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大清早，我到屋外的空旷地锻炼，看到约十里地以外远处的红军辎重部队遭到敌人飞机空袭的情况。我站了一会儿，正要回屋，忽然注意到一架敌机向我这边飞来。当时我的头上戴着一顶航空员的风镜帽，是不久前聂荣臻政委给我的。可能是帽上那对玻璃眼镜在清晨阳光下发出强烈反光，使敌机认为这是红军的重要人物，便俯冲下来向我扫射。我早已卧倒在一堵两尺高的矮土墙后面，没有受伤。不料，敌机飞过去后立刻又掉头飞了回来，我急忙跳到矮墙的另一面躺下，敌机又打了一梭子弹。这样周旋两次后，我趁敌机刚飞过去，飞快地跑到十来米远的住宅院子的门洞里，紧靠厚厚的砖墙同敌机玩起了捉迷藏。敌机来回扫射好几趟，没有投炸弹，可能因刚才轰炸运输队用光了。现在找不到目标，敌机没趣地飞走了。我回到屋子里，廖承志同志抓住我的手臂说："好险呀！吓得够呛吧？"我说："不，要是我有杆步枪，准能把它打下来。它飞得太低了，那个王八蛋飞得那么低，我连他的脸孔都看得清清楚楚，真欺负人呐！"
为粉碎胡宗南部队企图消灭红军的阴谋，11月18日，三个方面军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联名发出动员令，号召红军指战员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作为三方面军会师和西北苏区向全苏区人民的献礼。周恩来已由保安赶到环县的山城堡前线，代表中央热烈欢迎二、四方面军，并同彭德怀共同制定山城堡战役的部署。
11月21日至22日，前敌总指挥部司令员彭德怀在周恩来的协助指挥下，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十五军团、二方面军第二军团、第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团等部队，在距离保安以西三百公里的甘肃环县山城堡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消灭了胡宗南部一个旅和两个精锐团。胡部溃退，陕甘宁苏区得以巩固下来。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至此胜利结束。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在中共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国内第二次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显示了红军的力量，配合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斗争，促使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国共第二次合作新形势的到来。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我是一个月以后才知道的。一听到噩耗，我不禁痛哭失声。伟大的鲁迅走了！我爱读他的文章，他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我真诚地尊敬他、爱他。他顶天立地，铁骨铮铮，对敌人敢骂敢批，不怕杀头；对志同道合者热情洋溢。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他在致中共中央的贺电中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多么有远见，说得多么好啊！鲁迅先生的话永远激励我在革命道路上前进。
大约在11月中旬，我和马海德随一部分部队到达了党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马海德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军委红军总部下属的后方司令部，任英文翻译。这时我得知斯诺已平安回到北平，开始他的写作，我心里十分欣慰，期待着他的书早日问世。
关于西安事变
红军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不论官级高低，人人关心国际、国内时事。中央的机要部门和宣传部门非常注意收听广播，并向各个单位和连队传递信息。各单位的政工部门和连队俱乐部经常组织讲解会和讨论国内外大事。
1936年12月12日晚，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保安，得知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人们兴奋之极。大家在黑暗中聚拢在窑洞前议论纷纷。中央政治局也因事出意外，连续几天开会研究对策，决定应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和叶剑英去西安参加解决事变问题，争取逼蒋介石抗日。
我们众多干部也热烈地讨论西安事变，特别是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许多同志怀着对蒋介石的深仇大恨，主张杀了他再说。他们说：他杀了我们几十万同志，杀了我全家几十口人，蒋介石该死，该枪毙他一百次、一千次！有的同志说，应该把蒋光头押到保安来受审，我们开个群众大会，审判他，要他低头认罪。有的同志则觉得我们的力量还小，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军队力量也有限，难以马上拉起来同日本打仗，对蒋介石的处置恐怕要从大局考虑。逼蒋把他统领的几百万部队参加抗日，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事。当时我在后方司令部工作，可以看到电报，对事态的发展有些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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