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我记得
我的第一步
一个人与文字发生因缘，最基本的条件，想是性情相近。如果钟爱文字又加上家学渊源，那实在算得上得天独厚了。父执辈的藏书与往来的朋友，都会对自己有耳濡目染的影响。单有父荫而自己性情不近，客观环境再好，做儿女的也不一定会跟文字结上因缘。
先父是小学教员，写得一手好字，抗战时逃难大后方，身无长物，曾鬻字为生。还记得他用一寸见方的宣纸，写上《国父遗嘱》，置于放大镜下发卖。但父亲是否称得上“读书人”，实不得而知。小时居无定所，父亲究竟有没有买过书，如买了，买的又是哪一类的书，已记不起来了。但即使买了，也毁于鬼子的炮火中了。我在香港念完小学时，父亲在广东某乡一家学校教书，营养不良，肺病复发逝世。
父亲生平未著过书、立过说；兼以办身后事时，我和弟弟都不在（至今连他哪年哪月哪日死的，死时谁人在侧，被葬在哪里，一概茫然），因此即使他生平写了一些如挥春对联之类的东西，我连片纸只字也没有承受过来。
父荫享不到，但对文字的兴趣我想是受了父亲无形的影响——虽然父亲以书法见长，而我今天拿起毛笔来手都要发抖。
我的第一篇稿子，不是投给报纸，而是小学生时代自己办的壁报。那时还在广州，大概念五年级吧。所谓壁报，就是每周选些“文艺小学生”的国文习作，请老师修改后贴在报告板上。我和弟弟两人不知怎么搞的竟一起跟壁报文学发生了关系，每周又写又抄，忙个不亦乐乎。有时遇到“来稿”少而空白不能不补的情况，常常在最后一分钟要自己上阵，化一个笔名，就空白的大小，补上一千几百字。
那一年当壁报编辑究竟写了些什么，现在当然浑忘了。不过当时写的既然是清一色的白话文，而国文老师又提倡即兴题，如“春天”、“开学了”、“好学生”，等等，小学生做文章，也有八股式的，望题生义，写春天难免这样开始：“春天来了，春天来了，你看，花儿朵朵含笑，大地充满了希望……”
至少，这是属于我那“死绝的一代”（引张系国语）的小学生八股。今天台湾和香港的小学生作文是哪一种八股?还有没有壁报这种“文艺活动”?真想知道。
在香港念完初一后，就失学了。先在一印刷店当了两年的学徒，后来改在一家计程车公司当接线生。正常的教育机会失去，一有空闲，就看杂七杂八的小说和报纸副刊。看多了，就会模仿。如果我那时还在受教育的话，那应该是高一那一年，写成了第一篇三千字左右的报纸副刊小说，投到当时新办的《中声晚报》。
想不到，这稿子竟登了出来，还收到编辑张葆恩先生约我面谈的信。张先生是从北方来到香港的知识分子，生活异常清苦，听了我这个十四岁的孩子失学的经历，除了同情外，还约我到他钻石山的家中去吃饭并拿书给我看。
由在《中声晚报》发表第一篇文章开始到我以自修生资格考入台大外文系（1956年）为止，我换了好几个差事，当过像王拓在《奖金两千元》中所描写的（印刷店的）经纪、书店伙计和黑市小学教员，而报纸文章，也发表了不少。
通过投稿给《中国学生周报》的关系，认识了该报第一任社长余英时先生。余先生那时是新亚书院的学生，还记得他接见我时，结了一个红色的领结，真是雄姿英发，神清气爽。英时先生当时对我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岁月不居，一晃眼已快三十年，去年在剑桥英时兄家中做客，谈的话题太多，一时竟忘了问他是否还记得《中国学生周报》的日子，真是可惜。
《中声晚报》不久就停刊了。《中国学生周报》篇幅不多，且刊出的文章，通常都是把作者与其就读的学校连在一起，我自己不是在校学生，又不够资格以专家的名义出现，因此没有在周报发表过什么文章。
香港那时销路和声誉最好的是《星岛晚报》，我试投了几次，都是石沉大海。后来改投《香港时报》和《新生晚报》，幸好都蒙录用。《香港时报》副刊（“浅水湾”）的编者，是小说家易金先生（导演易文先生，在当导演前，也做过“浅水湾”的编者。两位编辑一叫易文，一叫易金，也是巧事）。
我替《香港时报》副刊断断续续地写了一年多的稿，因为我不是写什么“特约稿”，是稿件寄出后，刊登了，再寄去一篇，所以一直不认识易金先生。可是不知在一种什么场合，认识了该报译电讯稿的杨际光兄，亦即诗人贝娜苔。和张葆恩先生一样，际光兄对我读书写稿的事，策勉有加。我十六岁那年患肺病，看不起医生，买了针药，际光兄给我打针。我是老香港人，如果境遇好些，理应照顾从大陆来到香港的知识分子如际光兄，谁料反劳他们照顾我。我当年在香港所认识的长者（如张葆恩先生）和朋友（如余英时和杨际光），均非香港土著。如果我有足够的才识，一定可以写出不少有关香港人和大陆知识分子的传奇故事。
只可惜我当时为报纸写的“每日完”小说，只会套“哀感顽艳、缠绵悱恻”的副刊八股。这种八股短篇的男主角，腋下常挟着一本《哈姆雷特》，足迹常出现于咖啡馆，作沉思状，然后一出门就翻起大衣领……不消说，自己少年失学，小说中的男主角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个学贯中西，但怀才不遇的人，等着现代的红拂来投奔他……
我的第一篇观影随笔，也是在《新生晚报》刊出的。替新生两版写了半年多后，才有机会认识到总编兼编副刊的高雄（三苏）先生和刘捷先生。三苏一见到我，就说：“你是不是代你爸爸拿稿费?”我拿出身份证，说明没有冒领，然后相与大笑：“二十岁不到的人，写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老气横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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