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事而信，节用爱人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这句话是孔子与弟子们交流时所提出于的针对于一个领导人的基本能力要求。春秋时代的国力以“乘”而论，因为战争频仍，所以一个国家在战争期间能够出动多少辆战车，就表征着国家实力的区别。
千乘之国特指如鲁、宋、卫等小国，其他列强，如齐、楚、晋，动辙战车以万计算，鲁宋卫在这方面是万万不及，所以，如何发展壮大一个小国家，使其在列强的窥伺之中存保自身，是当时每一个小国家迫在眉睫的急务。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所以孔子专门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这里孔子提出来作为一个领导者最容易犯的几个错误：不注重领导人的表率作用而失去信用，好大喜功而不惜民力财力，政令朝三暮四而使人无所适从。
鲁国就是最典型的“不敬事”的代表，国君及权臣高高在上，对于管理国家政务缺乏兴趣，却只把全部的心思用在斗鸡游戏及权力争斗上。就在孔子35岁那一年，鲁国就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斗鸡之变”。
斗鸡是当时权贵们之间的一种游戏或赌博活动，两主人以鸡相斗，得胜之鸡的主人就是赢家。为了压倒对手的气势，季平子在他的鸡翅膀上涂了芥末，以便在斗鸡的时候造成对方鸡视力模糊，而季平子的对手郈昭伯则是技高一筹，干脆在他的鸡爪上装上了铁爪。结果斗鸡的结果，季平子输而郈昭伯成为赢家，于是季平子就不干了，两厢吵了起来，吵到最后，季平子出兵占领了郈昭伯的封地，以实力说话。
郈昭伯向鲁昭公哭诉季平子无礼，恰好鲁昭公也正有意要压一压季平子的气焰，就出兵攻打季平子，眼看季平子就要被攻克，这时候与季平子同为“三桓”（即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的叔孙氏和孟孙氏唯恐季平子倒掉之后，唇亡齿寒，就联合军马前来攻打鲁昭公，迫使昭公逃到了齐国。
满朝文武，潢潢之贵，却不务正业，竟然为了一只斗鸡而大打出手，甚至导致国家的政治格局出现大变化，这种情况，岂能不让孔子扼腕叹息？
同样是小国的陈国，在列国窥伺之下竟然缺少起码的危机感，而耗费民力财力修筑凌阳台，大搞形象工程，这样的行为在春秋时代如此，此后千百年来也从未曾减少过，最典型的莫过于秦始皇的阿房宫，这庞大的宫殿耗尽了天下的民力，最终迫使国人群起而反之，而阿房宫也被乱兵焚为焦土。
但统治者是健忘的，历史的教训对于他们来说形同于无，以至于这种情况到了清朝末年，反而愈演愈烈，慈禧太后居然挪用北洋海军的军费以修筑颐和园，终致八国联军入侵，写下了我国最耻辱的一页。
所以，孔子针对于为政者最容易犯下的错误，开出了这样一剂方药：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任何时代，凡是遵循了孔子的教诲的，莫不国泰民安，百姓乐业，而每当孔子的思想被教条化的时候，也往往正是政局昏乱之时。
以德为本，德法兼用
这段话代表了孔子的“为政以德”的思想，意思是说，统治者如果实行德治，群臣百姓就会自动围绕着你转。这是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这是孔子学说中较有价值的部分，表明儒家治国的基本原则是德治，而非严刑峻法。唐大臣魏征性格耿直，以敢于直谏流芳青史。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扩充兵源，补充军队，下令把征兵年龄由18岁到21岁改为16岁以上，要强征16岁以上不足18岁的少年入伍。这道命令须得魏征的签字，但是魏征拒绝了，唐太宗问他理由，他回答说：“失信与民。”唐太宗很恼火，反问道：“我有什么失信于民的？”魏征回答说：“陛下即位时下诏宣布，全部免征百姓以前拖欠国家的财赋，但是有关部门还在催缴；陛下下令已经服役已经缴纳租调的，从明年开始免除，现在不仅不免除，还要征兵，这不是失信于民是什么？”魏征这番话终于使得唐太宗收回了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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