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生活 》 美元硬过人民币   》 我的柏拉图 七      韩冬 Han Dong

　　她使用的信封是学校统一印制的，右下角有学校的名称地址。她没有写她的信箱号码（担心信被退回？），但在方格内分别填进了六个数字──学校所在邮区的邮政编码。此时邮政编码制度尚在试行阶段，寄信时邮编并不是非写不可。考虑到这一特殊情况王舒觉得还有希望。他断定费嘉盼望继续收到他的来信，其根据就是这串阿拉伯数字，至少，有这种可能。也许这串数字不过出于她的潜意识（随手写上的），她并不明白自己的心思。另一方面，除这串数字外王舒也确无理由再与费嘉联系，就算有了这数字与她联系也很勉强。但在性命攸关之际他并无挑拣的余地。
　　王舒给费嘉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言辞恳切，几乎达到声泪俱下的程度。它不再是一纸公文般的通告（通知她他爱她），并要求回执。这是一封以打动人心为目的的信，长度是上一封信的三倍。王舒本可以写得更多，但考虑到这是一项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工作，需要循序渐进，因此有所保留。在这封信中他不再要求对方答复。事情既已开头，邮路也证明畅通，王舒准备就这么一直写下去，直到某一天费嘉受到他的感化。这一过程中他将面临巨大的压力（暴露的危险和等待的焦虑），然而费嘉已经拒绝了他，最糟糕的事情已经发生，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难以接受的吗？
　　他越是不考虑费嘉回信的可能那信来得越快。当他还在酝酿第三封去信的时候她的第二封回信已经到了，就躺在楼下的信箱里。这次他没等来到室内，在楼梯上拆开来信。和上次一样，信封里套着信封，他的信被完整地退了回来，甚至都没有拆。
　　当然和上次相比他另有所获：从两只信封之间掉出一张纸条，是她写给他的。确切地说并不能算作一封回信，顶多是一张便条而已。她选择的纸张那样轻薄，几乎透明，用量是那样的节省，甚至吝啬。两指多宽的一条，像是从旧报纸的边沿随手撕下的，王舒心想：这样的纸条用来卷烟大约正合适。那卷烟纸飘飘忽忽，几乎被一阵风吹得没了踪影。王舒在楼道里找了半天，发现它躺在邻居家门前的垃圾桶旁边不动了。他小心翼翼地将其捉住，带往室内，凑近灯光这才看清了费嘉的亲笔所书。她使用的铅笔大约是2H，由于用力不够，字迹十分模糊。
　　她这样写到：“您只是我的老师！”既无落款，也不见他的名字。但他知道这是写给他的，那个“您”显然就是指王舒了，而那个写字条的人当然就是费嘉。她给他的全部信息就是这行暧昧不清的小字。一切都出于迫不得已，她不想在他面前现身，也完全没有表现的欲望，这从她选择的纸张和书写方式上都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她的行文多么简短（不乏有力），书写这样浮浅（没有力透纸背），而且挑选了可用橡皮擦去的铅笔。她只想在他的眼前隐去，不复存在，理由是她作为他的社建课学生，课已经上完了。她给他的信封上甚至也没有那串被他作为口实的数字（邮政编码），可见上次她完全是出于无心。这多余的数字曾给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这回刻意回避了（不顾邮政制度的要求）。
　　一般情况下王舒骑车去学校，路上大约要花四十分钟，横贯东西全城。有时候他也乘公交车，雨雪天气，或者自行车坏了需要修理。没有直达线路，他得在汉府街转一次车，下车后还要走路。骑车虽然耗费体力，但有一种自由之感，毕竟是你在骑车，你带着它向前走。身体暴露在日光下，与街景人物融为一体，这一过程总是让人感到振奋和愉快。费嘉事件以后王舒就很少骑车了，他心灰意懒，任凭那拥挤的公交车载着他颠簸而去。这一转变是逐渐完成的。开始的时候他坐车的时候多了，骑车的次数减少，后来他干脆买了月票。他的自行车因一时的故障搁置在楼下的车棚里，开始的时候王舒还想着拿去修理，后来就置之脑后了。现在他不仅去学校，到任何地方都乘公共汽车。当然他很少出门，除非迫不得已。
　　每周两次的政治和业务学习他不得不去，这关系到饭碗问题。可这是怎样的一段艰难路程呢？越接近学校他感受到的阻力就越大，心情压抑，几乎达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尤其是从车站到办公室的这段路，他从赖以藏身的车箱里出来，经过校园走向前方的办公楼。有一段路他必须与前往学校的师生并行（费嘉就是在这段路上赶上他的），因此他学会了早到，尽量避开下午的上学高峰。当他发现通向办公楼的那条大路如“郊区的一所大学”中描绘的那样萧条寂静便稍稍放心。有时也有意外出现，一伙下课拖堂的学生从食堂里刚刚吃完了出来，大路上顿时变得喧闹不已。至于路上零星出现的行人则防不胜防。这还只是进入校园的情况。离开学校又是一番折磨，并且问题更加严重。他不得不与他的同事学生同行，甚至在一块站牌下等车，同上一辆汽车。王舒屏住呼吸，目不斜视，眼前一片空茫，在此半失明的状态中他方能体会到些微安全。
　　王舒原本以为这不过是非常时期的一种特殊反应，时间一长会自然缓解。一个学期以后他发现自己毫无起色，对学校及其有关事物的恐惧竟然愈演愈烈了。他这样想：随着时间的增加他给费嘉写信的事传播的可能也将不断增加。就算开始时她为他保守秘密，时间一长未免松懈。她将此事告诉她的一两个密友，而她们有足够的时间传扬开去，最后弄得人人皆知。在王舒看来，此事的离奇可笑也的确是值得人们议论纷纷的。
　　现在他惟一能做的是尽量少去学校，避免与了解底细的师生员工见面。费嘉所在班级的社建课程结束以后他要求不再代课。由于教研室内课时分配普遍不足，王舒不愿上课别人正求之不得。政治和业务学习他也常常借故不去。后来他托人开了长期病假，可以整天呆在家里了。即便如此他总得去学校领工资，虽说每月只有一次，他的精神负担还是很重。也许正是因为去学校的次数少了，他变得比当初更加敏感。就好像有什么总量不变，如果你不是分别承担的话一有机会就将加倍承受。
　　这时学校里出现了不利于王舒的传闻，有人说他开病假做生意去了，也有对他的情况略知一二的，说他在家写剧本。总之没有人相信他真的生病了。他的同事以探病为名，上门探听虚实，校方也派了专人，去他开病假的传染病院调查。后来领导找王舒谈话，旁敲侧击，他们想知道他不愿上课的真实原因。这个原因当然是存在的，但王舒永远也不会说。也许他们对他给费嘉写信的事早已了然于胸，再这么做无异于戏弄他，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王舒避重就轻，坦言相告自己在家写作的事实，但他并不期望与他们和平共处。他完全不可能再去上课，一想到登上讲台面对众多的学生他就不寒而栗。多于每月一次去学校（拿工资）的经历王舒已无法接受。
　　由于他的古怪表现，校方不禁要刨根问底，于是调查的范围和规模都进一步扩大了。王舒担心时间一长真相不免大白（就算目前他们尚不知情），因此他的反应变得尤其激烈。也就是从这时起他下定决心要离开任教七年的学校的。
　　本来，他继续留校的可能寄托于费嘉毕业离校的前提上。她的离去将带走有关他的秘密──假如她尚未泄漏的话。距费嘉毕业还有一年，王舒原指望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自己也能平静下来，可现在校方逼得那么急，使他完全没有喘息之机，况且夜长梦多。而且费嘉一走，他留在学校里还有什么意义呢？事情就是这么荒谬，费嘉的存在使他心惊肉跳，而她一旦离开他也无意久留了。王舒后悔自己没能及时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院长办公室里他们向他指出两条道路，供其选择。一，专注于本职工作，以校为家，同时放弃文学创作，至少应限制在业余爱好的范围内，不能因此而影响正常的教学活动（包括备课讲课、必要的政治和业务学习）。二，如果王舒的兴趣在别处，他们也不强求，只好请他“另谋高就”了。听着他们对自己的宣判王舒不禁欣喜万分，表面上却不露声色。他借故与学校领导大吵一架。这一架吵得空前激烈和声势浩大（使平时无声无息的王舒在当年同事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是无可挽回的，使得他的离去成为必然。
　　离开学校前夕王舒再次看见了费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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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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