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子是没有出事，梅老板可受了委屈了。白白地让他们关了两个多钟头。”薛凤池接着说，“我们是代表前后台来给您道歉的。”
“过去的事也不用再提了。”我说，“我倒要请问这‘白帽’在警察署是管什么的？他有多大的权力，可以把一个不犯法的人随便抓来扣押吗？”
“您要谈到‘白帽’，那真是令人可恨！”薛凤池很愤慨地说，“他们是警察署的稽查，阶级比巡捕高得多，什么事情都管。这里面自然日本人占多数，可也有中国人干的，因为他们戴的制服帽子中间有一道白圈，所以背后人都管他们叫‘白帽’。那些中国人当了‘白帽’，自己先就认为是无上的荣耀，仗着他有日本鬼子的势力，就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开铺子的买卖人见他怕，不用说了，就连租界区的中国人住宅里面，他们高兴，随便进去，借端勒索，你要是不敷衍他们，马上就跟你为难作对，真是受尽他们的冤气。您是不常住在此地，如果您跟这儿的朋友打听一下，只要提起‘白帽’二字，没有不谈虎色变的。”
我听完薛凤池的话，实在难受极了，同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借日本人的势力来压迫自己的同胞呢？这种做法只是可耻，又有什么光荣呢？
我从天津唱完戏回到北京，熟朋友有知道这件事的都来问我。这里面有一位张豂子先生，听完了他告诉我一桩惊心动魄的故事。
他说：“您这次是受了一点委屈。我在天津亲身遭遇到的，要比您危险多了。那时我还在天津新学书院念书。有一天经过海光寺日本兵营的门口，看见地下画了一个半圆形的圈子，面积占得相当宽阔，旁边并没有用文字说明这圈子的作用。我也一时大意，打这圈子穿过去，让门口站的一个日本兵看见了。这还了得，他就跟野兽似地怪叫一声，把他拿的那支上好了雪亮的刺刀的步枪，横着端在手里，朝我面前冲过来。我看情势不妙，拔腿就跑。他在后面还紧追了几步，我一口气跑得老远才敢停住脚。正巧路旁有一位本地的老先生冷眼旁观，把这一幕惊险的镜头看得清清楚楚。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朋友，恭喜你。你这条命算是捡着的。我告诉你，是个中国人走进他的圈子，就给你一刺刀，刺死了好在不用偿命，所以死在他们的刺刀上的，已经有过好几个人了。这不是好玩的地方，你没有事还是少来吧！’我听他这么一说，想起刚才的情形，再回头看那日本兵还露出那副狰狞可怕的面目，狠狠地望着我咧。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后来住久了，才知道日本租界有两个最可怕的地方，一个是海光寺兵营的门前，一个就是警察署里边。”
这段故事是三十几年前张先生亲口说给我听的。现在回想起来，很可以看出日本人从庚子年来到中国驻军以后，处处在想显出他们的优越地位，不论大小机会，一贯地总要造成借口，用恐怖的手段来威吓我们，好达到侵略的目的。这班狐假虎威的“白帽”，是看惯了他们的主子，经常在表演如海光寺兵营门口那种野蛮行为，才灭尽自己的天良，甘心做人家的爪牙的。
炸弹事件
1920年那次我到上海演《天女散花》很能叫座，到了1922年的初夏，许少卿又约我和杨小楼先生同到上海在天蟾舞台演出。我出的戏码很多，老戏、古装戏、昆曲都有，而《天女散女》还是一再翻头重演的主要剧目。许少卿抓住上海观众的心理，大发其财。上海滩投靠外国人的流氓头子看红了眼，在一次演《天女散花》的时候放了炸弹，虽然是一场虚惊，但从此上海戏馆事业的经营就完全落到了有特殊背景的人的手里，成为独占性质。正和茅盾先生的名著《子夜》里面描写的上海纱厂以大吞小、以强凌弱的时代背景相似。
农历五月十五我大轴演《天女散花》，倒第二是杨小楼的《连环套》，倒第三是王凤卿的《取成都》，倒第四是小翠花（于连泉）的《马上缘》。这天的戏码很硬，都是最受观众欢迎的戏，又碰到是礼拜六，像天蟾舞台那么大的场子，楼上下客满，还加了许多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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