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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新舊兩黨的鬥爭
柏楊 Bai Yang
宋帝國的內在危機,人人皆知,人人都認為必須改革。不過有一個先决條件,那就是必須在不損傷自己既得利益之下改革。遠在王安石變法二十六年之前,即一○四三年,宰相范仲淹也曾實行過改革。他先從小地方着手,衹輕微地淘汰了少數官員,限製未來的“蔭子”數目。蔭子,高級官員的子弟不經過學校和考試即行當官的一種制度。有些官員還沒有結婚,而兒子已經被政府委派官職,甚至懷抱中的嬰兒,往往已是科長縣長。范仲淹僅把這種荒唐的流弊,稍為縮小,要求必須確實有兒子而且年滿十五歲。但這已立刻就引起高級官員的公憤,把他納入小人係統。范仲淹是一個伶俐的人,在還沒有招來更嚴重的打擊之前,立即辭職,一切復舊。
王安石的改革面比范仲淹大百倍以上,道德的勇氣使他堅定不移。在意料之中的,他所招來的不僅是公憤而已,而是全體既得利益階層瘋狂地猛撲,他們被稱為“舊黨”,那位在“濮議”中堅持稱老爹為伯父的司馬光,則被奉為領袖。王安石所領導的變法改革集團,被稱為“新黨”,王安石自然是新黨領袖。王安石雖然也屬儒傢學派,但他解除了儒傢加給他的束縛。司馬光則是一位正統的儒傢,反對任何古代所沒有的東西,反對任何改革現狀的措施。司馬光跟皇帝趙頊之間,有一段生動的對話,充分表露出這種思想。趙頊曾問他:“紀元前二世紀的西漢王朝,如果一直守着它第一任宰相蕭何製定的法律規章,不加改變,你以為可以嗎?”司馬光回答:“當然可以。豈止西漢王朝可以,即今紀元前二十三世紀的那些帝王和他們的夏、商、周王朝,所製定的法律規章,一直用到今天的話,也都是最完善的。西漢王朝皇帝劉徹改變祖宗的法,盜匪遂遍中國。劉爽改變父親的法,西漢王朝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製定的法律規章,絶不可有任何改變。”
還有兩件事可以幫助我們的瞭解:
一宋帝國不成文法,皇傢教師(侍講、說書)給皇帝上課(經筵)時,一嚮是皇帝坐着聽,而教師站着講的。變法的前一年(一○六八),王安石建議:儒傢學派一直提倡尊師重道,應該讓教師坐着講解纔是。這個建議馬上遭到反擊,大臣劉分阝認為教師站着講書,是祖宗所定的制度,已實行五十餘年,絶不可更改。另一位大臣呂誨更有趣,他在彈劾的奏章上說:“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講書,犧牲皇帝的尊嚴,以顯示教師的尊嚴,既不知道上下之禮,也不知道君臣之份。”他要求嚴懲王安石這個姦邪。
——世界上確確實實有一種奴性非常堅定的人,使我們嘆氣。
二變法開始後,遼帝國曾提議重新劃定太行山以西(山後)代州(山西代縣)一帶邊界。皇帝趙頊命大臣們提出意見,退休宰相韓琦(即好水川戰役“軍中有一韓”的一韓)建議說:“我們有下列七事,觸怒敵人:一、高麗王國,早已脫離中國,成為遼帝國的藩屬。我們卻利用商人,跟它恢復舊有關係,遼帝國當然認為對它不利。二、我們用武力奪取吐蕃王國的河漢地區,遼帝國當然認為下個目標一定是它。三、我們在代州沿邊,大量種植榆樹柳樹,目的顯然在阻擋遼帝國騎兵奔馳。四、我們又在國內實行保甲制度,寓兵於農,教人民戰鬥技能。五、黃河以北各州縣,積極修築城郭,掘深護城河渠。六、我們又設立兵工廠,製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裝部隊的裝備。七、我們又在黃河以北重要的各州,安置三十七個將領,加強駐屯的國防軍訓練。以上七項,都是刺激遼帝國的措施,使他們反感。我們衹有一個方法纔可以使遼帝國相信我們的和平誠意,跟我們繼續友好相處。那就是,立即把這些措施,全部廢除(跟高麗王國斷絶通商,把河漢地區交還吐蕃王國,鏟除沿邊限製敵人騎兵深入的榆樹柳樹。解散保甲,停上人民軍事訓練。黃河以北州縣城郭,隨它頽塌,護城河渠也隨它淤塞,停止修築。撤銷兵工廠,停止製造武器,停止更新裝備,停止軍隊現代化。撤銷黃河以北三十七將領,停止軍隊訓練)。等到上述的七項措施全部廢除之後,陛下再養民愛力,選賢無能(他跟司馬光),疏遠姦邪(王安石),進用忠良(他跟司馬光),遼帝國自然心說口服。”
這就是有名的“韓琦七項奏摺”,於一○七四年呈給趙頊。韓琦因“濮議”一案,已被納入小人係統,現在因反對改革的立場一致,又被送回君子係統。
士大夫反對改革,固然是一種本能反應。但更主要的是,改革傷害到他們本身。像預算制度,使國傢開支減少百分之四十,則這百分之四十所豢養的官員,或被淘汰,或不能再行貪污,自然憤怒。像“青苗法”,士大夫就是依靠農急時放高利貸,才能合法的兼併貧農土地,現在政府用低利放出貸款,阻塞了他們的兼併之路,自然憤怒。像“免役法”,過去實行“差役法”時,士大夫傢根本不服勞役,築城築路以及地方供應任何勞役,徵調民夫時,全部由平民承當。現在把這種他們一嚮輕視的勞動加到身上,使他們與平民相等,自然更怒不可遏。他們當然不會傻到明目張膽為維護既得利益而吶喊,但他們卻可以為維護“祖宗法度”而吶喊。不過,在情急的時候,也會忍不住露出嘴臉。有一天,當趙頊告訴文彥博,人民都歡迎改革時,文彥博反問:“陛下,你是用士大夫統治國傢?還是由小民統治國傢?”趙頊頓時不能回答。
到了最後,舊黨更滲透到皇宮之中,使趙頊的老娘高太後也站在他們一邊,不斷嚮兒子警告:新法禍國害民,祖宗法度不可輕改。事實上新法本身也碰到了無可輓救的睏難:一是,本世紀(十一)七十年代恰巧發生一連串旱災,在舊黨策劃下,開封安上門管理員(監安上門)鄭俠把饑民流亡情形,繪成圖畫,呈送給趙頊和他母親高太後,宣稱這就是變法改革的結果,如果不馬上停止變法改革,旱災還要擴大,饑民還要增多。另一是,王安石沒有力量把反對新法的舊黨逐出政府,更不要說全部清除。他得不到公孫鞅所得到的堅強支持,皇帝趙頊無法跳出宋王朝立國的傳統,他衹能把舊黨貶出中央,貶到地方上擔任地方政府首長,不能把舊黨全部貶為平民。問題就發生在這上面,因為新法所有的改革,要完全靠地方政府執行。於是呈現出一種衹有卡通影片上纔有的奇異場面,即由一批反對新法的人,負責執行新法。不可避免的,他們用種種方法加以破壞,故意迫使農民痛恨新法,以證實新法的罪惡。
一○七六年,王安石終於下臺,他衹當了六年宰相。他辭職後,由他的助手呂惠卿繼續主政,然而不久被攻擊去職,衹靠皇帝趙頊一人堅持下去。一○八五年,趙頊去世,十歲的兒子趙煦即位,祖母高太皇太後臨朝執政。她立即召回被貶到洛陽的舊黨領袖司馬光擔任宰相。剎那間,變法停止,改革停止,所有的新法新制度,全部撤銷,一切恢復原狀,即韓琦所歡呼的原狀。
司馬光是當時知名度極高的士大夫,除了“濮議”使他出名外,他所主編的《資治通鑒》——從紀元前四○三年到紀元後九五九年,一部很詳細的中國政治編年史,一直到二十世紀,這部大約六百萬字的巨著,仍是最有價值的史籍之一。在這部巨著中,司馬光要求國傢領導人,必須有偉大的胸襟,以采納不悅耳的意見。他給人的印象是,如果他是國傢領導人,他必如此,因為這是正確而榮譽的道路。可是,當他一旦接觸到實際大權,他做不到他所要求別人的。權力像試金石,立刻使他暴露出剛愎自用的性格。當他决心撤銷縱是舊黨也不得不承認是最好的改革“免役法”時,蘇軾再三力爭不可,司馬光大怒,蘇軾說:“從前常聽你稱贊某人犯顔直諫,某人據理力爭。今天你剛當宰相,就不準別人開口。”另一位大臣范纯仁(他後來也當宰相),也認為“免役法”已獲得一致擁護、衹不過少數權勢人傢不便,萬不可改。司馬光立刻翻臉,范纯仁說;“你如此聲色俱厲,不過堵人的嘴,使人不敢開口罷了。凡事應虛心地聽聽大傢意見,不必一定謀從己出。”但這一切不足以動搖司馬光走回頭路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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