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高兴赵本山。
赵本山总拿农民说事，甚至寻农民开心。在他和他的女搭档身上脸上嘴上，农民分明成了时尚加恶俗的标本——永远戴不正的帽子，袖口带商标的西装，鲜红鲜红的领带，雪白雪白的运动鞋；女方总是嘴巴一撇一咧的，眼睛一翻一斜的，腰肢一歪一扭的，语声一阴一阳的，有时还居然抹着口红……如此这般，完全颠覆了有史以来的农民的正面形象，摧毁了田园牧歌风光，扯断了人们对乡间缱绻的情思，因而也铲除了都市漂泊者肉体以至精神的最后宿营地……
故而，我不高兴、也不喜欢赵本山。
我曾是个农民。准确地说，我的生命水流曾拐进农民的河床，在那条河床流淌了三四年时光。如今年纪大了，我开始从都市寓所阳台的窗口，让目光透过黄昏时分苍茫的远空或月华下迷蒙的雾霭辨认那条河床，寻觅曾在那里邂逅的乡亲，思索那段岁月在我后来人生旅途、尤其情感园地留下的痕迹和影响。
转眼快四十年了。我1965年上初中，1966年“文革”开始，学业随之中断，1968年“毕业”后别无选择地当了农民。农民其实不容易当的，需要体力、需要技能、需要经验。而我哪样都不具备，无非一个满脑袋文学幻想的瘦瘦的十几岁少年。由于不能顶整个劳动力用，生产队长就派我跟妇女组薅地。薅地，就是在谷子（ 粟 ）地里把杂草从谷苗中薅掉。草和谷苗长得差不多，很容易“良莠不分”，薅的时候必须蹲下仔细辨认，蹲着挪动身体。清晨一蹲，蹲得满屁股满裤腿都是凉津津的露水；中午一蹲，蹲得满脑袋满脸都是热辣辣的汗珠。而且一蹲就是两三个钟头，腰痛腿痛，断了似的痛，恨不得趴下爬行。但其他人好像全然不痛，三四十个姑娘媳妇婶娘们如云彩一般飘乎乎移向前去，留下我这个惟一的“大男人”在后面欲泣无泪欲哭无声。抬头看去，苗垄长得简直像要通到月球上去，周围原本赏心悦目的绿茵茵的禾苗也好像成了无边的荆棘把我狠狠困在中间。“歇气”（ 中间休息 ）时间到了，相继薅到垄头的妇女们围坐在田间树阴下说说笑笑，我眼巴巴望了一眼，赶紧低下头继续薅草。薅着薅着，忽见另有一双手薅了过来。扬脸看时，人已起身离开了，只留下背影和没了杂草的爽净剔透的苗垄。原来是同村的杨大娘接我来了！她四十多岁，很少说话，接我接碰头也不出声。没等说句感谢话就默默转身走开了，每次都是这样。
她有个儿子在县城念高中，不久也回来务农。上、下工路上我们时常交谈。他说话总是害羞似的低着头，只两眼朝上笑眯眯地看人。岂料一次批斗我爷爷时，他忽然从我身旁举起拳头，昂首挺胸，厉声高喊“打倒地主还乡团长× × × ！”听得我目瞪口呆，从此再不理他。可他的母亲杨大娘薅地时照样无声地接我。
除了杨大娘，还有一个人接我。是一位姑娘，和我同住在五户人家的小山村里。二十三四岁，脸圆圆的，红扑扑的，眼睛特别好看。接碰头时，她便朝我微微一笑，从不说话。因此留在我记忆里的她，只有笑容，没有语声。
再后来，我离家上了大学，毕业后去了南方。我打听过杨大娘和那位姑娘，得知大娘搬走了，姑娘嫁去了异乡。不用说，两人都是极普通的农民，极普通的村妇和村姑，而给我的帮助却是极不普通的。正是因了她们的接应，我得以熬过初当农民那段最难熬的日子，使我不至于在众人休息时甚至收工后仍一个人孤零零留在后面忍受痛苦、劳累、孤独和绝望。多少年来我走南闯北，亦曾浪迹海外，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和接应。但庆幸和感激之情，似乎都没超过当年薅地接碰头那无声的一刻。无声的背影、无声的笑容……
至今我也不喜欢喧闹和饶舌，一如我不喜欢有人取笑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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