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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考 》 宋代文化與文學研究 》
蘇過斜川之志的文化闡釋
張海鷗 Zhang Haiou
蘇過，字叔黨，晚號斜川居士。他是蘇軾的第三子，是三蘇後代中最承傢風者。蘇軾說：“過子詩似翁”。“作文極峻壯，有傢法”[1]。蘇過之“能文”在當時頗有聲望，人以“小坡”稱之。然而父輩名高，加之《斜川集》二十捲至南宋已散佚過半，因而影響了人們對小坡的認識。不過，即以今存缺失過半的《斜川集》[2]而論，蘇過實在也是宋代作傢中既有文化個性和文學藝術品味，又頗具代表性的作傢。
就文學藝術而言，他的造詣和成就酷肖蘇軾，詩文書畫兼長。就文化精神而言，他是古代自由士人的一個代表，他秉承父親遺風，兼采儒、道、釋諸傢之自由思想，形成了比蘇軾更為純粹的自由哲學。他以自己的出處行藏和詩文作品，銓釋了宋代文化、文人中一種堪稱普遍的生命意識和藝術哲學，那是既緣於歷代自由文化傳統，又獨具宋人兼容而通達、內省而廣大的風神韻緻和使用價值的精神體係──即本文所謂“斜川之志”，其基本文化內涵是：自然的心態，自由的精神，獨立自足的文化品格。以下從三方面試加闡釋。
一、反思仕途以自疏，是斜川之志的現實成因
斜川之志以疏遠仕途為前提。其形成首先與蘇軾的仕宦浮沉和謫居思想密切相關。
蘇軾的人生哲學理念，是儒、道、釋兼容而因時變通的。兼容則寬厚通達，因時變通則超曠而又務實。蘇軾接受了儒傢積極進取、熱愛生活的生命精神，但比正統儒傢通達曠放。他接受道傢哲學尚自然、貴自由、重獨立的精神，但並不像莊子那樣憤世疾俗，所以雖然終生仕途坎坷，卻並未像陶淵明那樣辭官歸隱。他深諳佛門隨緣之理，以此來解釋並坦然面對各種不幸，但並不接受佛門悲觀厭世、苦行禁欲的人生觀。他對道教養生術也感興趣，但並不取其神仙荒誕之意。總之，蘇軾在精深地理解諸傢學說的基礎上，打通壁壘，博採衆長，形成了兼容而有度，雜糅而有體，因時變通而不迷本真，超曠通達又切實有用的人生哲學。蘇過得父親思想之真傳，卻捨棄了儒傢進取仕途、兼善天下之意。
蘇軾謫居黃、惠、儋，蘇過都陪伴左右。這時期他9歲至30歲，正是世界觀和人生觀形成期。其間蘇軾雖曾入仕翰林、出知州府，為政十載，而且蘇過也在21歲時“恩授右承務郎”，但他並未因此而形成仕宦的熱情。相反，卻和父親一起對仕途功名深加反省，從而形成疏離心態。這種心態大略有如下三層內涵。
首先，觀仕途而寒心。仕宦險惡，命運難以自主。蘇軾的坎坷經歷，使蘇過對仕途産生了一種近乎與生俱來的淡漠和疏遠。他從父親“直言便觸天子嗔，萬裏遠謫南海濱”（P347）的遭遇，想到君心多疑，小人多讒的歷史，為此在青年時期就寫了一些藉古諷今之作。如《蕭何論》寫漢高祖疑忌蕭何，《思子臺賦》寫漢武帝之暴戾，《伏波將軍廟》寫馬援被小人讒毀，遭光武帝疑忌。《湖陰有隱君子……》寫李斯官居相位而罹難。《題岑氏心遠亭》寫漢哀帝時鄭崇因直諫而被殺。《鬆風亭詞》寫屈原遭讒被譏。
蘇過認為：自古君心莫測，直臣難為。父親的不幸是因為“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枉尋者見容，方枘者必憎”（P480）。他的這個見解，在當時瞭解蘇軾的人們中是一個共識。後來李廌在祭蘇軾文中也有“道大難容，才高為纍”[3]的感慨。政和二年，蘇過作《叔父生日四首》，其二雲：“時哉莫吾容，道大俗隘迫”。同年十月蘇轍病逝於潁昌，蘇過在《祭叔父黃門文》中將孔、孟之“志壹鬱而莫申”與父、叔“竟中道而出走，罹此郵之紛紛”相聯繫，再次談到“道大不容於世”的意思。
蘇軾的遭遇使蘇氏一門形成了淡漠功名、疏遠仕途的傢風。蘇軾在惠州有《與王定國》書云：
某既緣此棄絶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兒亦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4]。
蘇過後來在《送仲豫兄赴官武昌敘》文中談及這種傢風：
子孫……進不希當世之用，退不謀三徑之資。則出處之間，無纍於物，豈不超然自得於方寸乎？
送兄長赴官，竟不談功名，反勸其“蚤為求田問捨之策”， 可見他對官場厭倦之深。
史傢通常認為天水一朝崇尚文化，重用文人。但另一方面，宋代又是官吏升黜異常頻繁的朝代。趙宋統治者為確保中央集權而大力加強御史臺和諫議院的監察彈劾職能，製定了一些特殊政策：不殺言事者；許以風聞；臺、諫獨立；臺、諫官員專職等等。這就有效地抑製了權臣的專權，對百官形成了強有力的監察和頻繁的彈劾，其功效史有定評。但其弊病也很明顯，一是臺諫官員“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加之“許以風聞”，就難免使無辜者蒙冤；二是正直敢言的諫官樹敵過多，難免反遭彈劾；三是臺諫“言事”之風加劇了“黨爭”。而兩宋黨爭不斷，官吏之升黜必然頻繁。這些都可能傷害士人的仕進之心。蘇過感慨“馬之羈靮，鷹之韝紲，寒心久矣”（P481），正可代表一種頗為普遍的心態。
其次，慕自由而厭羈纍。蘇過一生“仕宦之日少”[5]，所以自稱“物外閑人”（P222），“江湖人”（P227）。這正是他的夙志：“餘幼好奇服，簪組鴻毛輕”（P124）；“早歲厭華屋，麯肱慕飲水”（P140）；“平生冠冕非吾意”（P68）；“高情寓箕潁，絶意登麒麟”（P106）。他對莊子以仕為“羈”、 陶淵明視仕途為“樊籠”的觀念深以為然，在詩文中頻頻發揮此意。其實他41歲前並未入過“樊籠”。他此時的“樊籠”之論主要緣於對歷史和他人的審視。
政和二年六月至政和四年鼕，蘇過出任太原府監稅。這是他初次從政，親身體會人在仕途的不自由滋味：“端來入世網，竟坐形骸役”（P259）。他盼望這種違心的差事早日結束：“何時脫繮鎖，著我林泉帽”（P264）。然而迫於生計，又不能棄官：“我恨營口腹，斂板慚妻孥”（P332）。同僚任況之將“返舊廬”，他徒自羨慕：“息肩子有日，我愧今不如”（P318）。他覺得這種小吏生涯是痛苦的煎熬：“青衫百僚底，屏氣不敢出。……端如赴縲囚，坐受獄吏侮”（P273）。後來他又移知郾城縣四年多，他覺得像身不由己的工具一樣：“我方處世如鉛舂，自知冠冕久不工”（P358）。當他52歲赴職中山府時，他所厭倦的小吏生涯終因“暴疾卒於行道中”而結束了。
第三，依文化而守志。士人生命的意義在於文化。蘇過並不認為仕途與文化不能相容，但就個人趣尚而言，他是畢生都重文化而輕仕宦的。他曾作《夷門蔡氏藏書目敘》，這是一篇文化頌。蔡緻君“隱居以求志，好古而博雅。閉門讀書，不交當世之公卿”，令蘇過“矍然異之”。其傢數代“不事科舉，不樂仕進，獨喜收古今之書……今二萬卷矣。”“有德不耀，常畏人知，棄冠冕而遺世故久矣。”這正是蘇過所心儀的人生佳境，因而他“造其門，見其子，從容請交焉。”又“負笈而請觀焉。”在《敘》中，他歷數古代文化隱者而由衷贊嘆：
嗚呼，讀其書，論其事，想見其人，凜然於千載之上，修身立言，可以垂訓百世之後（P682）。
在《河東提刑崔公行狀》中，他提出“重於內者必輕於外”（P611）的命題。在他的觀念中，“內”即文化、道義；“外”指仕途功名。身外之事無可無不可，內在文化修養須臾不可無。
蘇過自幼酷愛讀書，蘇軾嘗雲：“小兒強好古，侍史笑流汗”[6]。“寢食之餘，百不知管，亦頗力學長進也”[7]。蘇過《藉書》詩記載藉讀《唐書》和《漢書》而整部鈔寫之事，可見其勤奮。觀其筆記《書田布傳後》、《書周亞夫傳後》、《蕭何論》、《記交趾進異獸狀》、《書二李傳後》、《讀楚語》、《書張騫傳後》、《東交門箴》等文，更知其讀書之精深。謫處蠻荒而勤學如是，乃知文化何以鐘於蘇門矣。
蘇過居潁作《送仲南兄赴水南倉》雲：
丈夫升沉何足道，竭身養志真奇特。閉門卻求文史樂……未覺軒裳勝蓬蓽（P200）。
這正是蘇氏傢風：重內輕外，重文輕仕。蘇門幾代人以著述傳世，其生命價值因斯文而不朽。
二、學陶以自適，是斜川之志的實用內涵
陳寅恪稱陶淵明是“吾國中古時代之大思想傢”，其“創解乃一種新自然說。”其“要旨在委運乘化。夫運化亦自然也，既隨順自然，與自然混同，則認己身亦自然之一部，而不須更別求騰化之術。”“唯求融合精神於運化之中，即與大自然為一體”[8]。後世文人學陶，首先就是學這種精神。
蘇軾之學陶，論者已多，茲不贅述。蘇過伴父讀陶、和陶，既學陶又學父，“陶學”即“傢學”，從而對淵明委運乘化，不喜不懼，輕軒冕而重志節，遺世俗而任性情，就自然以求自由的精神深有會心。《斜川集》中隨處可見淵明之影響。
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的首要用意是去偽存真，不違心逆志，不偽飾矯情。他因不堪官場之“真風告逝，大偽斯興”而歸隱，以養其“真想”“真意”，以求“含真”、“任真”[9]。蘇過深會淵明真意：“陶潛采菊時，尚復有真趣”（P152）。他還把孔顔樂處與淵明情懷融化為一：
男兒重志氣，勿使變窮達。寧甘一瓢樂，恥為五鬥折（P25）。
在真實的自然中，人會活得自自然然，無憂無慮：“世間孰真樂？心境遇相適。華屋與茅茨，何足係欣戚……真一撥新釀，九華襲前哲”（P50）。此即陳寅恪所論陶氏之“融合精神於運化之中，即與大自然為一體”。
蘇過《次韻淵明正月五日遊斜川韻》是其詩中最具淵明風神韻致之作：
春陰翳薄日， 磻石俯清流。心目兩自閑，醉眠不驚鷗。……澄江可寓目，長嘯忘千憂。倘遂北海志，餘事復何求（P37）。
他陶醉於隱居的自由之中：
吾廬不知暑，心閑自清涼。醉鄉豈難入？不假陶令觴（P159）。
陶令因“心遠”而不聞“車馬喧”；小坡因“心閑”竟連暑熱也“不知”了。陶令之醉意尚須飲酒；小坡之“醉鄉”連酒亦不必飲了。
不過自由從來就不是無代價的，放棄仕祿，忍受貧睏便是最基本的代價。陶淵明真正做到了棄仕祿而求自由，而蘇過終未能做到這一點。當朝廷對元佑黨人的迫害稍有緩和，他有了出仕機會時，他之學陶便由前半生別無選擇的輕鬆，變成了兩難選擇的沉重。他因此而處於行為和心靈分裂的痛苦之中。他終於還是出仕了。這是頗具宋人特色的精神現象：厭仕而不棄，學陶而不隱。就人生理念而論，陶淵明是“外儒內道”，唯“不歸命釋迦”[10]，執意棄官歸隱而不肯“隨緣”。宋人則儒、道、釋兼融，對佛教哲學中的“隨緣”觀深以為然。故宋人學陶主要是學其獨立、自由的人格精神，超脫平淡的處世情懷，任真率性的生活態度，“質而實綺，癯而實腴”[11]的詩風，而不取其歸隱田園的生活方式。
蘇過以“隨緣”之心為官，以解傢人口腹之急，正所謂“一廛未有歸耘處，五鬥聊為束帶人”（P330）。他為此不免“隱憂浩無邊”（P249），因而又需藉淵明精神以消遣煩憂：
地偏心遠人知少，酒熟詩成我自歡（P247）。
倦飛偶學陶彭澤，示疾還同老居士（P392）。
此期間他有許多詩篇言及此意。
陶淵明《五柳先生傳》所描寫的詩意的自由，是蘇過最為神往的人生佳境。“斜川終擬學淵明”（P408）。陶淵明50歲作《遊斜川》詩，蘇過便特地選擇了自己50歲這一年，卜居城西，“營水竹可賞者數畝，則名之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12]。今《斜川集》捲六有《小斜川並引》詳寫此意。
慕淵明隱逸之事，效淵明自由情懷，此即“斜川居士”之意。惜天不假其以壽，斜川居士52歲猝辭人世，終未能如陶淵明那樣隱居以享天年[13]。
三、對傳統文化博採兼容，偏取自由，是斜川之志的價值取嚮
仕與隱是士人的兩難選擇。但蘇過在大半生中並沒有選擇仕途的機會。這使他順理成章地學陶、學莊、學佛、學一切自由隱逸的生存範式。他因而對前代文化中的自由思潮情有獨鐘，不論學派門戶，凡自由思想皆兼收並蓄，表現出既寬容又明確的文化選擇傾嚮。雖然他在最後十年中曾七載為吏，但其自由哲學早已定型。斜川之志就是這種文化選擇的産物。雖然斜川居士之名因陶而得，但斜川之志的文化內涵卻不止於陶。以下擇要言之。
1、了悟無常的人生虛幻意識和樂生觀
蘇過詩文中屢見一種融合莊、釋，師承蘇軾的人生虛幻意識。人生因無常而顯得虛幻，這是蘇軾終生詠嘆的生命主題，也是傳統文人乃至人類普遍詠嘆的生命主題。蘇過出入於莊、釋，對人生短促、人生如夢、人生無常的感嘆一如乃翁：
人生露電非虛語（P8）。
人生如寄何足道，富貴貧賤隙白駒（P110）。
百年過隙爾，朝不及謀夕（P22）。
勞生養此夢幻軀（P14）。
嗟我晚聞道……蕭然百憂釋，夢覺兩於於（P338）。
世間出世何由並，一笑榮枯等幻塵（P59）。
這些話取意於莊、禪，而歸根到底乃緣於人類對自身生存之無常性難以把握而産生的睏惑。
所謂生存無常，比如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富貴貧賤、榮辱窮達、禍福得失等等，都具有難憑意志控製的無常性，或曰偶然性。這些無常和偶然本來也是實在的，但由於它們破壞了人類對恆常和必然的信心，所以便引發人們對變幻莫測的生存産生無常、虛幻之感。越是智慧者，越容易有此敏感。
既如此，那麽個體生命當如何自處呢？蘇過曰：“人生行樂耳”（P23）。此“樂”並非一般的世俗之樂，而是“物外閑人”的精神自愉。這種“樂”或如莊子式的“至樂”：“破鐺折腳自烹煮，中有至樂人所無”（P14）；或如孔、顔樂處：“吾聞顔氏子，簞瓢歡有餘。不知外慕樂，服膺在詩書”（P338）；或如孔、曾“浴沂”之樂：“敢師浴乎沂”（P23）；“雅志追沂浴”（P73）。
莊子的至樂以無為為前提，以精神自由為標的；孔顔之樂以樂道為旨歸；孔曾之樂以自由和優雅為志願。這都是精神貴族的高雅之樂。然而人類並不能離開物質而生存，那麽，怎樣處理內心與外物的關係，才能在睏窘的生活中保證精神之高貴和快樂呢？
2、齊同物我、心遊物外、隨緣自適的平淡情懷
有限與無限，生與死，仕與隱，富貴與貧賤，苦與樂，禍與福，是與非等等本來都是人生必須面對的實際問題，但在莊、釋哲學中，它們卻變成虛幻飄渺、可以超越的心外之事物了。莊子用相對主義，釋傢則以虛無主義來否定它們對於人生的價值差異，引導人們漠視一切心外之物，齊同物我，解除對長壽、名利、俗生享樂的迷戀，從而使主體精神進入一種超脫俗生世事、物我兩忘、自然而然、隨緣自適的快樂境界。蘇軾“黃州、惠州、儋州”的謫居之作就充分地演繹了這種達觀萬物，超脫世事的適性逍遙精神。
蘇過熟稔莊、釋哲學，他的詩文中，充盈着莊、釋精神。紹聖二年他在惠州作《颶風賦》，因颶風而論“大小出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的相對之理，藉大鵬以示不憂不懼之意。元符元年在儋耳作《志隱》，以蘇軾所信奉的順應自然、隨遇而安、安貧樂道的思想來寬慰父親：
子知魚之安於水也，而魚何擇夫河漢之與江湖？
他在惠、儋時期寫的詩文，有許多都含有援道、釋以寬慰父親的用意：
世間出世無兩得……不涉憂患那長生……人生露電非虛語，大椿固已悲老彭。蓬萊方丈今咫尺，富貴敝屣孰重輕（P8）。
他在安慰父親的同時，其實也在安慰自己。莊與釋是他終生的精神伴侶。
他熟練地掌握了莊子“齊物”、相對的思維方式，從而對榮辱窮達等一切生之係纍有瞭解脫之道：
達人齊萬物，愚士蔽一麯（P196）。
人間何往不自適，陵生且復為陵舃（P284）。
他又禪學中找到了同樣能安頓靈臺的法門。在郟縣居喪，他結束了多年侍親的勞頓，得以靜下心來思前想後。《北山雜詩十首》最能代表他此時的心態：“不如觀此心，安用徒勞苦。湛然返靈源，當求無所住”（P148）。他以佛門居士自命：“在傢空學小乘禪”（P148）。居潁十年，他常和叔父、朋友談禪：“掩關頗得禪傢味”（P150）。“公今觀此心，湛然忘客主。坐了一大緣，固已遺能所”（P152）。他雖未遁跡沙門，卻自信通曉佛理：“我觀浮屠法，成佛須我曹”（P235）。
然而他畢竟無心皈佛，他像父親一樣，實在是個雜傢。不過他不像父親那樣始終以儒學為本位。他是個自由的雜傢。《和母仲山雨後》其四可見其融莊、釋、陶於一爐：
能琴何必弦？但曉琴中趣[14]。學道何所得？知迷即真悟。
嘗觀指非月[15]，要似足忘履[16]。歸吾無所歸，茲焉定歸處。
他還把道教神仙之說納入自由哲學的大拼盤。居潁所作《叔父生日》四首，《次韻叔父黃門己醜歲除二首》等，即類雜傢之篇什。
3、厭仕忘憂、思慕隱逸的自由願望
不論觀念構成多麽寵雜，其實斜川之志的要義終不離兩端：身求隱逸；心求自由。因此，他所思慕的都是遠離仕宦的自由人。學陶、學莊，已如前述，其他如巢、由、夷、齊、沮、溺等上古隱君子，都是他精神樂園中備受思慕的前賢（例證略）。范蠡、張良功成身退，蘇過對他們的功業不感興趣，卻仰慕其扁舟五湖的自由和瀟灑，明哲保身的睿智。還有淡漠功名、甘於平淡的馬少遊，更是蘇過終生認同的精神朋友。自由意味頗濃的魏晉人物也頗得其贊同。儒傢士人的自由生存範式，蘇過同樣樂於接受。如此種種，茲不詳述。
結語
斜川居士雖如東坡居士融匯儒、道、釋諸傢之生命哲學，然亦有所不同。蘇軾自幼即有“範滂”之志，自入仕途後，一直心存一份“達則兼濟天下”的熱忱，他因而首先是一位儒者，而且最終仍是儒中之達者。衹是在仕途坎坷窮睏之際，他纔援道釋入儒，以自由精神自救。而蘇過則純然是一位自由士人，斜川之志就是自由之志。他根本就看透了“兼善天下”的理想是無法自主實現的。從父輩的經歷中，他得到的主要是對濟世理想的否定，並因此而由衷地嚮往布衣文士自由獨立的生存境界。在物質的貧睏與精神的富有無法相容時，他寧願選擇後者；在功名利祿與自由獨立無法相容的情況下，他寧願選擇後者。蘇軾疏離仕途，學陶以自愉，援道釋以自救，多少有點不得已而為之的意味；而這一切對蘇過而言，自覺自願的意味就比蘇軾多得多。蘇過的一生是平淡的，遠不及蘇軾波瀾起伏。但他的平淡正可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平淡中藴藏着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的自由傳統，顯示着宋代文人普遍鐘愛的淵博、達觀、寬容、淡泊的情懷。
（刊於《廣東社會科學》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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