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要与一位美丽的姑娘相会，为此，他们必须坐上火车，到一个荒无人烟的野外，这里应该没有监视器，他和那姑娘可以有节制地表露自己的爱意和激情。他们每月如此相会一次，而且地点要经常更换，因为这个世界到处都有“老大哥”的电子眼睛。
在乔治·奥威尔的充满令人毛骨悚然的想像力的著作《1984》里，监视器是专制统治的依靠，它无处不在地毫不留情地观察着每一个人的私人空间。独裁者“老大哥”明白，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基本尊严，那么他就可以像行尸走肉一样被控制。
庞大的克格勃组织，前东德家庭中普遍存在的窃听器，生动而恐怖地验证了奥威尔的传奇预言。在奥威尔眼里，以某种名义而对私人空间的侵犯意味着人类的疯狂和毁灭。
但是，如果这个机智的英国人仍还活着的话，他那张阴郁的脸孔肯定会更加深沉。以“国家”为名义的窥探虽然伴随着帝国的分裂而结束，但整个人类显然正在陷人另一场自发的自我窥探的狂热之中。从公众明星到普通人物，我们在观察别人的同时也暴露自己，并且借助前所未有的技术能力，把这种被弗洛伊德称作“窥阴癖”的欲望发挥到极致。
在这个年头，还有什么能比杂志上明星的私生活，电视上的偷拍节目，或者是网上斯塔尔报告更吸引人的呢?我们渴望了解别人的生活，不管它是肮脏的还是幸福的。我们对明星感兴趣，争先恐后地试图了解莎郎·斯通的第七个男朋友是谁，或者是她养的那条狗怎么样了。摄像机镜头与庞大的通信系统保证了我们这种需要。一位法国作家说，在对于明星的兴趣表明了：“通过这些我们与其生活感情密切相连的人，我们对于自己暗淡之极的生存进行了某种报复。我们通过他们，过上了一种未曾经历也没有办法去过的生活。”想过别人的生活，甚至不惜摧毁别人，一位专栏作家把这种欲望推到近乎无耻：“一个明星的私生活应该是公共化的，明星们不再有秘密，完全是一件商品，他们身上没有一公分的躯体，她的灵魂没有几丝纤维，她的生活没有一抹回忆不能抛向市场……”
当然除了明星，显然我们也渴望了解和自己一样平凡的人的生活。于是一位美国女大学生把自己的一天的冗长生活全都搬到了网上，却造成了网上堵塞。而一对年轻的夫妇则在去年10月通过互联网直播了他们的新婚之夜。在电影《楚门的世界》(TrumanShow)里，金·凯利从出生起，5000架摄像机就开始把他的一举一动向全球转播，几十亿人在堂而皇之地分享着他生活中的光明与黑暗。导演在讽刺了人类的普遍欲望之后，也毫不留情地表达了对于电视的痛恨。这个方方的盒子在给人带来欢乐的同时，也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长舌妇，并且绘声绘色。已经加入这个队伍的还有前途无量的互联网。这两样人类最智慧的发明，正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扩张着人类对于他人隐私的窥探欲望。
这不可告人的欲望的背后是什么?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陷》中说，文明的发展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尽管每一项技术的发明都是人的器官的延伸，但是在这种延伸过程中，人类反而感觉到更深的沮丧感。啊哈，由于科技发明所推动的文明令我们沮丧，所以我们需要偷窥这样的新鲜刺激，接着这种变态的好奇心被更加先进的科技手段扩大，而这种扩大又带来了更多的沮丧。这是人类自身的悖论。
莎朗·斯通在影片《偷窥》中毫无遮掩地暴露了人类内心存在的“偷窥”欲望，因为她通过那个可以看到每个人生活的监视系统得到了巨大的满足，尽管在电影中，巨大的监视系统最终在某种不明所以的良知下被摧毁。但在真实生活中，这种需求却被报纸、电视屏幕、互联网无限夸张释放。我们生活在一个透明的世界里，商场、学校、公司、家庭中，我们被遍布的镜头所包围，观察别人或被别人观察。更糟糕的是，我们让自己习惯于这种欲望的存在。这比乔治·奥威尔的预言更令人悲哀，人们正相互帮助剥夺自己的尊严，正如《楚门的世界》(TrumanShow)这个双关的名字一样，看似荒唐的场面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真实放大，我们都在参与这场巨大的游戏，并且正如影片结尾惋惜的观众一样对于这种游戏恋恋不舍。弗洛伊德说：人类的文明一不小心就会被深藏的欲望所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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