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 王汝梅解读《金瓶梅》   》 潘金莲、李瓶儿人格心理试析(3)      王汝梅 Wang Rumei

　　在张竹坡看来：作孽，对潘金莲来说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没有看到潘金莲作孽时，已是神经症患者），但对“痴人”李瓶儿则不然，此孽将影响她的后半生，所以他满怀同情的口吻说出本段开头那段话。我说李瓶儿有“道德性焦虑”，就是指她对自己所做的恶事──气死花子虚——在道德上不自知地进行自我谴责。李瓶儿“痴爱”西门庆，在这点上我同意孙述宇先生的观点。我认为，在明代社会中出现西门庆（尽管书中称宋代，实际写的明代）这样的能人，不仅应在历史学、经济学等领域受到重视，在人性发展史上也应该浓浓地抹上一笔。“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纳于：职业、社会和性这三个主要问题之下。”（阿德勒《自卑与超越》）西门庆的职业虽然是理刑副千户，但就上提之“职业”的真正含义而言，西门庆是个商人，他不仅能从商品交换中牟利，甚至能从婚姻中赚钱，作为商人西门庆是成功的。西门庆的社交能力更不用说，他能从一介白衣升为理刑副千户，谁不佩服（尽管手段不正大），就性的问题来说，我们当然不希望能从西门庆身上看到什么浪漫情调，他同女人的关系只能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西门庆是成功的。从以上的分析看，不论哪方面，西门庆都是当时社会中出类拔萃的（不一定是好的，但他却是代表先进的）。李瓶儿在社会地位上，比西门庆要高一些，而且也不缺钱花，她缺少的是精神寄托和生理的满足。而西门庆所表现出的极强的生命力，不仅使她在精神上，而且在肉体上得到满足。所以她对西门庆说：“你就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为了嫁给西门庆，李瓶儿气死花子虚。但不论她的动机多么合理（爱西门庆，恨花子虚）多么没奈何（那个社会只有夫休妇，没有妇休夫的道理），事情的结果却是做了“孽”，而且此孽深植李瓶儿的潜意识，一旦受到外在条件的激活，它便会表现出来。花子虚死后，李瓶儿催西门庆早些把她娶过去，“‘休要嫌奴丑陋，奴情愿与官人铺床叠被，与众位娘子做个姐妹，奴自己甘心，不知官人心下如何？’说着满眼落泪。”“‘随问把我做第几个也罢，亲奴舍不得你。’说着，眼泪纷纷的落将下来。”“‘奴情愿伏侍你，铺床叠被’说着泪如雨下。”每次李瓶儿谈到要嫁过去时都哭一番，为什么呢？张竹坡说：“人谓写瓶儿热，不知写瓶儿心悔也。”“乃深悔从前货落人手。”我认为，李瓶儿幡然有悔，但不是为“货落人手”而悔，乃是为作“孽”而悔。气死花子虚这一恶事，在李瓶儿正常的心理活动中形成孽障（业障），即焦虑。她无法通过这一关，也无法使这种道德上的自责消匿。一个人在干某件事时，由于受着某种冲动的支配，往往看不到这件事的后果，所以我们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我干了什么？！”李瓶儿受其情爱和怨恨的左右，借机大骂花子虚，也许她并未想到气死他的结果会怎么样。但当西门庆迟迟不娶她时，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心理上有些不安和忧虑。经过与蒋竹山两个月的生活之后，其不安和忧虑更重，甚至有些恐惧感，在西门庆向她举起鞭子那一刻，这种感觉越加清晰，“我那世里晦气，今日大睁眼又撞入火坑里来了”。不安和忧虑一变而为自怨自责，甚至自恨。李瓶儿的“痴爱”无法抵消她潜意识中的罪恶感，即“孽根”。她常常梦见花子虚要去告她，要惩罚她，弗洛伊德认为，道德性焦虑最后会扩展到对死亡的害怕及对死后惩罚的预见。李瓶儿“梦见花子虚从前门外来，身穿白衣，恰似活时一般。见了瓶儿厉声骂道：‘泼贼淫妇，你如何抵盗我财物与西门庆！如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儿一手儿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饶恕我则个。’”李瓶儿总觉得欠花子虚什么（她怕他讨还），是财？还是命？她潜意识中的焦虑终于在梦中暴露出来，她有些后悔，“孽机发，动悔念矣”。（张竹坡语）她渴望宽恕她甚至想通过自己的牺牲（抛却西门庆）跟花子虚去，以偿还她的孽债，摆脱焦虑，“花子虚抱着官儿叫他，新寻了房儿同去居住”。此梦两人没有吵闹，在李瓶儿潜意识中，这样做或许能缓和冲突──内心的冲突，“超我”与“本我”的冲突。但她还是眷恋着西门庆，不忍遽去，所以，以后的梦中，冲突便越来越激烈，直到她死。潜意识中的自责自怨，在行为上甚至有着“心理症自恨”的特征，即“自苦”“拖延”。潘金莲为与李瓶儿争宠，千方百计地惊吓官哥。李瓶儿虽然心中明白，但她仍然束手无策，只是“两手握着孩子耳朵，腮边堕泪，敢怒不敢言”。也许她把实情说与西门庆，事情能好些，但她还是“昼夜抱孩子，眼泪不干地只是哭”。别人给她拿主意，她倒说：“随他罢了，‘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在这堂皇的理由背面，实际上隐藏着“自苦”的动机，她“暗气暗恼”的理由只有一个，既不是她没有与潘金莲竞争的实力（她有钱，有儿子，还有西门庆的宠爱），也不是她天性懦弱（她敢骂花子虚，骂花子虚赶走蒋竹山），而是潜意识中的自我道德谴责，她的“拖延”，即对潘金莲进攻的容让：潘金莲举惊官哥，她忍了；潘金莲打秋菊惊官哥儿，她忍了；潘金莲打狗惊官哥儿，她忍了；直到雪狮子一扑，吓死官哥儿，她也忍了。为什么呢？荷妮说：“拖延者知道自己所拖延的事，通常是愈积愈多的，而使自己将极多的痛苦加诸于自己身上”，“这是使自己蒙受到痛苦的一种报复性满足”（《自我挣扎》）。张竹坡说：“见瓶儿之不能防微杜渐也。”在李瓶儿的潜意识中，她企望以“拖延”造成更强烈的“自苦行为”，从而抵消她的罪恶感，获得新的人格平衡。失去官哥儿是她“自苦”的顶点，但事情的发展对她越发严峻，她不但无法摆脱焦虑，甚至自责的程度越来越强。李瓶儿的“道德性焦虑”人格，产生的是“自苦”行为，表现的是忧郁的神情，与以前处于主妇地位，支配别人时的人格当然不同。以前的李瓶儿心理健康，没有任何障碍，所以她能放得开，泼辣得来。《金瓶梅》这部小说是真实反映明代后期病态的社会现状和带有当时病态风气的文学作品，一些人物，一些事件的写法，难免不带有变态的成分，运用现代心理学思想来研究它，或许是一条能打通现代人与古人心灵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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