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我上汪精卫家去过一次，可能原来认识，问问好，没有更多的阿谀奉承。到咖啡厅喝咖啡时，见过一个伪军姓张的委员长，听他谈话也没有什么出卖民族的内容。
在家没有大请过客，没有花天酒地。个别客人来找他，在大会客室说话。
我看他不像真正的汉奸，没法做工作，我想他准是地下党员。
后来起义前一个月，继母先到她苏州老家去了，走得好象很仓促，金银首饰没有带走，奇怪，我替她收拾好交给父亲，父亲给了我一个白金戒指，我参加革命后，捐献给革命队伍了。
奶奶住一间小平房，六十多岁，自己烧饭，很是节约，吃得还好，不抽烟，不喝酒。房内陈设简单，反映出身贫困，始终保持了劳动人民本色。
继母走了后，父亲让我住在继母表妹的产科医院。父亲临起义前，又让我住到一个钱庄去。
我住了约一个星期，8月11日我出去玩了一天，晚上钱庄经理告诉我，有人来找过你。明天早上再来。第二天清晨吃过早饭后，父亲的副官，一个姓孙的老头来了，他说：‘找了你一天，你父亲让你跟他一块去，带来一个条你看看。’孙副官又说：‘我去动员奶奶，她不肯一起走，现在已经来不及去找奶奶了。你赶快跟我走吧！’这天正是八月十二，第二天是‘八一三’凇沪纪念日，鬼子很紧张。满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日本宪兵加伪男女警察。我穿着裙子凉鞋， 漂亮的上衣，原想从玄武湖门出去，玄武门岗哨密集，出不去了。又回来。副官说：‘我打电话给师部车队派个车来。’，不久持有特别通行证的小汽车来接我。我们走中山陵，这才出了中山门，绕到江边，已是黄昏，坐老百姓的船到六合。准备先到一个副官长家。翌日开始步行，经过拉锯地带，就能到目的地。步行后的路上，第一个晚上，住在一个比较富有的老百姓家，门板放院内睡。一头用石头做枕。有人来了解情况，就说到六合城找亲戚。第二天天一亮，就去六合找父亲。我们还没有到达，有老百姓往这边跑，说：‘那边噼里啪啦打起来了。一个汉奸队和鬼子打起来了。’副官说：‘不能走了，你父亲起义了。’‘到哪去？’‘到共产党那里去。’
到了六合城附近乡村副官长家暂住，忽闻吵嘈声，副官说：‘伪军搜来了。’我们来不及走了，附近是水田、竹林，我躲在门后，伪军喊：‘有人没有？出来！’他们看了看就走了，好悬！。过了两三天，‘八一五’，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日本人投降了，激动万分，可以看见阿爸（母亲）、江静和西西（小妹）了。隔了一天看到共产党报纸，看到父亲起义向毛主席致电的消息，看了后，真惊讶！‘怎么抗战胜利了，父亲上共产党那里了。’我想我也去了解了解，好，我也参加。
父亲已经解放了六合城，徐楚光参谋长接待了我，他说：‘钟小姐，欢迎你！’送我钱和罐头，我拒绝了。心想：‘用不着收买我，我会了解你的，你们要好，我就参加；不好，就做你们的工作。’他派轿子抬我到父亲部队驻地，父亲一看：‘啊呀！你还坐轿子来！’
父亲将我安排在一间房里，说我：‘你这大小姐还坐轿子来，能参加革命吗？你还是上你阿爸（母亲，蒋管区）那里去上学吧！’我说：‘我也留下来。’‘你能留下来吃苦吗？’我回答：‘能，留下来看看。’父亲又说：‘留下来要吃苦呀！要不，你回去当大小姐吧！’第二天送来许多书，马克思、毛主席的著作，再到士兵中去走走，看他们伙食、操练，官兵平等。考察结果，恍然大悟。
新四军军长陈毅、副军长粟裕将军、政委谭震林都见到了。父亲当了新四军独立第一军军长。后来又担任了一段七纵副司令，粟裕是司令员，和国民党战斗，赢得了七战七捷。
过了半年继母和弟弟妹妹们，从苏州农村到了淮阴马头镇独立第一军驻地。
父亲送我到淮阴建设大学读书，从此，我开始了革命的生涯。
奶奶开始是日本人抓走，跟着是国民党抓走。周总理来南京谈判开会时，派人去找奶奶，从狱中接出来后，根据她的要求安排在江苏昆山，父亲曾在那里农村购置了一块土地，交一位湖南老乡看管，奶奶去昆山不久，病逝。”
姐姐对父亲从抱着“大义灭亲”的想法，转变为跟随父亲参加共产党的革命。
而我呢？
二、父亲由远而近．．．．．．
姐姐离开西安去敌占区后，我淡忘了父亲。
1946年在兰州上中学时，听说我父亲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夕起义到了共区。有次我无意中向同学谈起了这事。没几天，就有不认识的人来家查问我父亲在哪里？我很纳闷。同学帮我分析，说可能是军统特务干的事。这才知道中学情况也很复杂，才知道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作对的。好不容易刚停息了抗日的烽火，怎么就又打起内战呢？对国、共两党，我都不了解，但因父亲和姐姐都去了共区，我在感情上有点自然地倾向共产党。也许这是我一年后到北京师大上学，思想无阻碍地很快投入中共领导的学运的一个潜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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