來走去。住在閘北的三年中間,我吃過晚飯經常穿過橫浜橋去北四川路散步。在中篇小說《新生》裏我就描述過在這條所謂“神秘之街”上的見聞。
  我的努力剛開始就失敗了。又多了一個犧牲者!我痛苦,我憤怒,我不肯認輸。在亮光刺眼、噪音震耳、五顔六色的滾滾人流中,我的眼前不斷出現我祖父和大哥的形象,祖父是在他身體健康、大發雷霆的時候,大哥是在他含着眼淚嚮我訴苦的時候。死了的人我不能使他復活,但是對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可以進行無情的打擊。我一定要用全力打擊它!我記起了法國革命者喬治·丹東的名言:“大膽,大膽,永遠大膽!”大哥叫我不要“怕”。他已經去世,我更沒有顧慮了。回到寶光裏的傢,我拿起筆寫小說的第七章《舊事重提》,我開始在挖我們老傢的墳墓。空閑的時候我常常翻看大哥寫給我和三哥的一部分舊信。我在《傢》以及後來的《春》和《秋》中都使用於不少舊信裏提供的材料。同時我還在寫其他的小說,例如中篇《霧》和《新生》,大約隔一星期寫一次《傢》。寫的時候我沒有遇到任何的睏難。我的確感覺到生活的激流嚮前奔騰,它推着人物行動。高老太爺、覺新、覺慧、這三個主要角色我太熟悉了,他們要照自己的想法生活、鬥爭,或者作威作福,或者忍氣吞聲,或者享樂,或者受苦,或者勝利,或者失敗,或者死亡……他們要走自己的路,我卻堅持進行我的鬥爭。我的最大的敵人就是封建制度和它的代表人物。我寫作時始終牢牢記住我的敵人。我在十年中間(一九三一到一九四○)寫完《激流三部麯》。下筆的時候我常常動感情,有時丟下筆在屋子裏走來走去,有時大聲念出自己剛寫完的文句,有時嘆息呻吟、流眼淚,有時憤怒,有時痛苦。《春》是在狄思威路(溧陽路)一個弄堂的亭子間裏開了頭,後來在拉都路(襄陽路)敦和裏二十一號三樓續寫了一部分,最後在霞飛路霞飛坊五十九號三樓完成,那是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年的事。《秋》不曾在任何刊物上發表過,它是我一口氣寫出來的。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到第二年上半年,我躲在上海“孤島”(日本軍隊包圍中的租界)上,主要是為了寫《秋》。人們說,一切為了抗戰。我想得更多,抗戰以後怎樣?抗戰中要反封建,抗戰以後也要反封建。這些年高老太爺的鬼魂就常常在我四周徘徊,我寫《秋》的時候,感覺到我在跟那個腐爛的制度作拼死的鬥爭。在《傢》裏我的矛頭針對着高老太爺和馮樂山;在《春》裏我的矛頭針對着馮樂山和周伯濤;在《秋》裏我的矛頭針對着周伯濤和高剋明。對周伯濤,我懷着強烈的憎恨。他不是真實的人,但是我看見不少像他那樣的父親,他的手裏緊緊捏着下一代人的命運,他憑個人的好惡把自己的兒女隨意送到屠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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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人民文學出版社
簡介《巴金的兩個哥哥》彌補巴金遺憾緻巴金的信 一緻巴金的信 二
緻巴金的信 三緻巴金的信 四呈獻給一個人(1)呈獻給一個人(2)
喚醒被遺忘的青春做大哥的人(1)做大哥的人(2)做大哥的人(3)
做大哥的人(4)談《傢》談《春》談《秋》(1)
談《秋》(2)談《秋》(3)談《秋》(4)談《秋》(5)
關於《激流》(1)關於《激流》(2)關於《激流》(3)我記憶中的大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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