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就是这样长大的
一
白先勇还年轻。虽然近年文章发表不多，但我们知道他写作从没中断过。到时机成熟、他的新作发表时，想必会带来另一回“白先勇热”。
香港地区有识之士当然知道白先勇是《台北人》的作者。香港电台给他出过特辑。电视节目《百万富翁》之名亦取自他的一篇小说的题目。
以文学史的眼光看，白先勇另有辉煌的一页。他是《现代文学》的创办人。1959年暑假，他跟台大外文系几个同班同学，决定筹办一本以译介西方现代文学和发表本土新生代作家作品为宗旨的杂志。
白先勇弄到一笔十万元的基金（当时电影院的票价是十元）。因只能动用利息，他只好拿钱到一家铁厂去放“高利贷”。谁料杂志办了九期，这家公司倒掉了，十万元的本息也全泡了汤。
白先勇就是这样长大的
除了为钱烦恼外，《现代文学》的这位白董事长还要身兼杂差：组稿、跑印刷厂都包在他身上。
外援来到，大家喜出望外。于是由我集稿，拿到汉口街台北印刷厂排版，印刷厂经理姜先生，上海人，手段圆滑，我们几个少不更事的学生，他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几下太极拳便把我们应付过去了。《现代文学》稿子丢在印刷厂，迟迟不得上机，我天天跑去交涉，不得要领。晚上我便索性坐在印刷厂里不走，姜先生被我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将《现代文学》印了出来。
多年以后，白先勇回顾台大四年的时光，觉得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创办了这本编辑无薪酬、作者无稿费、在财政上一直命若游丝、却多次死而复生的文学杂志。他倒说得对，“大概也只有在我们这个重义轻利的中国社会，这种事情才可能发生”。
20世纪60年代初，台湾地区还有一本广为文艺青年重视的杂志：《文学季刊》。黄春明的《看海的日子》、陈映真的《第一件差事》、七等生的《我爱黑眼珠》都是在这本刊物上发表的。
《文学季刊》和《现代文学》同样以发掘和培养文学新秀为宗旨，只是编辑方针略有不同。前者注重创作，后者除刊登创作外，还兼顾西方文学评论和作品的译介。《现代文学》的创刊号就是由王文兴筹划的卡夫卡特辑。
当时台湾地区的“土秀才”，即使听说过卡夫卡的名字，也没机会读他的中译作品。后来《现代文学》继续了这个传统，先后推出了乔伊斯、托马斯·曼和福克纳等大家的中文译作。
大概由于这个编辑方针的缘故，也因杂志的创办人和早期的作者、译者几乎清一色是台大外文系的穷学生，日后论者为了便于识别这本刊物异于同类的风格，常常会把《现代文学》视为“学院派”的“地盘”。
这有点冤枉。“学院派”确属事实，不能抵赖，但“地盘”却谈不上。稿费也发不出的刊物，哪有资格划地自封？最近重读白先勇的《不信青春唤不回》（1992）一文，谈到他初遇今已作古的三毛的经历：
1961年的某一天，我悠悠荡荡步向屋后的田野，那日三毛（那时她叫陈平，才16岁）也在那溜达。她住在建国南路，就在附近，见到我来，一溜烟逃走了。她在《蓦然回首》里写着那天她“吓死了”，因为她的第一篇小说《惑》刚刚在《现代文学》上发表，大概兴奋紧张之情还没有消退，不好意思见到我……《惑》在《现代文学》上发表，据三毛说使她从自闭症的世界中解放了出来，从此踏上写作之路，终于变成了名闻天下的作家。
16岁的三毛正是小毛头，跟学院沾不上边。由此或可看到，《现代文学》实在没有什么门户之见。
二
《台北人》早已成中国现代小说的经典。里面所收的故事，“哀感顽艳”者不少，绝对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言情小说”的上好材料。但白先勇铁石心肠，从来没有让我们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任何痴男怨女的旖旎风光。花好月圆人寿？有情人终成眷属？你想呆了。
我在台大比先勇高一班，蓦然回首，跟他论交也40年了。他为人豪迈爽朗，极重情义。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看他在《现代文学》上一篇接一篇地发表《台北人》系列小说，心中暗暗吃惊，糟糕，温润如玉的白公子怎么变成了用“忍情”的专家？他笔下四季穿着素白旗袍的尹雪艳“冷艳迫人”。白先勇小说的语言也一样“冷艳迫人”，一点都不像我们平日认识的浊世佳公子说话的口吻。
白先勇写小说，作者的“自我”与书中人物的感情世界泾渭分明，这是了不起的成就。《玉卿嫂》是白先勇大三时的作品，被白先勇用笔名发表于《现代文学》的创刊号上。当时台大法国文学教授黎烈文看了，觉得把玉卿嫂写得“圆熟”，不像是出自阅世未深的青年人手笔。白先勇听了得意，连忙招认是他写的。
玉卿嫂是谁？在《蓦然回首》（1976）一文中，白先勇有说明：
每一年，智姐回国，我们谈家中旧事，她讲起她从前的一个保姆，人长得俏，喜欢带白耳环，后来出去跟她一个干弟弟同居。我没有见过那位保姆，可是那对白耳环在我脑子里却变成了一种蛊惑，我想带白耳环的那样一个女人，爱起人来，一定死去活来的——那便是玉卿嫂。
区区一对白耳环，想多了，就变成一种“蛊惑”，一种艺术的心理负担。写《玉卿嫂》，就是要化解这种负担。白先勇的“自我”与玉卿嫂的感情世界，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台北人》系列，有不少篇章是跟民国史脉络相承的，《岁除》、《梁父吟》和《国葬》是显例。白先勇是将门之后，许多在他小说中的人物，可能曾经一度是对他“尊前悲老大”的“眼前人”。他们的遭遇，白先勇感同身受可以，但若借机“自伤身世”，则容易流于滥情，失去了作品的客观性。
我们细察上述三篇的文字，不难发觉，作者的笔触冷静得像外科医生的解剖刀。白先勇刻意要跟他的小说人物保持一段艺术距离。
白先勇在小说艺术中得到非凡的成就，靠的当然是他个人的天分和日后在文字上“苦吟”修成的正果。在这方面，他台大的业师夏济安教授及时将他扶了一把。他曾提到——
虽然夏先生只教了我一个学期，但他直接间接对我写作的影响是大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对我初“登台”时的鼓励，但他对文字风格的分析也使我受益不少。他觉得中国作家最大的毛病是滥用浪漫热情、感伤的文字。他问我看些什么作家，我说了一些，他没有出声，后来我提到毛姆和莫泊桑，他却说：“这两个人的文字对你会有好影响，他们用字很冷酷。”我那时看了许多浪漫主义的作品，文字也染上了感伤色彩，夏先生特别提到两位作家，大概是要我学习他们冷静分析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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