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就想，我们家乡的人怎么会变成这样了。我们这个礼仪之邦，以德治国的臣民，怎么会变得这样猥琐？人们内心深处究竟恐惧什么？人们为何对这件事如此的漠视？那是一个雪夜，我同村里的一个人就此事谈了很久才明白一个农民的理由，渴望公正但又缺乏安全感，于是，只能缄口不言。
这种缄口不言的结果是什么？没有想到答案没过多久，就出来了。
4
村里一个叫野驴（我不愿提起他的真名）的人，原本在城里打工，经济收入还不错，但是没有过多久，可能是手头拮据了，便想了一个绝妙的生财之道。
他领几个人找到小时候的一个同学说："咱们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你打过我，你还记得吗？""记得。"他的同学说。"后来我变得不聪明了，不但没有考上大学，还落了个病根。你说这事咋办吧！"那人开始觉得是开玩笑。没有想到野驴的帮凶这时都提出替野驴报仇，并一再声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一阵子威胁之后，那人屈服了，不但请野驴他们大吃大喝一顿外，另外拿了五百元的营养费。
这件事发生后，村里一些二流子们纷纷仿效，两家闹矛盾了，只要有一方先请他们。另一方就受到威胁，轻者出一些费用，重的挨一顿打，并且由此衍生出一句口头禅："打一顿，拿俩。"
真不知道该如何对这种事评说，但是这种事的滋生，必定有他滋生的温床和适合他生存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温床和环境滋生了这种无赖事件，在听到这些消息之后，我一直不断地思索，有时甚至彻夜难眠。《流氓与皇帝》一书中曾经对流氓有过精辟的分析，不但分析了太平天国的诸多天王们，而且还对流氓文化进行了解剖，甚至从道理上一直能解构到我们建国前和建国初期，那些穷光棍的种种恶行。令人遗憾的是，世纪初这个不合时宜的时代，又诞生如此荒诞的事，它的背面究竟是什么？
在我困惑之余，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又发生了。
2004年冬夜，我们村西的份子（人名）在自家的小卖部被人杀了。连续不断的人命案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同时也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在人命案必破的压力下，郾城县公安局在我们村实行拉网式的侦查。据我母亲讲，公安人员到我家后，询问我们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或许是碍于我在省城的原因，或许我本身就是非重点侦查对象。公安机关对我家的侦查程序般地了事。
就是这种拉网式的侦查，三个月后结果出来了，重点怀疑对象是一个十五六的孩子华。我和华的叔叔同班同学，华的父亲在银行工作，家庭条件在村子里还是不错的，他怎么会杀人呢？一年后，华在新疆的一家网吧里被抓捕归案，同时还有被国家公诉机关定为涉嫌窝藏华的父亲。而华的杀人动机更令人匪夷所思，华到份子的小卖部买酒，因为几块钱和份子起争端，操起刀将份子杀死了。
5
"这是一个被剥夺了精神的时代，一个不需要品德、良心、正义和理想的时代，一个人能变得更聪明而不是更美好的时代。"我读着张承志的话，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悲凉。
如果说，文帝与铁吨事件的发生是一种无奈的话，而野驴的事实际上是一种麻木。这一方面是人们丧失了道义与良知，给这种无赖分子一张温床与环境，另一方面体现在人们对政府机构发生信任危机之后的一种卑琐与自怜。
他们的伤痛是否已变成了我的伤痛。我对我的家乡，开始另一轮的审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我特制了两张表格《我们有什么理由言说幸福》，家乡现有的资源，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主要的困惑、矛盾，社会风俗，有无黑势力，外出打工从事的主要职业，同时也包括了通奸、斗狠这种人们不愿提起的事一揽子的统计上，想从根源上寻找。我把表格给了两个我认为有正义感的人，让他们认真调查，通过这些翔实的资料，我想对家乡进行一次梳理。
或许是为我好，或是根本不想惹麻烦。最后，他们都以得罪的人太多，"百无一用是书生"为借口，使我这项带着内疚心理的写作计划流产了。再后来，我觉得故乡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了，直到在任何场合都不愿意提它，包括我创作的纸上。这时，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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